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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中午，我和几个朋友在长沙又一村餐馆小聚，座上有李冰村兄、数学家侯振挺兄和北京来的于浩成兄，一共六七个人吧。大家漫无中心地随意闲谈。正说着，一位新闻界的朋友走过来，告诉我们耀邦当天逝世的噩耗。我们都震惊了。接着的谈话中都是表示对他的敬意和怀念，并决定发一唁电。我简单写了几句，由在座的各位签了名，发给中央办公厅转耀邦家属，也不知道仙的家属收到没有。在这份唁电中，我们就是称他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今年隆重纪念他的诞生九十周年，我也稍稍有了点宽慰之感。我也深信，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必定越来越光彩。
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
■ 章立凡
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或许是建设和谐社会工程的组成部分。
耀邦在世时致力于社会的“平等、宽厚、宽容”，追求社会和谐，但也为推进和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他逝世十六年以来，人们更是日益感到，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需要和谐了。
有朋友建议我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至今仍令人无法忘怀的伟大人物。我回答说：纪念的方式多种多样，何必要用文字呢？很多的话是无法用文字发表的，纪念要有评价，谁又有资格来对他作出历史的定评呢？
耀邦逝世时有讣告和长达4000字的悼词作为评价，十六年来却很少被媒体提及，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李锐先生诗云：“活在人心便永恒”，耀邦仍鲜活地生存在人们的心中，历史还无法盖棺。因此，我能谈的只有一点感想。
记得当年追悼耀邦的时候，悼词中的历史头衔成为颇费踌躇之事。有的老同志主张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最终没有授予这个头衔，仅在悼词的第二段用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不太通顺的话。
马克思在评价自己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学者而非教主，他的伟大就在于——关注问题重于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需要和谐。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次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耀邦请他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社会，不就是社会的和谐吗？
胡耀邦主政期间，虽然“阶级斗争为纲”余韵犹存，有些人仍以此作为打人的棍子，但被耀邦尽力制止了。这一时期是百年中国社会少有的相对和谐时期，在结束了十年内乱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之后，人们以相对宽松的心情和蓬勃向上的朝气，重新憧憬共和国创立时和睦相处、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那时无须提倡，社会自有一种和谐气象！
耀邦刚逝世时，他的长子德平先生在一个座谈会上，请大家以“祥和”的心情进行悼念。虽不幸事与愿违，但我永远记住了这个词。后来李瑞环先生主持宣传工作时，也提倡社会的祥和。从胡德平呼唤祥和时起，到今天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十六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回想耀邦时期的和谐，也令人深思为什么“和谐”成了如今需要特别追求的政治目标。
问题又在于需要告别历史。
建设和谐社会要有规则，否则游戏就玩得不和谐，这个规则就是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提倡过的民主宪政。蒋介石违背国父遗教，长期搞一党“训政”，坚持个人独裁，结果被主张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中共推翻，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当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即源于此。
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新领导人以后，颁布了一部宪法，却没有领导中国走向和谐社会，而是坚持斗争哲学，最终将人民拖入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令宪法蒙尘。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的，无须我多说。
胡耀邦以顺口溜形式说出的停批邓、平冤案、抓生产这三条，是针对当时社会三大主要矛盾提出的：一是对重大政治事件作出公正评价，二是对大量冤、假、错案作出乎反，三是发展生产力。这三条对于恢复社会公正，重建民主法制，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后来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最终以执政党决议的方式，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告别“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阶段，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以执政党决议形式做出的政治抉择，尚不等同于宪政意义上的全民意志，仍然需要法理的支撑。为彻底变人治为法治，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早在八十年代就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执政党在宪法的规范内执政。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仍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后果，在胡耀邦逝世十六年来日益凸显。由于权力不受监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某些既得利益者竟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旗帜，变成了公仆擅权。这是对社会公正的颠覆。腐败发展到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危险的程度，成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重读胡耀邦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不禁联想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他说：“我们党成立六十多年来，主要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干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旧世界，推翻三座大山，一件是建设新世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当年数千万先烈流血奋斗牺牲，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振兴中华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不是否定人道主义的社会。如今，理想与现实出现了悖论：历史巨创的阴影，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辉煌的“政绩工程”背后，闪动着各种群体事件的画面和众多上访者的身影；经济指数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层出不穷的“矿难”和种种安全事故。胡耀邦在二十九年前要解决的三大社会矛盾，又在新的层面重新浮现。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和谐社会，我们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
历史每重复一次，代价就增长一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由拒绝民主宪政的说法，已经鼓噪百年，在某些人心目中，百姓永远是蒙昧的低能儿，需要训导责罚，才能苟活下去。在经历了先进文化多年的教育之后，身处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民众的觉悟总该有所提高，不该学习了一百年仍是蒙童。
对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言，空洞的历史头衔并不重要。蒙冤逝世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之所以需要总结，是因为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人民会用行动书写历史。
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一块路标，上面写着：“告别历史，或被历史告别。”要赢得未来，必须告别历史。但是——“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
巴金的一封佚信
■ 文洁若
2005年10月6日，我清理旧物时，发现了巴金于1993年9月14日写给萧乾的一封信。萧乾在附记中写道：
1993年9月初我给巴金去一信，说我小时因参加过CY，因而被捕过，40年代刚到英国曾因参加英共活动而为英特务来家造访警告过。三十年代唱国际歌“没有什么救世主”，唱苏联的《祖国进行曲》“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然而四十年（代）初读了几本有关苏共及斯大林的书，方知原来CY当政之后不但有救世主，而且更专制残酷，我害怕了。我在《往事三瞥》中写49年我由港往京之前的三天处于犹豫中，即透露了此意。
这是巴金的复信。
萧乾记
1993年9月17日
巴金的其他来信，萧乾全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家里留了一份该馆提供的复印件。不知何故，上述这封信被遗留下来了。我新近撰写的《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中，“附录一”收有巴金致萧乾信64封，将来重排，应把这一封补上。至于巴金1993年9月14日来信中所提“两信都收到”（萧乾在“附记”中则说是“1993年9月初我给巴金去一封”），家中所存萧乾致巴金信（共61封）中也没有包括。1993年度只有分别写于11月25日（第116封）和12月12日（第117封）的二封。
惊悉巴老仙逝，现将原信和萧乾“附记”，连同复制件一并发表，以飨读者，藉此对讲真话的巴老寄予深切的悼念及敬意。下面是此信全文：
炳乾：两信都收到。我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写字实在吃力，动一下就感到很累。但是对你的情况我还是十分关心，至于过去的一些事情，一些想法，我还不曾忘记。
我活到九十，自己也想不到。既然给我了时间，我就应当用它来清理我的思想。我最讨厌某些歪理，居然要把作家赶到市场去，居然鼓吹拜金主义，要大学教授去摆地摊，到底谁否定知识？否定人材？我也不想改造自己了。我想起三十年代我们在上海编报编书搞出版的情况。我一点精力也没有了。现在我只能说你的想法不错，我动不了笔，愿你奋笔前进罢，多写几本好书，你一定办得到。
祝
好！
问候洁若
芾甘
九三年九月十四日
大江健三郎悼念巴金唁函
■ 许金龙译
巴金先生逝世以后，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闻讯立刻发来唁函，悼念这位伟大的亚洲作家。国内资深的日本文学翻译家许金龙先生是大江健三郎先生唁函的收件人，他翻译了这篇唁函，并为本刊读者撰写了精彩的译注。
编者
从今天早晨的报纸上惊悉巴金先生去世的噩耗，在感到深深悲哀的同时，对巴金先生再度产生了巨大的敬意。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