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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你们坐，我去烧水。”
“不用不用，六哥你去拿几瓶矿泉水进来。”
“屌，省电啦！”老木手一扬，年轻人他出去了。
“先发工资还是先说事？”
“先说事，我这忙呢。”
“乡上办小学的事有着落了，这两位就是前来考察准备投资建希望小学的昆明的企业家。”老木紧锁着的眉头散开了一点。
“唉哟，这好事终于轮到我们草甸子。”老木说着这才正眼看了看我和秋秋。这乡长也够狂的，副县长来了他也没怎么放在眼里。
“我姓木，木三旺。”老木站起来伸出左手来跟我握手，我愣了一下，两手去握住了他的左手。
“我叫杨笑天。”
“也不是我们彝人不懂矩规，实在拿不出手。”老木民族口音很重但我还是听懂了。他抬起他的右手，我骇然看清了他的右手只剩下了一个大姆指。
“坐坐坐！”老木说。
“老木，你看我们还得往县城赶，是不是带我们到最近的村去看一下。”
“行行！上家吃了饭再去吧。”
“不用不用，饭我们带自己带了。就借你这地方吃个饭就上路。”
“由你们。”老木说。那我就先回家吃了饭再来。
“等等，把工资拿了再回去吧。”江一鸣叫着老木上一边去拿了工资，老木走了。
司机老六又去车里提来了几包饼干。“将就点，条件就这样。刘老师，你也随便吃点。”江一鸣对刘局长说着，自己拿起饼干就往嘴里送。
我和秋秋相互看了一眼，也拿起饼干就吃。我平时不吃这东西，吃了胃里容易泛酸，随便吃了几片就作罢了，秋秋也吃了几片就了几口矿泉水。纵然说乡政府四周都是一些土坯房，可我说什么也不相信堂堂一个乡政府连副县长来的一顿饭都招待不起的。
吃完稍作休息了一会，老木来了，换下了蓝布中山服，穿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服。“江副县长，走吧！”
“叶主任是不是不要去了？车路只通到了乡政府，再往前就得全靠走了。”江一鸣说。
“没事没事没那么娇气。一起去看看吧。”
从乡政府出来穿过所谓的村庄，爬上了一道山梁，风吹得人的的脸皮痛，满山的野草随风起伏着。山凹里有一些开垦出来的土地，应该种的是玉米，地边上还堆着些玉米杆，零星的人在地里劳作着。
“玉米收了，可以种些荞。这地方地里就能种这两样东西。缺水。”江一鸣说。
走了大约有四十分钟的山路，离乡政府最近的村庄到了。这种地方，做为一个活着的人不能不去看看，但也不宜多去。
跟着老木、江一鸣、刘跃武、小孙和司机老六、小李在所谓村子里转了一圈，只是距离在我眼里十分繁华的大都市昆明三百多公里的地方，居然还有人过着这种生活，全村六十七户人家，有十户人家有一头牛，那是因为家里有壮劳力出外打工，有半数以上人家全部的家当不会值五百块钱，有一部人家的的全部家当不会超过一百块，家里就是一个火塘，一口锅，床上有那么一两床破被子，门口放着几样农具而已。村子里到处可见光着屁股到处跑的孩子。
“我总算知道麻黑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唱歌了。”秋秋悄悄的对说。我腰里就别着数码相机，但我没有拿出来拍照的心情，因为相机拍下来的东西也是人。老木不断和村民打着招呼。
“在这里三百块钱就可以领走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刘跃武局长说。
“我们回吧。”我说。
“做为一个副县长，每次看到这些，惭愧啊。天要多下点雨还好些，如果遇上干旱年，还有吃不饱的危险。”江一鸣说。
“不是有国家财政拨款吗？怎么穷成这样？”我问江一鸣。
“全县二十一个乡镇，有九个乡在坝区，有十二个乡在山区，在山区的都比这好不到哪去，坝区的稍好一点能种些大米，搞点副业，水利也基本修善完毕。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各个乡总算都修通了公路，大部份村都通上了电，每年光乡村道路维护都要花去国家拨款的百分之二十，村民用电补贴又占了百分之十，咱不能拉通了电线但交不起电费就不让用是吧？至少要维持晚上的照明灯，别的县供电局是块肥肉，但我们县供电局能持平就算顶呱呱了。还有教育经费，基本医疗保障，农业基本支出，林业支出，水利和气象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公检法司支出，那一年八百万的国家财政拨款是杯水车薪啊。”江一鸣侃侃而谈。
“全县有多少人口？”我问他。
“二十八万，农业人口二十四万。”江一鸣回答。
我点头表示理解。
“我这人从小不爱哭穷，但杨经理，就算省长来，我们只能按照昨天的标准进行接待了。”
“我们心里很惭愧啊，兄弟。这里除了没有学校，最缺的是什么？”
