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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权威指令是承认该权威的人的行为理由。如果一个人承认某个权威的合法性，他就应当服从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只要他服从权威，他个人的价值观就要服从权威的价值观。
三、法律权威作为排他性行为理由的特征
拉兹在其另一本著作《自由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Freedom，ClarendonPress，Oxford，1986）中指出，权威作为排他性行为理由与三个规范性命题密切相关，即依赖性命题（Dependent Thesis）、替代性命题（Pre…emptive Thesis）、规范正当性命题（Normal Justification Thesis）。这三个命题解释了权威作为排他性行为理由的特征，即依赖性、替代性和正当性。（1）依赖性命题主张，权威性指令作为排他性行为理由与案件所涉及的其他理由有关，它不是独立于其他相关理由的一种理由，而是以其他理由为基础，对其他理由的概括与反映。所以，排他性理由又可称为依赖性理由。但是，应当注意的是，依赖性理由并非在事实上反映了它所依赖的其他理由的权衡，而是应当反映这种权衡。（2）替代性命题意指，依赖性理由意欲替代它所依赖的其他理由。当事人服从裁决者的指令则意味着认同他对各种理由所做出的判断，而不是当事人自己对各种理由的判断。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限制自己对理由的权衡和判断，或者应当阻止自己对错误裁决（由于忽视了某些理由或者错误认定了案件的某些重要因素）的指责。排他性理由所替代的仅是基于其他理由的行为，换句话说，排他性理由仅仅影响人的行为，而不影响人们对理由的权衡；实践性法律权威是行为的理由，而不是信仰的理由。（3）规范正当性命题的基本涵义是：确立某人对他人拥有权威的通常方法，涉及
证明当被宣称的主体将权威性指令视为具有权威性约束力的规范并试图遵守它们时，最好是遵守适用于他自身的理由（不同于被宣称的权威性指令）；然而，这并非要求他遵守直接适用于其自身的理由。这段晦涩难懂的表述，其实说明了如持的理由，而不是行为人经过自己的权衡而得出的理由。规范正当性命题用来证明法律权威的正当性，但是，法律权威的正当性并非直接来自于道德，而是来自于法律的规范性。其实，规范正当性命题规定了个人接受或承认特定之人拥有排他性权威的一项实践原则，同时也为鉴别法律体系的正当性设置了条件。
上述三个命题相辅相成。（1）权威行使的目的就是为社会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人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在于它依赖于各种考量因素。但是，权威的强力体现在它的替代性。权威所支持的行为理由既不属于其他理由，也不与其他理由并列，而是以其他理由为基础，对它们的概括与反映。结果是：它替代了其他理由成为终局性解决方案。（2）权威的依赖性加强了其正当性的说服力，主要缘于依赖性命题是有关权威应当以何种方式行使强力的道德命题，它使得强力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尊重行为人所持理由的基础之上。规范正当性命题证明权威的正当性在于，行为人所遵守的正当性行为理由是权威性指令所支持的理由，而不是行为人经过自己的权衡而得出的理由，由此，依赖性命题在实践权威中的合法地位可见一斑。（3）在实践中，权威的依赖性与正当性都是为实现权威的替代性造势，以完成权威行使的目的。
四、反思司法过程的性质
实践性权威观的用武之地在司法过程中，它对司法的功能有着深刻的理解。透过拉兹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司法过程的性质。既然权威性是法律的本质特征之一，那么法律体系拥有权威，则法律指令（法律和司法判决）在司法实践中扮演着排他性理由（pre…emptive reason）的角色。也就是说，在实践推理中，法律指令不仅是履行或克制履行其要求或禁止的行为的理由，而且是克制按照与其相关的其他理由行为的理由。
并非所有的权威性指令是法律，并非所有的权威性规则体系是法律体系。但是，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应是权威性指令，这表明社会中存在着对其成员主张权威的制度或组织，它要求社会成员遵守某些行为标准，这仅仅因为它们是由权威宣布的，而不管在其他方面它们是否是正当性标准。既然权威的本质不考虑任何其他正义因素而宣布有约束力的指令，那么在不参酌正当性论证的情况下确认这些指令应当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有特定行为公布法律以及根据公共可知的行为标准解释法律，而不涉及道德论证。（第45页）
举例来说，合同双方当事人就“如何履行合同才是正当的”这一问题无法达成共识，于是他们将此争议提请裁决。裁决者最终会选择“唯一公正的结果”形成其判决。判决书中所描述的“唯一公正的结果”也许是存在的，但这对理解判决书的法律效力是毫无助益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争议双方能够认同判决书中的“唯一公正的结果”，他们就没有必要在起初将争议提请裁决。裁决者的职责并不是帮助争议双方发现“唯一公正的结果”，事实上，为了避免对什么是最好的争论，他们的职责是宣布权威性指令，提供终局性的解决方案。这一指令虽然在争议的其他理由的基础上形成，但是裁决者所做的裁决意欲替代争议双方现实裁决就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将重返起初的争议状态。
