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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在那样的地方（外国），我恐怕不会有上述思考的。当初写作此书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要在美国出版。因为书中讨论的主要是与日本的文学状况相关的一般常识性事项。
所以，到了1983年有人要英译此书时，我便踌躇起来了。虽然最后同意他们去翻译，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做一些修改。可是，后来译者那边一直杳无音讯，到了1990年前后英文翻译稿突然寄到我手上来，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要是坚持对原作加以修改的话，译者又要返工而多费周折的。考虑到这一点，我放弃了修改全书的计划，只补充一个新的章节加了若干的注释并写了后记。
现在，我对自己的旧作很有些不满。原因之一，就是出版英文本的时候，我更多地考虑到文学特别是言文一致以后的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问题。这恐怕是受到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或者九十年代初学术思潮的影响所致。因此，在英文本序中，我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另外，在稍后《起源》被翻译成德文、韩文和中文之际，应译者的邀请我分别写了序言，面对未知的他者（各国读者），又让我不断思考起自己的著作究竟写了些什么。
然而，去年计划出版《定本柄谷行人集》我又重读一遍《起源》，感到现在自己的关注重点与此前已大不相同了。或者说我又回到最初写作此书的观点上去了。比如，当今的民族主义并不需要文学，新的民族之形成也不必文学参与。民族主义虽然没有结束，但现代文学已经终结。我深深感到，现代小说这东西实在是一段特殊历史下的产物。
这样想来，我在1970年代后期追问现代文学的“起源”时，实际上这个文学已在走向终结了。如果没有感到其“终结”的到来，何以会去其追问它的“起源”呢？总之，我再次感到“作者很难读懂自己的著作”。（载2004年7月18日《朝日新闻》）
这篇文章里，柄谷行人虽然最终意在强调“作者很难读懂自己的著作”，但还是清晰地记述了他对《起源》一书，其自我认识的变化过程。他至少向读者暗示了阅读此书的两条可能的线索。一是从当初的写作意图来讲，他是在七十年代末于美国这一“外部”的场域获得了从“起源”上观察“日本现代文学”的视角，又在与保罗·德曼等耶鲁学派解构主义运动成员的交往中发现了颠覆“文学现代性”的方法。据此来分析成立于明治二十年（1890）前后的“近代文学”，发现并证实下面这样一些事实，即我们长期以来认为无庸置疑的“现代”“文学”等概念并非普世性的价值观念，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客观描写、内心自白、言文一致的口语化书写语言等等，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即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起源于西欧而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现代性”文学的一种“装置”。那么，发现了它的起源就意味着可以预见到其“终结”，《起源》一书当初就是要指出这个“现代文学”正在走向终结，如同现代性思想和社会已经在七十年代前后发生转型一样。这可以称之为从“文学与现代性关系”的视角来阅读的线索。二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柄谷行人接受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及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觉得《起源》一书虽然当初没有自觉到，但实际上包含了文学在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建设上所发挥作用的内容，是可以做新的阐发的。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的共谋关系”这一视角来阅读此书。而且第二种阅读线索在整个九十年代都得到了作者的刻意强调，我们看柄谷行人所写的英文本、德文本、韩文和中文本的“序言”就可以明了这一点。
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名著，不同的读者可以有多样的解读，甚至原作者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问题是原作者到了最近又对第二种解读线索表示了“不满”，强调自己的认识回到了当初的写作宗旨上。作为中文本的译者，这使我感到应该对此有所交代，因为我的“译者后记”依据柄谷行人当时对第二种阅读线索的强调，而突出了《起源》一书在解构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上之共谋关系的一面。记得有一位同行朋友在看了那篇“译者后记”之后就曾对我笑曰：原作的意味很是丰富，虽然时有难解而不甚明了的地方，读了你的译后记就觉得问题很是清晰了然了。对于我们不懂原文的中国读者，你的解读可是至关重要呀。我当时没有马上反应过来这朋友的笑谈是在肯定还是否定。现在，读到上引柄谷行人的文章，才恍惚略有领悟。作为译者所提供的一种解读线索说不定会遮蔽原作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呢。
