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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开始重读思想家福柯的名作《疯癫与文明》。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因为福柯相信，理性一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试图从疯癫状况揭示理性时代的内在紧张。
但我这次重读，却从福柯的“疯癫”中，看到了“第五维”的影子。福柯说，疯癫其实就是人类身上“水质的表征”，水质是一种晦暗的无序状态、一种流动的混沌，是二切事物的发源和归宿，是与明快和成熟稳定的精神相对立的。所以，在理性时代里，疯癫主题代替死亡主题，并不标志一种断裂，而意味着忧虑的内在转向。受到质疑的依然是生存的虚无。
而从哲学上看，理性时代赋予了事物本身众多的意义，而当这些属性、标志、隐喻越来越多，以致于事物最终丧失了它的自身形式，意义就不再能被知觉所解读，形象也不再表明自身。随着知识、形象和形式之间裂痕日益加宽，精神和梦幻就在这里开辟了自由天地。
无疑，这一“自由天地”，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也与善恶的伦理之维及超对称的物理之维并没有关系。所以，我相信，在探寻“第五维”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做的，还是回到柏拉图和康德那里，获得对自身生存空间更新、更广阔，也更自由的观照。
冷眼看“红”
■ 潘小松
作家克非因为病痛拿《红楼梦》“安神、养心、正性”。这一读十年可好，读出一本《红学末路》（重庆出版社2005年1月）来。假如他所说成立，那么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当代“红学”就会破产。或谓：有那么严重吗？我说：有。因为他欲证明脂砚斋三个批本《石头记》是“伪造的文物”。这还了得！从胡适开始的“新红学”不是要有灭顶之灾了吗？！假如你反驳不了克非，“新红学”确实面临这种危险。而假如不是炎夏永昼，看了许多“红学”的书，知道“红学”乃一锅粥的话，我真的会吃惊不小。
好在出过疹子的人不害天花，于“红学”我是有免疫力了。看了克非的《红楼末路》我第一个忆起周汝昌老先生感叹胡适当年没有深入研究“甲戌本”。1927年书贩子经中人将迄今发现的《红楼梦》最早抄本高价卖给了胡适，胡适据此研究出了些东西，但他更喜欢“程、高本”。假如克非的脂砚斋造假说成立，我现在倒不能不佩服胡适的眼光了，他从一开始就看出“甲戌本”不高明而将之束于高阁了。事情远比这严重得多，“新红学”目前的掌门人大抵是“尊脂的人”，如果脂砚斋四评《石头记》有假，这玩笑可开大了。说夸张一点，恐怕有人要“挥老拳”来捍卫脂砚斋了。写到这里我并不想继续掺和红学家们的恩恩怨怨了，因为我知道一趟红学浑水你就再也难逃纠缠了。尽管克非坚称自己不是“红学家”，但一涉《红楼梦》研究你就别想再赖掉了，否则会有牌坊之讥的。作家刘心武研究秦可卿十年，被称为“秦学家”，他也不愿承认自己是“红学家”。一门轰轰烈烈的显学，谁都想往里面拥挤，却又都不愿成为“家”，你说这是不是很好玩？可见“红学”是非多啊！连周汝昌老先生也不太愿意别人称他是“红学家”并将他编入“红学”队伍呢！他在简历里反复强调自己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在文章里时而挖苦当今“红学”和靠“红”吃饭的人。但是，你讥讽“红学”可以，却一定不能跟他老说脂砚斋是伪造文物的人，三个脂评本《石头记》都是假的。周先生目前认定脂砚斋就是史湘云，史湘云的原型是曹雪芹的李姓表妹，最后嫁给了曹雪芹。更要紧的是：《红楼梦》的曹雪芹真本不是百二十回的那个样子，其结局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终成眷属，薛宝钗和林黛玉都“没有份儿”的。周先生是每年都要在家里祭祀曹雪芹的人，你说他欲亵渎曹雪芹和《红楼梦》，我是万难相信的。然反对他的人也振振有辞，而且还是各路“权威”，你叫我辈普通读者如何取舍？林语堂你不能说他不懂文学吧！他却认为高鹗有功呢。《红楼梦》之不可能被别人续，是连俞平伯也坚信的。平伯先生讲《红楼梦》是一本越研究越糊涂的书，也就是说根据文本你是没法自圆其说的。本来就“满纸荒唐言”嘛！按冷子兴的演说，元春只比宝玉大一岁，你要在这方面认真，恐怕不忍卒读。旁观者清。我只能从一个角度来解释“红公”们的各执一端了。
一个人喜欢什么到了一定的程度，那就是情人眼里的西施——怎么看都不愿说美人不好了。黄裳先生当年评论柳如是研究热所说的话比我刻薄多了。他干脆说那是文人想吊柳如是的“膀子”，而全不顾柳如是在辈分上已经是他们的祖奶奶了。我真的不想得出今人想吊史湘云膀子的结论，但史湘云派红学家们对史大姑娘的偏好已经影响到普通读者今后选择《红楼梦》本子的自由了。你别以为我在危言耸听。以国人的迷信权威和学术的专擅，将来的普及本《红楼梦》未必不会出现克非所讲的“腰斩红楼”。我好像在结尾也该说一句：我非红学人士，只是喜欢关于红楼的一切，有冒犯处皆因红楼，与人身攻击无涉，万望见谅则个。有一天不慎跌入红潭，也是自家不小心误入，与他人不相干的。
附记：
