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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在巴黎学习期间的另一收获则是通过王国维先生结识了20世纪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Pelliot）。1909年伯希和为一睹敦煌文书真迹来到中国，得以在北京与王国维相识，王国维对伯希和的学术赞不绝口，两人遂得相互论学往来。伯希和早年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校，是著名汉学家沙畹的高足。沙畹，即Chavannes，是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被誉为国际汉学巨擘。他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1893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1904年任法国学士院会员，欧洲权威东方学刊物《通报》主编之一。精研中国历史，译注了大量中国史籍，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西突厥史料》及《补编》、《后汉书？西域传》等。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有《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等。其佛学造诣颇深，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译》、与莱维合译《悟空入竺记》、《比尔英译宋云使西域记之法译》、《法译五百譬喻选集之法译》、与莱维合编《护法十六罗汉》等。1917年曾到中国调查雕刻碑铭，著有《北中国访古志》、《泰山志》。在《北中国访古志》第二部佛像雕刻篇中，收录了云冈、龙门、巩县石窟的图版解说。伯氏精通汉、藏、蒙、突厥等14种语言，主攻方向是中亚研究，在其所写的汉学论文中有一半是关于西北史地的。他对于中亚地区的各种古代语文也有较深的研究，并借助这些语言工具，研究所见到的各种东方典籍和文物，在当时的东方学界有很高的声誉，并被“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1908年2月，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里取走了六千余卷极其珍贵的五至十一世纪的手抄卷子，以此为基础在法兰西学院获得了一个以讲授敦煌文献为主要内容的教授席位。陈寅恪少时即受家庭影响，对以沈增植为代表的晚清经世致用派十分推崇。沈氏痛感边疆领土主权遭受列强威胁，便注重探究边疆史地，以开发边地，巩固国防。这种风气对陈寅恪也有所感染。但国人研究西北史地，由于欠缺必要的语言知识，对汉文文献以外的丰富材料一直不能很好地利用，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这门学问的进一步发展。而西方学者的东方学研究正好可以在这方面弥补国内西北史地之学的缺失。与伯希和结识以后，陈寅恪第一次有机会大量接触到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各种新发现的材料，学术眼界大为拓宽，而伯希和利用其广博语言知识处理各种新材料的本领，更是给陈寅恪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引发了他探索西北史地之学的欲望。
作为一个掠夺者，伯希和的强盗行径无疑是卑劣可耻的。但作为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专家，伯希和的治学方法和研究兴趣对陈寅恪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陈寅恪在学成回国后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近十年间，其治学路数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伯氏。具体来说：
第一，在敦煌学研究方面，伯希和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等篇，因此有“中国摩尼教研究的先驱”之称。而陈寅恪有感于当时中国敦煌研究的落后，叹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来唤醒和激发国人自强不息，“勉作敦煌学之预流”，“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为祖国争得荣誉。他不仅首创“敦煌学”一词，而且指明了包括摩尼教在内的研究方向，并预言敦煌学将成为世界显学。敦煌遗书中份量最多的是佛经卷子，并有部分讲唱佛经和佛经故事的变文。陈寅恪不仅发现了宋明小说、宝卷弹词等文学与佛教经典之间的源流，还具体研究了佛经故事在传布过程中的变化形态，他指出，寺院讲经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经演讲，便会随其说者听者本身之程度及环境而生变易。他曾以《西游记》为例，对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原型进行了考证。
此外，陈寅恪还常以敦煌经卷证史，用敦煌资料释诗。他曾利用写经题记年代最多的隋朝和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来求证史书，结果发现与史籍关于当时佛教盛行、佛经广为流传的记载是完全相符的，这就为史书记载的可信程度提供了依据。陈寅恪还运用《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解释了白居易的“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和“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等诗句。
另外，他还注意运用史书记载来解决敦煌资料中提出的问题，以史解经、以史考诗，以及将佛经典籍与变文故事、民俗小说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以考察中国文学的源流变化，这些治学的方法都为后来的敦煌学研究树立了榜样。
