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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天文数字。基于这项报告，楚吉洛开始参与松树林的砍伐，将一大片松树林归为自己名下，同时他也是国内最大的锯木场的合伙人。在砍伐过程中，楚吉洛的森林采用环境健康（森林保育）的方式，留下一些成熟的树木，作为自然恢复的种子来源。今日在新生林中，我们仍能辨别出那些粗壮的老树。1950年代楚吉洛的环境手段包括任命一位瑞典人研究建造水坝用水力发电的潜能、规划这类水坝建设，1958年召开第一次环境大会，并建立了多个国家公园，至少部分保护了对水力发电至关重要的分水岭。
在独裁统治期间，楚吉洛（照旧和他的家庭成员或叫亲戚出面）对森林进行大肆砍伐，但他的独裁政府禁止其他人砍伐及建立非法的集聚地。1961年，楚吉洛死后，阻止大肆掠夺的多米尼加环境墙被推倒。垦耕者占领土地，烧林耕种。大规模无组织的移民纷纷从农村拥向都市。圣地亚哥四大富裕的家族以比楚吉洛执政期间更快的速度砍伐森林。楚吉洛死后两年，被民主上选的总统胡安·博世试图劝服伐木者放过松树林，计划中的亚克保护区和尼凿水坝需要这片林子做分水岭。但伐木者却与其他的利益集团串通一气推翻了博世，伐林速度进一步加快，直到1966年巴拉格尔被选为总统才扭转局面。
巴拉格尔意识到整个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维护分水岭，使水力发电得以成行，同时也能确保工业与家庭用水充足。巴拉格尔刚上台不久，就严刑立法禁止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内进行商业伐木，并关闭了所有的锯木厂。对此一些权贵家族将他们的伐木场迁移到更偏远的森林，并在晚间作业。巴拉格尔只好采用更为严厉的举措，将加强森林保护的责任从农业部转到军队，并宣布非法伐木是一项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为了阻止伐木，军队武装通过飞行勘测和军事行动来侦察非法伐木。1967年的一个晚上，军队突然扫荡了一个秘密的大型伐木场，双方展开枪战，致使十几个伐木者中弹身亡。这是多米尼加环境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给伐木者无疑是当头一棒。然而一些非法伐木活动仍继续发生，军队因此进一步搜查枪击伐木者。到巴拉格尔第一次执政期间（从1966年到1978年，他经历了三次任期），非法伐木活动已大大减少。
这只是巴拉格尔众多影响深远的环境治理手段中的一个。还有一些如下： 从1978年到1986年——巴拉格尔在野的8年里，其他总统重新开放了一些伐木场和锯木厂，毁林烧炭也日益增多。1986年，巴拉格尔在重新上台的第一天就下达行政命令再次关闭伐木场和锯木厂。第二日他部署军事直升飞机侦测非法伐木和闯入国家公园者，然后采取军事措施从公园捕获、关押伐木者，驱逐一贫如洗的垦耕者和有钱人的企业与房屋（有些还属于巴拉格尔的朋友）。这些措施中最众所周知的是1992年在90％被遭毁坏的拉斯海提斯国家公园驱逐了上千名垦荒者。两年后，巴拉格尔又亲自指挥军队夷平了胡安·B·佩雷斯国家公园里多米尼加富人的豪宅。巴拉格尔禁止烧垦，甚至颁布法律（结果难以实施展开）规定每道篱笆都必须使用活树而非木材。巴拉格尔采用两种方法来降低对本国木材的需求，使用替代品： 一是开放市场，从智利、洪都拉斯和美国进口树木（由此消除了国内商店对多米尼加木材的大部分需求）；二是减少传统砍伐树木制作木炭的方式，建立多个站点从委内瑞拉进口天然气。为了鼓励大众改用天然气，政府不但提供补助，还免费分发天然气炉灶。巴拉格尔极大扩张了自然保护系统，建立起国内最早两个海岸国家公园，又在近海水域设立了两块座头鲸禁捕区。与此同时，又将河岸20码范围内地方列为保护地，海岸60码范围内列为保护湿地，并在里约环境会议上签署了10年禁猎的协议。巴拉格尔向工业厂家施压，要求他们妥善处理废物、控制空气污染（虽然成效甚微），又向矿产公司收取重税。他反对制止了许多破坏环境的项目提案，其中包括穿过国家公园通往桑切斯港口的道路、贯穿中科迪勒山脉的南北公路、圣地亚哥国际机场、马德里戈超级港口和水坝，甚至拒绝维修那些已有的高地上的公路，任其无法通行。巴拉格尔在圣多明各建造了水族馆、植物园和国家历史博物馆，又重建了国家动物园，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主要的观光景点。
