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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丈夫
《生生不息》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不，是一个愤怒声讨爱情的故事，声讨爱情，更声讨婚姻。一个叫伊冬的美貌知识女子，嫁给了一个叫费思明的男人，在南方的一座城市过活。伊冬不满她的中国式丈夫。她是这样控诉的：“他吐虾壳，不对着骨碟。”“他的文法疙瘩文笔幼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以才子自居。”还有更恶的，“我打开家门。正伸手找吊灯开关，忽然客厅里传来嘿嘿的阴笑。”作者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那个中国丈夫的形象：自私、自大、贪婪、胆怯，而最难令人容忍的是“猥琐”。据说有些高手写小说并不直接描述人物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但即便小说中没有明讲，这个“中国式”丈夫已经为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獐头鼠目，贼眉鼠眼。如果小说有技巧的话，这应该算一个。
伊冬还有血泪控诉：“我自己已如残花败柳，但如果要孕育一个新的生命，我不要我的基因和这个平庸浅薄的基因混合，我不要新的生命被调教于狭隘自私的婆婆，我不要生这个怪胎。”恶毒但切中要害。我们为什么老是受凌辱？贪宫为什么层出不穷？我们为什么路见不平时噤若寒蝉，讲黄段子时却是那样时眉飞色舞？难道是雄性基因出了问题？贪生怕死并不可耻，委曲求全并不可耻——忍辱负重并非易事。但对勇敢的人不表示敬意，反到津津有味地讲黄段子，这就没有什么希望。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女子乒乓球队，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女子排球队，我们甚至还有世界一流的女子足球队。但如果大敌当前，我们总不能只派娘子军上阵吧？
《生生不息》谈爱情，更控诉“中国式”的丈夫，宣判婚姻的注定灭亡。但后一个是全球化的问题，前一个则是中国特色的问题。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虽然这一两类性质的问题很难区分。不过，《生生不息》的作者还不算前卫，谈了婚姻，批判婚姻也是在谈婚姻，控诉婚姻也还是在谈婚姻。前卫的作者是不谈婚姻的。恋爱是女人的职业，尤其是漂亮女人的职业，婚姻只不过是副产品。作者如此痛恨中国式丈夫，不知是否已婚或曾婚？外国女子奥斯汀没有结过婚，却也曾死死抓住婚姻问题大写特写。
“夜深忽梦少年事”
如果小说只写丑的一面，怕不会有太多的读者。《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再好，亦有人不愿看，就是因为鲁迅写的太真，画出了某些国人的丑恶嘴脸“惨”不忍睹。丑人就怕照镜子。还好，《生生不息》不是只限于骂娘，很快又为我们展现了抒情的场面：
最美的是花瓣落下来的那几天，整条笔直的小路上铺满鲜红的花瓣。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无棱和我在这条路上走，在一棵树下我站住，手指树权叫他看——那根树杈姿态曼妙，犹如观音的手。“记住，第五棵，就是观音。”我对他说，“这是我的私人发现，只告诉最亲近的人。”
“这是我的私人发现，只告诉最亲近的人”这样的相知，别开生面；这样的恋爱，彼此心同。“在一棵树下我站住，手指树杈叫他看——那根树杈姿态曼妙，犹如观音的手。”这是新生代的感觉，不同于“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更不像“看吧，镀金的天空，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回答》，北岛）。但比起邓丽君的“我有一个小小的秘密，一直埋藏在心里”，却是飒爽得多。
“夜深忽梦少年事”。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如果碌碌无为却又有所迫忆的话，那多半是两件旧事：初恋（如果有初恋的话）和大学的如歌岁月。《生生不息》的女主人公仍然处于从大学向社会转向的状态，人已经毕业了，但魂还留在校园里。这种状态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伊冬恋爱的校园是靠海的美丽校园——厦门大学的校园。那是一个可以大写特写的地方，也是一个发生故事的好地方。一个有灵气的作者来写一个有灵气的地方，当然是再好不过了的。可惜，《生生不息》的校园倒叙雪泥鸿爪，浅尝辄止，没有进一步展开。
死守缠绵
这是一篇贴在网上的连载小说。网络小说好在摆脱了出版社的束缚，作者可以直接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作品，天才作家不会因出版社眼拙而被埋没；而且网络小说的出现对出版社也有好处：作品已经在网上接受了读者的一次检验，让出版社判断书的销路有所参考，降低了风险。只是网络连载小说有神龙顾首不顾尾的问题，不断保持创新，但情节上有时不太合理。比如，《生生不息》中的伊冬在生活中有四个半男人：费思明（恶丈夫）、小震（大学同学中的暗恋者）、无棱（情人）、许良四（预备情人），那个要扒灰的公公算半个。四个半男人中，小震对伊冬最痴情，但却死的不明不白，小说开场就死了了，似乎应该是一个悬念，是故事发展的一条主线，至少是一条较大的支线，可是他在书中的作用仅限于从阴间向伊冬供应情书，让人很不理解。