“基本医疗保障，以前也有个乡卫生所，但三年前医生走了就没有人再愿意来。”
我点了点头。“学校建起来，有人愿意来这里教书吗？”
“有的，这些年，从西陆出去读书的人都回来了好多。只要愿意读师范并保证以回乡教书的，我们都给予一定的学费和生活费补贴。”
“医生呢？医生有吗？”
“老木的女儿就是县职中医士班刚毕业的。老木，你家老大现在在哪里呢？”江一鸣问他。
“在广和乡卫生院实习。”走在前面的老木回答。
“那行，我们可以再追加一些投入，建学校的时候再多建两间房，顺便搞个乡卫生所吧。”
“那我就先谢谢师兄了。”
要出村子了，我拿出了相机，让秋秋帮我们拍些照，也帮她拍了几张。代表我们曾来过这里一回。
“刚才你为什么不拍照？”
“你是学新闻的，听说过有个摄影师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几天后就自杀的事吧？”
“1994年，摄影家凯文·卡特因为在苏丹拍的一幅作品获奖，但也因此而自杀。”
“都是人，可人与人的差别太大了，说真的我很后悔来这里，几十万钱对于公司来说不算什么大事。现在弄得心理怪不舒服的。”
江一鸣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上前去追老木了。
回到乡上已经是快下午四点了，经过了一天的风吹日晒，秋秋的脸变得红扑扑的。老远就听到有鞭炮声。“江副县长，杨老板，我侄儿今天讨婆娘，要不要去坐会啊？”老木说。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还得回城里去。”江一鸣抢着回答。
“那到乡上去坐会，我让人弄几斤荞面带回去偿偿。”
“老木你别客气，我们这就走。”
“那就招呼不了啦。”老木说着走了，我们上了车。我这心里那个郁闷啊，这就是热情好客的彝族人民吗？在公在私都说不过去啊。
上了车开出老远，江一鸣才对我们说这里的的老规矩结婚不请外族人，老木算是对我们客气了。
“为什么？”秋秋问。江一鸣不说话。
“听老一辈人讲，从前也不这样，是刚解放的时候偶然一次村里有人结婚，正好地方工作组的人也正好去到村里，于是一起请去喝喜酒，结果有个年轻喝多了点调戏了新娘子，结果闹得很不愉快。从此就不再请外族人到婚礼上去。”司机老六说。
“我听说的可不是这个版本。”江一鸣说。
“好好，你说你说。”
“事情是发生在刚解放的时候，村里来了工作队，村里有人要结婚，也把工作队的人请去了，结果有一个人看到新郎光着脚，就硬把自己的鞋脱下来让新郎穿上，结果新郎把头摔破了。你们想想，从来没有穿过鞋的人，穿上鞋还会走路吗？”
我和秋秋都想笑，但都忍住了。在村里确实看到许多不穿鞋子的男男女女。
“村里的老人们都很生气说那人是故意的，于是搞得很不愉快。从此，草甸子乡留下了一条规矩，婚宴再不请外族人参加，其实这里的人都很实在，晚上睡觉都不必关门的。我认为这是因为这里的人是怕被别人看不起，穷要穷得有骨气。”江一鸣说。
“这到是真的，几十年了这里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偷盗一类的刑事案。”司机老六说。
“这个乡有多少个村啊？”秋秋问。
“大小三十六个自然村，六千多人。今天去的算是离乡政府最近的，最远的有七、八个小时的山路。”江一鸣说。
“那学生也要走这么远的山路来乡上念书？”
“还能怎么样，学校建起来打算让路程太远的学生在乡上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
“那怎么不让他们搬迁呢？”我问江一鸣。
“哪那么容易啊，不说钱的问题，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怎么说都不肯离开。按现在的说法，其实好些地方都是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
“不是亲自来，还真的想象不到。”秋秋说。
从江一鸣那里还了解到，老木是退伍军人今年才46岁，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就是在战争中失去了右手的四个手指头，立过二等功，本来可以留在县里的，但他说什么也要回去，后来当了乡长，他是全乡最最见过世面的人，可以说是全乡最有钱的人，村民们都服他管，没有他什么计划生育工作是根本搞不下去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老木的那一身衣服，是他最好的一套衣服，往往只是到县里开会什么的才穿。
回到县城已经快八点了，在半路天就黑了，司机开得很谨慎。手机有信号时江一鸣就打电话回宾馆让准备饭，我在一边说让他随意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