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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谌〕枇恕！保ā度商米孕颉罚嗣癯霭嫔纾�1998年第176~177页）
对一位卓有成就、饮誉中外的老学者，横加强大的政治压力，逼他“忏悔”，而后“自责”这只有在文化专制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才做得出。老先生内心隐忍和痛苦之深，可想而知。
这一页“漫漫长夜”，不堪回首，就算翻过去了吧。痛定思痛，先生已八十高龄，决定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以随后二十多年之功，在溘然长逝之前，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真可谓人间奇迹！
“新编”新在何处？我才疏学浅，不敢妄评，至少从第六册起续上了原《中国哲学史》的近现代部分，算是一“新”吧。这个时期的开始亦即继“经学时代”结束后的新时代。这是前面所说的“中西之交，古今之异”显现出来的时代。这个时期具有古今中外错综交汇的时代特点，“纯粹”的哲学不足以驾驭这个时代，冯先生的思想豁然开朗，第六、七两册实际上是哲学史、思想史以及政治思想史结合或融合的历史，这是非常有创造性的、视界开阔的写法，如第六册中以黄宗羲、颜元、戴震的批判精神开其端，立即转入晚清的几段时代思潮和代表人物的思想。其中全突破了流行的成说。指出洪秀全引进的并不是西方真正的基督教，而是以民间迷信为底本引进了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洪的“理论”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中国将会“倒退”到欧洲中世纪的状况。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阻止了历史的“倒退”，是立了一功；当然他的“洋务措施”是为了维系满清的统治，是没有疑问的。他还说洪秀全代表的是“农”。曾国藩代表的是“工”，从这点看洪代表“倒退”，曾代表“进步”。这又是冯先生自认为的“非常可怪之论”。
写到第七册时，进入了现代，冯先生已是九十高龄，一生丰富而曲折阅历使他的思想越加深沉、老练而生动，心态越加自由，摆脱掉沉重的精神枷锁，他感到“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在这一册里，不仅评述了作为纯粹哲学家的熊十力、金岳霖以及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评述了陈独秀、孙中山、毛泽东等这一时期不可绕过的历史人物的思想。老人可能预感到，有些话与时论不合或相悖，不一定能出版。所以在“自序”中写道：“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
果然不幸而言中，出版社终于拿不出能够摆明的任何理由或托词，硬是没有把第七册与前六册一并出齐，被稀里胡涂地至第六册“截肢”了。一个变通的方法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把第七册单独印出，改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原来的第八十一章“总结”本是全七册的“总结”，改成了“第十一章”，“总结”变成了“现代哲学史”这一单行本的“总结”了。这是出版业的一桩奇特的现象。但是还多亏了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才使第七册得为海内国人所见。
这篇“总结”，写得挥洒自如，了无挂碍，远至天地，近在人文，古今中外悉熔冶于老人心中，极概括，极凝炼，在告别人世之前，他再次引用柏拉图关于洞穴人初次见到阳光时那种“善的理念”的故事，再次念叨他一生奉为座右铭一般的“横渠四句”，告诉人们要看重思想，因为“思想是人生中的光”，祈盼着“仇必和而解”、“为万世开太平”的未来世界；像康德一样把永久和平托付给人类社会的来来。
四、行文风格
最后，讲几句冯先生的“行文风格”，我学习他的著作时，经常感到，无论是文言、语体，都非常之“顺”，晓畅通达；把高深的哲学问题写得那样明白，那样深入浅出，没有一般哲学著作的“哲学腔”。这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冯先生就算不是惟一的，也是极罕见的。诚然这不单纯是文字问题，而首先是把问题吃透了，看穿了，才能举重若轻。惟深入才能浅出。他常用一些“大白话”对深奥的复杂的问题作点睛之笔，一语道破。
如大家都知道的，冯先生常说哲学史是“照着讲”，哲学是“接着讲”。
如他讲历史的农民运动，即使“成功”了，也不过自己当了另一朝皇帝，他不会选举一个总统，因为他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力。
“二律背反”是康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看问题的方法论，康德说“二律背反”把他从“独断论”中唤醒。冯先生著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个法则分析矛盾问题，达到圆熟的地步。冯先生戏称之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如他讲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用中国传统画月亮的两种方法作比喻：一种是在天空画一个圆圈，是所谓“正”的方法；另一种是涂上一片云彩，中间留出一块空白作为月亮，这种画法称为“烘云托月”，是为“负”的方法，即不是先说事物的性质是什么，而是先说这种事物的性质不是什么。（这个比喻冯先生不止一次用过；我至少在《新知言》中讲形而上学的方法中见过；在《新编》第八十一章“总结”又见过）
