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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多年后，1975年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要回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红色高棉的乔森潘时，沉痛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由此引起的灾难的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他继续说：“共产主义应当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周恩来的反思是深刻的，这不仅仅是对大跃进而且是对文革乃至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的认真检讨。
五、现代诸葛亮的几个构思和妙计
（1）吸取香港台湾经验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提到：「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摘自《明报》电子版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金尧如文）《人民日报》1998年2月24日中共统战部的文章也确认周恩来同志说过：“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香港是自由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香港应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于是金尧如先生认为，周总理早就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思，周恩来实质上承认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很强的生命力，香港有很大很长远的发展前途。《人民日报》在1998年发表的中共统战部的怀念文章也确认周的构思「富有远见地提出了让香港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保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的基本政策。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来讲，他是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但他确实不排斥所谓的资本主义经验，包括台湾经济成功的经验。1973年周恩来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谈话时讲：“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洛克菲洛说不认识严（曾任台湾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和副总统），周恩来便向他介绍了严的台湾经验：“他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周恩来称赞台湾引进外资的做法，“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很惊奇，似乎台湾这个做法是好办法，认为台湾的经济生活很好。”这次谈话表明，周恩来已有在加快中美接触，发展贸易往来的良好气氛下，引进外国投资开设特区的建设性构思。
（2）打破制裁封锁，开展友好外交，促进国内改革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越南战争开始，美国几乎一直对中国采取敌对的政策，包括经济封锁，政治遏制。《真假周恩来》作者说周恩来要对五六十年代中国闭关自守政策负责，网络论坛上还有些人的帖子指责周恩来作为一个外交家为什么不在50年代中国粮食危机时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大概是一点儿都不了解当时的国际局势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吧。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开始有影响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和周恩来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表明了中国寻求和西方社会改善关系的愿望，他和法英领导人频频接触会谈，为中国和西欧国家建交奠定基础，同时又劝说越南方面达成停火协议，消除了中国在南面和美国军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又争取了一些亚非国家成为中国的朋友。可以说到文革开始前，周恩来不仅打破了美国为首制造的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在经济贸易上制裁遏制中国的局面，为中国和许多国家建交奠定了基础，同时使中国在世界上初步具有影响力作出贡献。比如中国和日本的正常关系的逐渐恢复，便是周恩来一直在努力的成果。他在建国后会见最多的是日本客人，并与上至政治家和经济家，下至普通运动员和演员建立了个人友谊，赢得了许多日本友人的敬佩。民间外交最初看来不会立竿见影，后来却在中日经济贸易交流和中日建交中起了重要作用。打个比喻来讲，周恩来的外交手法象中药，不求立刻见效，讲究的是固本强身的长期效果。
由于美国在东南两面对中国虎视，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又多了个北面的威胁，加上印度在西面捣乱，60年代的中国不得不对一些小国作出领土让步，换取和平睦邻关系。网上许多人把这称之为周恩来共产党卖国的罪证大加谴责。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俄罗斯国内还有人骂叶利钦卖国，在中苏边境划分上对中国让步过多。我们今天可以很轻松地指责当事人的卖国或者让步，却很难为周恩来在当时的国际关系这个大环境中为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提出更好的选择方案来。应该注意的是周为之让步的国家几乎都不是强国如尼泊尔，越南，缅甸等。据说周恩来在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期间，曾经送给越南一个小岛来转运援越抗美物质。中印边境战争后，周甚至于让印度人打绿旗来领收俘虏和武器，使人想起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以“天朝仁义之师”感化番邦的故事。让步的得失当然可以各抒已见，周受中国儒家中庸之道影响太深，以仁义而不是实力来争取朋友在今天看来太迂腐，但说周是卖国是否太有失公道了。
《真假周恩来》一书还指责周恩来在1964年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因一件小事发生，为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不惜放弃和刚刚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联重修旧好的机会。其实事件真相并不完全如此。
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是中共提出的，并希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出代表团。周恩来和越南的胡志明是同机到达莫斯科的，在飞机上周还盼望柯西金能来机场迎接，可见周恩来是抱着重修旧好的愿望赴苏联的。但是由于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召开的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酒后放言，对周恩来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围又有许多西方记者，周恩来闻言，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他：“你胡说什么？我听不懂”，随即转身拂袖而去。马利诺夫斯基还不罢休，跟在周后面继续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据说第二天西方新闻界便出现了中苏两党已经达成协议，周恩来出任中共主席的传闻。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的谈判代表都不会接受对方要求推翻本国最高领导人的言论，周在和苏联方面会谈中当然接受了苏方的道歉，也没有就此事纠缠不清。导致中苏不能重修旧好的不是这个小风波而是苏联方面坚持要召开赫鲁晓夫在位时提出的意在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大会，强调苏联政策与赫鲁晓夫时代完全一致没有改变，中方才表示既然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对这事详细描述的另一说法可见最近的《人物》杂志。）1964年中苏重修旧好的会谈失败后，国家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是自1970年两国总理会谈后，边境紧张局势才得以缓解。
自1949年至60年代末期，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主要功绩便是成功地打破了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企图外交上孤立中国，经济贸易上封锁中国的局面。但是1970年以后周恩来的外交重点却转到了和美国及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和扩大交流上来了，《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文章也透露林彪曾说周恩来和美国搞关系是要倒霉的。许多外国人都把乒乓球外交归于周恩来的得意之作，周恩来却谦虚地说是毛泽东的杰作。但周恩来却成功地利用中国和西方的各方面交流扩大，为纠正毛泽东文革的错误，为中国的现代化埋下了改革开放的种子，也可以说开始重新实现周恩来在建国初期设想的中国建设方案。
首先，不再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大敌人美国必须发展关系，自然抽掉了党内极左路线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必须遵守国际一般准则。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周命令消除了北京市内一些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恢复一些老店铺的名号，在宾馆取下了毛主席语录换上中国字画。以外交需要为由，悄悄地修正了文革的部分错误。
其次，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势必加深对西方的了解和看到中国的落后不足。1973年中国第一次从日本，美国，西德等西方国家引进了大批先进设备和技术。周恩来批评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强调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周恩来在接见美国来的客人和华裔科学家时，从中国通费正清那里认真听取了台湾经济贸易发展的方法设想引进外资，接受了杨振宁提出的中国应该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交流的建议力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