写了《冷眼看红》小文，觉得若不略加说明，“红”外的读者恐怕不易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样说吧：假如你最近有意去书店买《红楼梦》，你会发现名家点校或主持的版本在著者的署名处少了“高鹗”，或者干脆只有八十回而不是以前看见的百二十回。其中只有周汝昌先生的点校本旗帜鲜明地斥高鹗续为伪。
关于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到底是不是高鹗所续，红学家们历来说法不一。其中坚持认为高鹗只是修补了曹雪芹的文字、后四十回不可能是续作的有林语堂这样的文史大家。对高鹗深恶痛绝的当属另一位大师级的红学家周汝昌。普通的等待专家解疑的读者就犯难了：都是专家，听谁的好呢！以前，正统红学机构定的本子是程伟元和高鹗的百二十回本，周先生认定这是最不好的本子。假如他的话当真，一二百年来人们熟知的红楼故事就要重写。周教授还认定世间存在过一个红楼真本，那里面的故事结局与俗本迥异。
周教授以及其他红学家的红学研究很多是围绕一个自称脂砚斋的人点评的《石头记》进行的。周教授并且坚信脂砚斋就是书中的史湘云。红学事多，偏偏冒出个作家克非于病痛中拿《红楼梦》消遣。这一消遣不得了，厉害一点讲有可能砸了所有红学家的饭碗。他写的《红学末路》一书干脆表示自胡适以来的新红学在瞎忙活：三个本子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都是骗子伪造的。假如他的话当真，那玩笑就开大了。我自己读他的书的体会是：他所用的方法正是新红学派否认高鹗“有功”的方法。无法证实，也不能反驳。因为红学百年来本身就如同他所说在盖空中楼阁。到现在为止曹雪芹的生卒年月在红学家那里都莫衷一是。脂砚斋是男是女都还没弄清楚，更无论是作者的叔叔还是舅舅了。一部红学史，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你大应该以疑古之道疑今，千万别迷信哪一家。红学家们对文本的部分赏析之作还是有可取的地方的。周汝昌教授的《红楼夺目红》之类是我欢喜反复阅读的东西。至于红学考证，你就当白发宫女在讲唐玄宗的故事罢。我自己就十分喜欢周汝昌考证大观园和荣宁二府的文字。这是嗜痂之癖，与历史无关。
普通读者大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解读《红楼梦》，也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版本。这是我写《冷眼看红》的意思。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 蒙培元
一、中国哲学面临的问题
自从王国维提出“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静安文集序编·自序二》，《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1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的问题之后，中国哲学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遇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即“求真”还是“求好”的问题。王国维所谓“可信”是“求真”的问题，因为只有“真”的才是“可信”的；王国维所谓“可爱”，则是“求好”的问题，因为只有“好”的才是“可爱”的。
王国维说：“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同上）王国维虽是讲西方哲学，但是与中国哲学有直接关系。因为当时正是中西哲学碰撞的时代，也是引进西方哲学以重建中国哲学的思潮盛行的时代。二十世纪西方大行其道的实证论哲学被认为是“求真”的，或“可信”的。这种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口号。但是，在王国维看来，这种哲学都得不到感情上的“慰籍”，因而并不“可爱”。王国维本来对哲学有很浓厚的兴趣，也有很高的哲学素养，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他却产生了很大的“烦恼”，于是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诗歌。因为“诗歌者，感情之产物也”（《屈子文学之精神》，同上书，第639页），由此能得到情感上的满足。
王国维的“烦恼”，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但又不完全是个人的。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哲学遇到西方哲学的冲击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困境。其问题的症结则是情感与知性、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二十世纪初期的“科玄论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当时，凡是对西方哲学有真正了解的哲学家们，差不多都遇到和王国维同样的问题。金岳霖和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