我以为，作家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以文字的创意给我们愉悦，以想象的空间给我们自由，因为，想象是最大的自由，一切自由由此而产生。在想象的空间里，故事情节是很重要的，比如《教父》就以情节取胜。对《教父》这本书，我们只问故事性，不问思想性。不过，好情节固然重要，却并非小说取胜的必由之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高见是，“作者不是为了读者才写作的，不是吗？但他必须稍加小心，切不要让读者感到不自在。我感兴趣是空间、光和对称。只有素材涉及到以上三个方面，才会引起我的注意。素材应当服从建筑师；素材并不是建筑师工作的动力。只有空间、光和对称才是他工作的动力。小说的主题不是情节。”伟大的作品并不一定需要高超的技巧。《傲慢与偏见》的结构非常精巧，但其作品并不在巨著之列。契诃夫小说的情节看似简单，但多是公认的伟大的作品。约翰·卡勒（John le Carre）的《间谍自寒冷来》（The Spy ing from the Cold）是作者的成名作，再版时编辑曾请他修改一下情节上的矛盾之处。约翰·卡勒坚决不改，说情节上的矛盾是其作品光荣的伤痕。在这里，写作是作者把混乱的激情和思绪理清的过程，情节并不重要。
如果不谈情节，女作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奇制胜呢？有一个办法就是缠绵，缠绵，再缠绵。张爱玲的小说就很缠绵，《倾城之恋》《半生缘》，还有《十八春》，书名一个比个缠绵，即便吸引不了男读者，也能换取女读者的一掬清泪。有人说张爱玲不是缠绵，是死守爱情。那就是死守爱情吧。死守妇道可耻，死守爱情伟大。还有人说，美国电视剧《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很好，但那些倩女（如果能算倩女的话）身边的男人一个又一个。不过，电视连续剧与小说不同，一集便是一个故事。所以，四个单身女子还是一次只有一个恋人，还是在死守爱情，一灯一火一楼台。
缠绵是女作家的特权。男作家缠绵则注定是要失败的。首先，男人就不应该伤心，所谓“天涯路，江上客”，即便男人伤心了，也应伤的是另一种心：“共论穷途事，不觉泪满面。”
除死守缠绵之外，或许写侦探小说也是一个好办法，女作家可以充分发挥女性工于心计的特点。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莉斯蒂（Agatha Christie）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作品销路也不错。再就是儿童文学，《哈里·波特》的畅销谁不眼红？男作家尤其眼红。
《生生不息》出自女作家之手，但写得很大气，也许是过分大气了。女主人公伊冬要对付四个半男人，颇有点寡不敌众。何况篇幅有限，无法展开一对一的关系。小说刻画人物也应该讲究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当然，如果爱得过来，那不是一件坏事，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爱永远不是罪过”（Love can never be asin）。不过，男女主人公的定位是不同的，这点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致所有我曾深爱过的女人》是西班牙歌手胡里奥与美国乡村歌曲歌星威利·纳尔逊联袂演唱的主打重唱，红遍全球，经久不息。英文歌词很简单：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Who travelled in and out my door
I'm glad they came along
l dedicate this song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
这首《致所有我曾深爱过的女人》，不少人怕是横竖看起来都不太顺眼。1960年代，避孕药的出现推动妇女革命。但这仅仅是消除或缩小生理方面的不便，却不能消除男女生理上的差别。从生物学上说，男性理论上可以有许多后代，可以把种子撒遍大地，而女性能有的子女有限，所以必须慎重择偶，必须死守缠绵。
伊冬对爱情还有高见，说：“夏天谈的恋爱不作数，天热脑子容易发昏，等到了。”她还请来米兰·昆德拉帮忙，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发明了“性友谊”。不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女关系乱是乱，但主要还是一男二女的经典三角戏。男主人公托马斯有过的性关系不少，但在乎的只有两个女性，其余都是陪衬——不，只是道具。米兰·昆德拉很无奈，X不了蹂躏布拉格的苏联红军，X不了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X不了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就安排《难以承受生命之轻》的男主人公托马斯代为复仇，X了那个给勃列日涅夫鲜花的捷克女人。
一个没有男人的地方
伊冬找不到爱情，失望之余表示，“只有革命才可以真正地做到英雄和浪漫”。可是，对平民百姓，革命经常也就等同于离乱。中华民族近代是一个悲苦的民族，爱情和真情写在离乱之中，只有离乱才让我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