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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那么，他们的主张何以被时政所拒绝呢？这其间原因很多，其中，稳定一统的周代国家政权衰微是儒学不得其用的根本原因。儒学的基本政治组织背景是周代礼制国家，它是对周代礼制的恢复建设努力过程中形成的学派。它的实施，需要一个稳定的相对一统的政治形势。儒家的礼义仁政是一种治国长策，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见效的，而诸侯各国相互攻伐，需要的是及时有效的解危救亡之术，迅速的富国强兵之策。如果说春秋时期还有霸王扶持天子，全天下还有一个主题：尊王攘夷，那末战国时候就不再尊王了。诸侯国所要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自己怎么去做号令诸王的霸主，一个则是自己怎么在危机中保存自己。儒生周游列国没有实现调动侯王的目的，此时策士们做到了，文士们第一次尝到了调动驱使侯王的快乐。
春秋时诸侯争霸，主要依赖实力和威望，必须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大国，方有称霸天下的可能。小国不可以争霸，宋国争霸，大家都认为不行。而战国时期不一样，每个国家都感到自己可以当一次头，带领大家去把谁讨伐一把。春秋霸王有准天子色彩，盟会以后，霸主有保护诸国的责任；而战国时期的盟会是建立一个临时利益共同体，领头的是召集人。这样的头，赵国作过，楚国作过，秦国也作过，连中山这样的小国也想作。这些小的侯国通过这种方式一是自保，另外，当一次合纵长或者召集人也是一种价值实现。战国的召集人与春秋不同，春秋是霸王一声令下，其他诸侯惟命是从。而战国时要调动其他诸侯，需要使者去游说，能说通就行，说不通事情则办不成。那么，事情的成败就与游说息息相关了。策士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他们是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生存和发展急需的一个社会角色。不管是弱国还是强国，策士都为政治生活所必需。由于关系到生存与发展，策士由边缘走向了中心。
各国这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与开明，大多虚位待贤，厚待策士。各国的相位是开放的，不管来自于哪个诸侯国，不管出身于哪个阶层，真正是唯才是举。策士不仅仅是充当说客，一旦国王被说动，马上就会得到卿相之位，获荣华富贵，参与诸侯国家事物的决策，或者主宰诸侯国的命运。苏秦和张仪都出身贫寒，然而他们或在赵，或在秦，都是地位高崇，并为其他诸侯国所器重。各国国王大都很谦虚，都称寡人无知，先生教我，愿以国从等。这些说法，有的是客套，是当时特有的谦词，但不少还真是真心的。因为这时的诸侯国有危机感，弄不好土地就被削走了，甚至就被人灭国了。这在春秋，尤其是在春秋早期和中期，是不大可能的。那时，灭国不是一件道德的事。大国不是灭掉小国，而是要保护小国。所以，有人作霸主对小国来说是件好事。战国就完全不一样，一战过后，如果被灭，便成为大国的郡县，祭祖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诸侯国的危机是空前的，他们急于招集各类人才为王国服务，机遇就这样降到策士们的头上。
策士们与诸侯国王讨论的主要是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合纵与连横是两种基本形态。所以，策士中最耀眼的主角是苏秦和张仪，同时还有一大批富有才华的策士群体。苏秦合纵，联合东方各国对付秦国的东侵；张仪连横，以秦为主，联合数国对付其他。但是，诸侯国之间也远远不只是这两种形态。东方诸侯的联合也有针对东方大国的。策士有两种基本游说倾向，一种是吹，说对方怎么怎么厉害，多么多么强大，只要联合谁谁谁，就会称霸天下云云；一种是吓，说对方怎么怎么渺小，多么多么脆弱，假如不联合谁谁谁，就会亡国灭种云云。除此以外，也还有许多较为客观的分析，但大多急功近利，有强烈的针对性。在错综复杂的时局面前，要解决现实危机，非有出乎寻常的智慧不可。所以，策士的游说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分析，大多想象大胆，设计缜密，引古鉴今，发人深省。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方案设计方面，策士们表现出一流的智慧。他们的游说技能及其不循常规的问题解决思路，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他们面临危急时的自我解救，以及穷厄时刻的奋起，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奋勇前进的精神，给人们以巨大鼓励。如苏秦的悬梁刺股，成为勤奋的典范，世世代代都在鼓励着人们去为理想而奋斗。策士们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正面的有价值的遗产。
对多数策士来说，他们的个人利益诉求很高，取卿相富贵是其行为的根本目的，他们的社会价值是在个人价值实现过程中连带出现的。他们不顾及传统的价值规范，朝秦暮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为势利之士，这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
