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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她看孩子。可是另一封信就奇怪了。你给一个有病的、孩子太多的母亲寄过钱么？”
黄佳英难为情地挪开了眼光。她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同情别人的困难是好，”曹梦飞接着说：“可是你这种帮助能解决多少问题？
她一家五口，你能够长期寄钱给她吗？对于这样极其个别的人的生活问题，你既是
发现了，就应该写信给有关的政府部门，他们自然会想办法给她解决的。你时时刻
刻应该记着，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而是一个报社的记者，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
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我们报社是个政权机关似的。”
黄佳英羞得说不出话来。她想起，她第一次下去采访，遇事就大惊小怪的时候，
曹梦飞就说过她：光靠热情是不行的。
要想，要去追索原因，还要研究解决的办法。……是的，这几年，曹梦飞给了
她多少帮助啊。他几乎把在编辑工作里得到的每一个新的思想都告诉了她。她从他
身上学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应该盲从，应该养成独立思考的习
惯。她常常觉得他有些新鲜的大胆的见解。
不过，今天她还想分辩一下：她本想买了药品寄去的；寄钱时信上并没有署名
……正在这个当儿，门外忽然响起一串清朗悦耳、好像夹杂着笑的声音：
“向女英雄致敬！向反对会议迷的战将致敬！”
随着话声，走进来一个穿着淡咖啡色西装的满面红光的年轻人。因为这身西装，
黄佳英简直认不出这就是李鹤青了。
一见是他，她刚想骂他两句，李鹤青却又奚落起自己来。他指着自己的衣服，
又指着窗外说：
“一九五六年的春天！……”
这人就是常常叫人哭笑不得。要是生人，就要生气的。黄佳英可知道他是一个
多么善良的人。这人就是玩笑开得太狠，有时叫人误会，其实一点没有恶意。见他
又故意瞪圆了眼睛端详自己的新皮鞋，知道他又要挖苦人了，黄佳英赶忙说：
“真该叫你去写小品文……首先叫你写自己。”
“不，”李鹤青摆手说：“该叫我写消息。听我说。第一条，总编辑要下乡了。
据说要研究工人福利问题。第二条，北郊休养所开放，给新闻工作者五个位置。第
三，第三……”他忽然说不下去了。本来也没有第三条嘛。黄佳英和曹梦飞都好奇
地瞅着他，他只好把第三条改成了综合消息：“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是个什么样的春
天！充满好事，洋溢着欢乐的春天！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胜利，向科学进军，工资改革，先进生产者运动，高级
知识分子工作……这叫什么？……这得怎么概括？……噢，对了，太好了——人们
积极性的更大的大发挥对不对？”
这时，黄佳英才发觉，李鹤青进来的时候，钱家娴也悄悄地跟着进来了。现在
她站在墙角里微笑呢。她长得小，又那么安静，跟李鹤青一起就越发不惹人注目了。
今天她穿了一身紫红色棉绸缝的旗袍，比往常漂亮了。黄佳英跟钱家娴高兴地拥抱
了起来。寒暄了几句，黄佳英就又转过身来听李鹤青的谈话。他正在就今天的报纸
发表自己的议论。
在曹梦飞面前，黄佳英觉得自己肤浅；和李鹤青在一起，她又觉得自己缺少才
华。李鹤青是报社里写通讯、特写的能手。没有谁比他更善于表现劳动的诗意了。
编辑部里人们开玩笑说他“独具只眼”，确实，描写风景，描写广阔的劳动背景和
劳动中人们的心理，李鹤青是有一套办法的。
曹梦飞和钱家娴都在听李鹤青讲，他们两人都尽力不去看对方。钱家娴瞅着李
鹤青，眼里流露着抑制不住的爱慕。李鹤青却一点也不在意，滔滔不绝地说：
“……我就说，同志，这不叫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指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这些青年工人给你提了多少次建议？七次？就算它七次罢。人家的意见正确，你不
接受，人家在背后说上几句，你倒反过来批评人家，又是‘发牢骚’又是‘自由主
义’的。……我说，同志，咱们得把自由主义跟平常的正当的议论分开，要不，大
家见了面还谈什么呢？孩子，老婆，天气不错，呵呵呵……”说着说着他自己就笑
起来了。曹梦飞也忍不住乐了。唯有钱家娴不笑，也不是完全不笑。她稳重惯了。
八点三十分，上班铃响了。黄佳英一把就从曹梦飞桌上抢过来昨天的来稿，找
了个空桌子坐下来，掀开第一张稿子的稿笺。她喜欢读新鲜的来稿。就这么一行行、
一篇篇看下去。多少动人的新人新事，多少新鲜的思想和感情，尖锐的批评和热情