第二，在藏学研究方面，伯希和著有考证汉文吐蕃名称由来等藏学名篇，而陈寅恪回国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就是藏学论文，考证出此文的译者为吐蕃僧人法成。1930年，陈寅恪发表了《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考证出吐蕃彝泰赞普的名号与年代，是其当时的得意之作。陈寅恪对于伯希和曾用功的唐蕃会盟碑研究亦作了译释，推动了藏学研究的深化，所以有“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之说。
第三，在蒙元史和中亚史研究方面，伯希和研究蒙元史及中亚史的论著宏富，如《蒙古与教廷》、评注俄国学者巴尔托德《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英人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而成的《卡尔梅克史评传》等，可见伯希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是广泛深入的。此外，伯希和对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也颇有研究，而此书是陈寅恪用功颇深的蒙古史书。他不仅从《大藏经》中检出元朝国师八思巴为真奎太子所造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且校勘、考订该书的东方诸文种译本，“对此后的蒙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陈寅恪依据对汉、藏、蒙文献的比较研究，第一次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观念和编撰体裁，都是取之于元代吐蕃喇嘛八思巴所著的《彰所知论》，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统。他勘对东西方多种文献，把文献记载中关于蒙古族起源之观念分为四类。更考订本书的汉文译本，得出是乾隆时据满文本译出的结论。
第四，在突厥学研究方面，伯希和撰写了《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突厥语与蒙古语中的驿站》等论文，对突厥学研究亦有促进作用；陈寅恪早年读书笔记中，仅学习突厥文的就有9册，治学根底扎实。归国执教之初，陈寅恪的指导范围有“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勤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但陈寅恪对中国突厥学的直接贡献，不是译释突厥碑，而是研究突厥史，尤其是唐与突厥的政治关系史。陈寅恪摒弃了那种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充分认识到了突厥汗国的历史地位。其一，他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作出“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结论。唐高祖向突厥称臣，是唐室讳莫如深的“国耻”，但从隋末争雄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看，又是势在必行的权宜性“国策”。其二，在唐帝国的政治生活中，突厥籍和突厥化的藩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论唐代之藩将与府兵》一文中，揭示了唐代藩将社会基础的演变，论证了藩将所特有的使用价值。①
陈寅恪敬重伯希和的学识，留心伯希和的研究成果，而且在自己的论著中时常加以引用，其学术见解明显受到了伯希和的影响。伯希和与陈寅恪的这段交往也被中外学界传为美谈。
陈寅恪在巴黎大学就读期间，偶然看到国内报纸，有人提议袁世凯为终身总统，当时巴黎正在举办选花魁之会，陈寅恪作诗讽喻：“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鳺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亦自雄。”1913年冬天，陈寅恪曾到伦敦一游，参观绘画展览，作《癸丑冬，伦敦绘画展览会中偶见我国新嫁娘凤冠感赋》诗一首。
1914年秋天，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一片混乱，陈寅恪不得不匆匆回国。1915年春，陈寅恪到北京担任新成立的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工作是翻译有关东西方图书资料，探究中国经界的源流。蔡锷，湖南人，早年受陈三立赏识，破格进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辛亥革命后，曾任云南省都督，1913年底到北京中央政府任职。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于1915年11月从北京秘密回到云南，领导了护国运动。袁世凯在国内一片强烈的反对声中一命呜呼。继任总统黎元洪任命陈三立旧友谭延辏鲜∈〕ぜ娑骄Ｌ费雨＇则请陈寅恪到省长公署任交涉科长。由于陈寅恪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阿谀奉承，很快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涉足官场和参加政治活动。
从1915年秋天开始，陈寅恪应江西省教育司（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厅）副司长符九铭的邀请为江西省连阅留德学生试卷三年，并申请了江西省官费留学的名额，期间还在家中侍奉父母和博览经史著作。陈衡恪之子陈封怀回忆这段时间陈寅恪在家中的生活时说：“他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是用文言文写的），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有深入的理解。”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