端。但是，这也并非所有策士的写照。一些策士也十分努力维护自我人格的尊严，如鲁仲连提出的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最高原则，几千年来一直受人尊崇。所以，策士成分是多元的，这不仅仅表现在价值取向，而且表现在服务对象以及服务的方式上。他们有的在周天子的蕞尔土地上奔忙，有的在强大的诸侯国国王面前游说，有的为封君出谋划策，有的则为卿相将领排厄解困。游说是他们的主要行为手段，但他们不仅仅只有口头功夫，有的能够杀身成仁，谋刺暴君，有的则习计会，为封君管家理财，甚至鸡鸣狗盗，身怀各种绝技。总之，策士是那个时代一批最有才华，影响最大的阶层。
那个时代有太多太多的魅力，也留给后人太多太多的感慨。那是一个没有长策的时代，也是缺少道德规范，诚信失落的时代，那时，欺诈与武力是胜利的法宝。这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不是件好事。所以，后来秦王朝依赖诈力夺取了天下，可仅仅存活十余年，他们在战国时期的价值选择，对王朝建立以后的命运是有深远影响的。而对于策士，他们有那样的绝世才华，而命运却掌握在他人手中，只能选择依附他人才能实现其价值。苏秦、张仪，为诸侯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但最终命运悲惨。秦王朝的儒生更是被坑埋于地而成为千古奇冤！一个没有独立性的阶层，它的出路在哪里呢？他们多数是强权价值的鼓吹者，是不是他们参与掀起的浊浪最终也把自己吞没了呢？战国策士们的智慧值得欣赏，他们的命运更值得反思。对此，刘向编撰《战国策》时有篇书录写得非常好，本书录于卷前，请读者参看。
由于《战国策》是以策士游说为中心的一部史书，所以，本书的编选便打破了原书以国别分类的编纂形式，直接以策士为中心重新编辑，以体现该书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在众多的《战国策》选本中的一项新的尝试。事实上，原书以国别编撰，由于必须以策士为核心，所以一国之策也往往有多国之事，所编不尽科学。我们这样重新编排，读者不仅可以把握《战国策》所表现的中心，也能对战国社会的重要角色——策士群体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成为一部真正的战国纵横家书。
本书所选策士大致以出场时间为序，又注重不同事类的相对集中。其首篇选严率，不仅因为他是《战国策》第一篇第一个出场的策士，更因为他直接面对的是周君的传国九鼎被秦人索取，清楚地表现了战国时期，天子权威彻底瓦解的现实，而解除周君暂时危机的不是武官悍将，而是策士。接着编排合纵和连横两大派系的策士。据有的专家考证，可能在历史上张仪先苏秦出，但《战国策》不仅将二者并为同一时代，而且将张仪表现为成功后于苏秦者，我们还是尊重《战国策》的这种选择，先苏氏兄弟，次张仪，并一批相秦者；继而编排六国策士为国内政外交的策划。其中，我们把封君的门客作为策士之一类穿插其间，以见战国策士的丰富层面。最后以荆轲作结尾，不仅是时代相对晚近，也因为此时策士的游说已经进入尾声，由于七雄较量，秦国逐渐浮出水面，完全可以以用武力短时解决问题；策土言论也无关紧要，策土由说客变为侠客，荆轲悲壮的死去正象征着策士时代的终结。
本书的编撰方式是一种探索，是否合理，诚请专家和读者批判指正。
（《战国策选评》，田兆元、孟祥荣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6月版，15．00元）
“人生若只如初见”
■ 朱伟一
我顽固地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外语不好的人不会是一流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可以用法语创作，而且还通德语。《日瓦格医生》的作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以翻译谋生干了十年。托尔斯泰、普希金，这两位作家都会法语。契诃夫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海明威干脆常驻国外。中国近代叫得响的作家也一样，不仅懂外文，而且大多是“海归”。鲁迅、钱锺书、郁达夫、梁实秋，都在国外留学或游学过。连老舍这样专写老北京本土文化的作家，也曾在英国长期留学。什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话我就不信。《红楼梦》怎么一出国门就成了弃儿？金庸笔下的武侠纵然是上天入地，也只能在华人圈内格、杀、打、扑。
或许我对单语作家的看法是错误的，所以我热切地期盼通晓外语的中文作家出现，以检验我的假设。王小波是得到公认的优秀作家，而王小波留学美国，英文应该相当不错。再看一位作家，看一位新生代女作家。一个叫丁丁的女作家写了本叫《生生不息》的小说。据悉，丁丁会做中、英文同声传译，想来她的英语不错。丁丁还在讲法语的比利时留过学，在国际上流窜过，想必没有见过彩虹也经历过风雨。
“中国式”丈夫
《生生不息》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不，是一个愤怒声讨爱情的故事，声讨爱情，更声讨婚姻。一个叫伊冬的美貌知识女子，嫁给了一个叫费思明的男人，在南方的一座城市过活。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