拉兹的实践性权威观是服务性权威观，其服务性体现在服务于法律的主要功能：即指引人们的行为，“法律应当有指引主体行为的能力”（第186页），这有助于行为人依据对他们有约束力的理由而行事。因此，司法的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落实一个解决方案，较为明确地指引人们的行为。当正义或法律的要求不明确时，当公正的司法裁量过程中充斥着难以权衡的利益冲突时，甚至当“唯一公正的结果”只是一个神话时，落实一个解决方案之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法官负有绝对的义务去增进其所主张的解决方案的可接受性。在一定意义上，判决的可接受性与其公正性不相干，因为正确的判决同样有可能遭受指责。当然，人们有权利对判决进行评论甚至是指责，毕竟，法律权威的实践价值只是对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信仰产生影响。套用马克思的公式，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实践性法律权威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不过，在法治社会，依法行事或者说依判决行事始终是人们的最高行为准则。当我们还对法律或判决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时，我们更应该懂得依法（判决）行事是公民不容推卸的义务，这本身也是行为合法化和正当化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实践推理中，法律权威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在各种考量因素和具体判决之间，它发挥着协调的功能。在司法过程中，法官的判决一方面要满足当事人的诉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法律对社会的控制。从理论上说，司法过程中的这两种追求并不矛盾，因为法治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利益追求。然而，实践远没有理论构想得那么协调与完美。在个案中，对当事人利益的最大满足，往往以牺牲法治价值为代价。法律的普遍性决定了法律只能在低水平或中等水平上实现和保障人们的利益追求；也只有在这样的水平上，人们才能对利益的实现与保障达成基本共识。通常社会生活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容忍、合作和协调，以维持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然而，不同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对容忍、合作协调的恰当方式持有不同的看法。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是，它不仅通过制裁提供服从的动机来确保社会合作，而且为这种社会合作设计了可行的行为模式。（第45页）在此种意义上，司法过程中法官依法办案，就是引导当事人的利益追求符合社会公共可知的行为标准、社会惯例以及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原则。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依赖于司法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司法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亦并非最好。司法裁决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这缘于法律的局限性。拉兹认为，法律体系所包含的行为标准都是以某种方式与相关审判制度的运行相联系，这是法律制度特性的涵义。（第39页）由此可见，法律的局限性表现在：它既不包含所有的正当性标准（道德或其他），也没有必要包含所有的社会规则和习俗，而仅包含其中的一部分，即那些具有制度关联性的标准。（第40页）此外，我们也不能以道德因素作为判断某一体系或规则是否是法律体系的条件。所以，司法过程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指引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告诉人们这样行为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在法律规则的规范性判断与评价性判断之间存在着裂缝：对规则的规范有效性的正立不取决于其背后的价值。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法律切断了其与外部的联系，从而保证了其在最大程度上成为持不同价值观的人的有效性行动标准。因此，法律权威就是依其规则本身所建立起来的权威，规则的存在构成了权威指令正当性的理由。其实，在一个现代社会，法治的权威要比法治的正当更为重要，因为权威比正当更为明确。正如拉兹所言，“与其在个案中制造不确定性因素，还不如制造困难。”（第27页）不确定性将鼓励人们钻法律空子，因此会挫败人们的预期，阻止人们的计划，造成法律滥用，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混乱，这恐怕比有问题但明确的判决更让人难以忍受。在一个到处需要人们合作的社会里，法律权威的品格确保了人们最大程度地分享共同有效的行为标准，最大程度地建立人们交往行动的共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