的呼声！就这么看下去，感受着生活的呼吸，生活在这活的历史里……
三
十点钟，总编室上班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差，马文元走进了办公室。推开关闭
了一冬的窗子，落下来一大片尘土。他掏出手绢来，使劲擦了擦又瘦又小的手。
又是一个春天！桃花枝儿都要闯进窗子里面来了。为什么春天每年来一次，却
不使人觉得厌烦呢？
十点一刻了。在十点到十一点中间，电话铃应该响一次。
往常，每一次总是还不等把听筒放在耳边，里面就哇啦哇啦响起震耳的声音。
总编辑陈立栋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话都是一样大的嗓门儿。可是也好，免得听不清楚
要请他重说一遍。陈立栋是个性子急躁的人，别人“不好好听”他说话他就要急躁
起来。这位总编辑每天早晨的这次电话总是一面吃着早饭一面打来的。有时不过是
指出哪个版上一个什么标题不恰当。
有时是紧急传达党省委的一个意见。有时碰上总编辑心情愉快了，还在电话里
和自己的助手分享一下对今天报纸的满意，诸如此类，比如：“文元，怎么样，你
看今天这张报纸……？”
一听这声音和口气，马文元总能够大体上猜到总编辑最满意的是什么。果然，
没等他回答，那边声音又响了：“头版高厅长这篇专文有分量，有分量。收集些反
应。……三版这篇经验也还可以，组织部这回该没有意见了。……收集收集反应…
…”这当然是少有的最好的情形。总编辑是不满意报纸现状的时候多，电话里通常
都是指出当天报纸的缺点，提出对下一期报纸的具体要求：从社论到图片，甚至连
版面的安排，都作些指示。在这些指示里，常常不无指责的意思：看，你这个总编
室主任，工作得这么作才行啊。
马文元每天的工作，就是从这个电话开始的。其实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工作是这
样开始，整个编辑部一天的行动也是由这个电话决定的。比如，从省委会议上得到
的启示，常常使总编辑发现必须组织一版文章集中谈一个问题——比如说准备种籽
或是积肥。于是，十一点以后，编辑部的各个部门就都行动起来了：农业组自然是
最忙的，党的生活组也闲不了——需要党组织这方面活动的经验啊，文艺组如果不
去写快板，也得采访一个什么先进人物……
……看来今天是个最平常的日子。马文元一面翻着今天的报纸，一面揣测着总
编辑今天可能提出的问题。一版登的党市委决定七天之内消灭全市的麻雀这条消息，
可能标题字号小了一些。陈立栋可能又要半开玩笑半指责地说：“怎么，信心不足
么？”说实话，马文元对于七天之内结束每只麻雀的生命确是半信半疑的。可是不
管怎样，头条总是头条。关于本省先进生产者吴长海的报道，他还会嫌少的，昨天
说要半个版的，可今天连三分之一版也不到。
习惯真是个怪东西。每次电话铃一响，马文元心里就一跳。现在电话铃不响呢，
他又着急：十点三刻了，还没有指示，这一天的工作可怎么安排呢？
有人敲门。工业组的组长张野进来了。他，最年轻的编委，党总支委员，一手
好文章……他总是轻松的，愉快的。
他微笑着，把一份打字的文件递给马文元，就在沙发上坐下来，深深地吸了一
口气——春天从敞开的窗子爬进了这个房间，盛开的桃花丁香混成那么浓的一股香
味，就仿佛鼻子都能碰到它了。
这是一份工业组的五月分报道计划。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报道就占去了
一半发稿字数：都是报告，发言，写先进人物的通讯。马文元在这个名单里发现了
几个非常熟悉的人物……
“这些人不是从前年就宣传过了么？”马文元微笑着说：
“去年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时候，又宣传过一阵……”
张野走过来伏在桌边上，看着那排名字，简短、肯定而又意味深长地说：“旗
帜啊，全省全国的旗帜。”
马文元瞅了瞅他，想反驳，却又止住了。他接着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去年积极分子大会就是整版的发言，事迹，这次还是？
也许是因为他们今年又有一些新的事迹？哦，还有些新的英雄模范根本没有宣
传过哩！”
“人家的大会就是这么开么，一个个代表介绍自己的事迹，这总会有人家的道
理的。”张野又带点神秘地把嘴凑过来，低声说：“我打电话问过北京市的两个报
纸，都是这个报道法……”然后又笑了。
马文元也跟着笑了。可他本来是不想笑的。他不喜欢张野这个人。这几年他学
会了冷静地、甚至过分冷静地观察别人和剖析自己。在方才张野这一笑里，包含着
什么意思呢？自信，欣赏自己办法多——先打电话问问北京，然后再订计划，这还
会有问题？十足的把握！而最妙的是，这些都正好符合总编辑的意图。马文元本想
理说些什么，可是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的事情上他没有发表意见的必
要。
张野又那么微笑着走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