巴拉格尔最后一次政治活动是在94岁的时候，他联合新任总统梅希亚共同反对前总统费南德兹关于降低和减少自然保护系统的计划。为达成目的，他们耍了一个立法上的花招，即在费南德兹的提案上增添了一项追加条款，把现存的只受行政命令控制（比如费南德兹的提案）的自然保护系统改为由法律控制，所谓的法律指的就是1996年巴拉格尔最后一任总统结束到费南德兹的计谋之前。因此，巴拉格尔在千辛万苦捍卫自然保护系统中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巴拉格尔的这些行动可谓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由上至下环境管理的顶峰时期。与此同时，由下至上的成就在楚吉洛死后也开始重散光辉。1970年代和1980年科学家们对国家的海岸线、海洋和陆地自然资源做了细致的调查盘点。多米尼加人渐渐重拾在楚吉洛统治下中断了几十年的由私人组织的公民参与环境保护事务。1980年代，出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影响日益壮大的环境保护组织。许多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改善主要依靠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各分支机构的努力，而多米尼加共和国由下至上的动力来自于当地非政府组织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些非政府组织与大学和科学院一起成为多米尼加本土环境保护运动的领导者。
巴拉格尔
为什么巴拉格尔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环境保护？对许多人而言，很难将他在环境方面表现出的强硬与目光如炬和讨厌的个性联系在一起。他在楚吉洛的手下干了31年，并为楚吉洛1937年的海地大屠杀做过辩护，最后他成了楚吉洛的傀儡总统。但是他在楚吉洛手下做事的时候——比如担任国务卿——还是发挥了他的作用。任何一个与楚吉洛这位恶魔一同共事的人都会很快受到株连，蒙受猜疑和唾弃。巴拉格尔自楚吉洛死后也积攒了累累罪行，每一笔都是他自己犯下的。虽然在1986年，他依靠公平公正被选举为总统，但他在1966年、1970年、1974年、1990年和1994年一而再地使用舞弊、暴力和恐吓等手段参与竞选，指使自己的一班刺客暗杀了上百甚至上千名反对者。他多次下达命令将穷人从国家公园武力驱逐出去，又命令或容许枪击非法伐木者，并纵容大面积的腐败。他属于拉丁美洲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强人或独裁者，其标志性名言为：“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
本书的第十四和十五章将会探讨人们为何会追随或拒绝追随环境主义者的政策，其背后的原因通常相当地错综复杂。我在参观考察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时候，很想从那些与巴拉格尔有过接触或经历过他统治时代的人中了解巴拉格尔的行为动机。我问每一个接受采访的多米尼加人对巴拉格尔的看法。在20个采访者的口中我听到了20种答案。其中好些对巴拉格尔有强烈的个人憎恶： 曾被他投入牢狱、或曾被楚吉洛政府监禁或拷打过、或有近亲或朋友曾被他杀害。
在这些纷杂不一的看法中，还是有些观点被许多人提及。巴拉格尔被形容成一个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复杂的谜一样的人。他追求政治权力，出台的政策也是出于如果不做就会削弱权力的考虑（但由于政策不得民心，他还是经常被推到丧失权力的边缘）。他是一个高明、愤世嫉俗且务实的政治家，他的能力在多米尼加过去42年的政治史中无人能企及，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长久以来他维护了军队、群众与竞争集团精英分子之间微妙的平衡，并成功遏制了军队的造反，甚至让毁坏森林和国家公园的军队长官感到恐惧。1994年，一位反对巴拉格尔森林保护措施的陆军上校在电视上做了一段著名的未经准备的对质，惹得巴拉格尔勃然大怒，将这位上校吓得尿裤子。我采访过的一位历史学家逼真地形容道：“巴拉格尔是一条只要需要就能蜕换表皮的蛇。” 巴拉格尔对泛滥成灾的贪污放任自由，但不像楚吉洛，他对个人财富毫不关心。用他的话来说：“贪污到我办公室门口就止住了。”
最后，让一位曾被监禁酷打的多米尼加人的话来做总结：“巴拉格尔是一个恶魔，但对多米尼加历史的那个阶段而言，是一个必要的恶魔。”对这段话，我的理解是1961年楚吉洛遭到暗杀后，多米尼加国内外有许多具有远大抱负的人，但没有一个人的政治实务经验比得上巴拉格尔。他用行动巩固了多米尼加中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使这个国家得以存在至今，并且完成了多米尼加经济的重大飞跃，这些成就又使许多多米尼加人得以忍受他的恶魔特质。
至于巴拉格尔为什么施行环境保护主义者政策，我遇到更多众说纷纭的看法。一些多米尼加人告诉我这不过是一个幌子，不是为拉选票就是为了装点自己的国际形象。有人认为巴拉格尔从国家公园驱逐垦荒者其实不过是将农民从偏远的森林赶出来以杜绝卡斯特罗那样的起义，稳固自己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尽管这些猜测的动机可能属实，但巴拉格尔在环境保护上的大动作和大手笔并没有赢得全部的民心，这使我很难认同他的环境政策是一个幌子。他的一些环境保护举措，尤其是动用军事力量迁置垦荒者，使他的形象大大受损，并影响到选票（虽然用舞弊行为加以弥补），更是失去了权贵精英与军队的支持。（虽然他的其他一些政策又赢回了那些支持。）在我所列举的巴拉格尔的许多环境保护举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