冯先生作文从不装腔作势、故作高深，这类深入浅出的例子在冯著不胜枚举，从他青年时期的文章到他九十五岁的《新编·总结》，行文一贯如此，越到老年，越加炉火纯青。
冯友兰先生留给后人的，是一宗取之不尽的学术宝藏，不仅治哲学者应该继承和挖掘，广而言之，治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者，也可以从中取得意想不到的收益。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名作The Inner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被译为中文，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5月出版。关于此书的学术贡献，多处评论，兹不讨论。然而在中的错误。其出现密度之大，令我怀疑是否该买这本书。作为一名也经常从事专业文献翻译的人，我觉得从提高学术和文化交流的准确性、避免因转译错误而造成误解这个角度而言，有必要指出我所注意到的一些错误。希望能够引起译者的注意，除了对这份《文献目录》做一些改进，也不妨重新审视一下正文的翻译，以求呈现给读者一个有更高价值的译本。
第一眼看去，书的标题就有问题，此书的副标题应译为“宋代妇女的婚姻私生活”，而不是现今中译本所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而且书的封面和扉页所附的英文标题是The Inner 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Women in the Sung Period，书的封三版权页上所出现的英文标题则是The ln…net Quarters：Marriage and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注意，前者在lives之前有定冠词the，后者则没有，在附列原书的标题时都会出现这样的不一致！那么该书的原名究竟是哪个呢？在网上检索了一下，知道应该是thelives，版权页上印的是错误的。
《西文参考文献目录》中的错误大而言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名翻译的问题，另一类是文献名称翻译的问题。
一、人名翻译
《目录》中涉及的人名有两类，一类是海外华人学者，一类是西方血统的中国研究者，处理这两个群体的中文名字时，译者都出现了不同性质的问题。
1、关于海外华人学者
对于海外华人学者的名字，有一类是本可查知其中文名字的。对于这一类，出现明显的翻译错误，多少有些对本人不敬。以下四人的名字就错得离谱（破折号之后为该书译者所给的译名，括号中数字为中译本页码，下一段亦同）：陈荣捷（Wing…tsit，Chan）——詹（第278页），秦家懿（Julia Ching）——青（第279页），李敦仁（Dun J．Li）——李（第291页），柳无忌（Wu…chi Liu）——刘（第291页）。译者既然可以写出林语堂（Lin Yutang）、刘子健（James T．C．Liu）、刘广京（Kwang…Ching Liu）（以上三个并见第291页）、杨联陞（Lien…sheng Yang）、杨懋春（Martin C．Yang）（以上两个并见第301页）的名字，对于同样为业内人士熟知的陈荣捷、秦家懿、李敦仁、柳无忌的名字却如此漫不经心，颇有些不可思议。
中文名肯定写错的还有：陈荔荔（Li…li Chen）一陈丽丽（第279页），方闻（Wen Fong）——冯文（第283、295页），何惠鉴（Wai…kam Ho）——何维凯（第286页），陶晋生（Jing…shen Tao）——陶晋升（第297页），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罗（第291页）。而以上几个人名，都可从《美国中国学手册》上查到（孙越生、陈书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但该《手册》中把陶晋生错写为陶京生）。
另一类是一时无法查到中文原名而以音译的，这种情况按照惯例应在译名后加注“（音）”，让人知道这个译名只是音译而可能不是作者本名，若有读者知道自可补充，同时也为译者留下余地，不失为负责任的态度。但在这份目录中，华人学者的中文名有的只译姓氏，译出全名的后面无一有此标志。这样一来，读者会认为这个译名是准确的，贻笑于知者而贻害于不知者。这些例子目录中随处可见。
此外，对于早期华人姓名和当代中国大陆地区以外华人姓名的拼音惯例，译者应有所了解而力求符合，不能杜撰，比如Chung，Ling这个名字中的姓氏Chung一般应对译为“钟”，但译者竟然创造性地译为“憧”（第279页）。类似的还有Chung，Priscilla Ching一名，此名可能表示其人原姓Ching（秦），英文名为：Priscil…la，婚后加夫姓Chung（钟）；也可能表示姓Chung名Ching，又附英文名。译者译为“崇青”（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