正因为如此，我在上面特意全文抄译了柄谷行人最近那篇随笔，希望能给中国的读者提供更多的解读《起源》的背景资料。不过，有一个翻译过程中的细节还是应该交代几句。当1999年前后我接受北京朋友的建议，开始与柄谷行人联系此书的中文本翻译事宜时，他就主动建议要把发表于1992年的《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一文收入中译本。原因是，这篇批评雅克·德里达只局限于西方谈“声音中心主义”而强调在十八世纪的日本也出现过试图摆脱汉字文化压迫的日语声音中心主义的文章，与《起源》一书在内容上有密切联系。今天想来，这篇文章与英译本作者序（1991）的写作同时期，正是柄谷行人参照“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来重读自己的《起源》之时。到了1999年前后建议收此文于中译本，说明他依然期望读者从“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的共谋关系”这一阅读线索来理解该书。也因此，有了我那篇中译本“译者后记”。至于他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产生“不满”则是在那之后。
2000年6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应邀来日本法政大学（柄谷执教的大学）
与柄谷行人同台讲演。安德森的讲题是《被创造的“国民语言”——不存在自然生成的东西》（Nothing es Naturally：The Creation of“National Languages”），柄谷行人的发言则是《语言与国家》（两人的讲演同时刊载于2000年《文学界》10月号，东京）。我们仅从安德森的讲演题目就可以看到，时隔十几年之后，其思考的框架依然是文学语言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从内容上看也只是增加了有关泰国、菲律宾方面的资料，论证国语与国家民族的语言未必一致，实际上是长期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就是说，现代国语国民文学并非自然生成之物，而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工塑造出来的。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载体，国语保证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而柄谷行人则在上面提到的那篇《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旧稿基础上增加有关现代资本主义“三位一体”（资本、国家、民族）牢固结合的自创理论（参见柄谷行人新作《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2001），实际上对安德森1983年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和置疑。他面，而忽略了民族国家与“资本”结合所构成的“实体性”方面。虽然可以说明远离现代性中心的地域（印度尼西亚等）其民族主义兴起的基础和原因，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当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新一轮的民族主义运动（东欧、中东等）不再需要“文学”的参与而是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等联系在一起。恐怕正是对文学与民族国家或者民族主义的关系有了这样一种新的认识，才导致柄谷行人在2004年重读《起源》时，开始强调自己“又回到最初写作此书的观点上去了”。
以上我就《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问世25年来原作者对自身著作认识的变化过程做了简要的追溯和梳理。那么，所谓“两条可能的阅读线索”究竟哪一个更接近于原作呢？这就不是译者所能回答的了。其实，读者是尽可以放开视野去自由阅读的，如果上面提供的材料能够刺激中国读者思考而做“积极阅读”，那已经是喜出望外的了。另外，还有一个侧面值得我们留意，那就是柄谷行人在书里书外前言后记中给我们提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2003年“中文版作者序”指出：“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的确，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文学向其固有力量的回归将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宣告了“近代文学”的终结，是否意味着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小说为中心的国民文学，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已然消失而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呢？又比如，上面抄译的柄谷行人文章在谈论“文学与民族国家”关系时强调：“当今的民族主义并不需要文学，新的民族之形成也不必文学参与。民族主义虽然没有结束，但现代文学已经终结。”确实，观九十年代以来冷战格局的解体和东西两大阵营的土崩瓦解之后，新一轮的民族独立和少数族群分离运动已不再依靠文学的力量。那么，曾经具有“想象”民族创生国家功能的文学将被宗教或者别的什么完全取代吗？今天的“文学”是否只剩下了“审美”、“娱乐”、“游戏”——消遣的功能？在民族国家还远未是否还可能是文学的功能之一，虽然不必是以往那样惟一的功能？我想，这些也都是很有价值的课题，值得我们与柄谷行人一道去深入思考。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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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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