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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与军队的支持。（虽然他的其他一些政策又赢回了那些支持。）在我所列举的巴拉格尔的许多环境保护举措中，我看不出它与打击富有的度假区开发商、反叛变措施或是讨好军队之间有什么可能的联系。恰恰相反，巴拉格尔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客，只要不会失去太多选票、有影响的支持者，以及激起军队叛变，他都会大刀阔斧地推行环境保护政策。
还有一些我采访过的多米尼加人认为巴拉格尔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带选择性的，有时并不见成效，甚至还有些盲点。他容许自己的支持者们做一些有损于环境的事情，比如采掘石头、沙砾、沙子等建筑材料造成河床破坏；他推行的一些法律，例如反对狩猎、空气污染和木材做篱并不奏效；有时遇到政策受阻，他也会抽身退步。作为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他的一个特别严重的缺点是忽略了农民需求与环境问题之间的调和，在培养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上他还应该做得更多。但是，比起多米尼加的其他政客或是我所知道的近代的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政客，巴拉格尔在推动环境保护行动上还是更为多样性和激进些。
经过考虑，我认为对巴拉格尔的政策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如他所声称的真正地在乎环境保护。几乎在每一次演讲中，他都会提及这一点。他说保护森林、河流和山脉是他自小以来的梦想，并在1966年、1986年和最后一次连任（1994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反复重申这一点。当费南德兹总统表示全国32％的国土都被划为保护区实属过火时，巴拉格尔反击道，整个国家都应该成为保护区。然而，就他保护环境的观点如何形成这一问题，没有人给我相同的看法。有人说巴拉格尔早年在欧洲生活时可能受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坚决的反海地者，所以企图通过改进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绿化景观来凸显海地的荒芜。有人说巴拉格尔的姊妹们对楚吉洛时代造成的滥伐森林和河流淤积倍感惊恐，使巴拉格尔深受与他关系密切的姊妹们的影响。还有人认为巴拉格尔在后楚吉洛时代登上总统宝座时年已60岁，一直到90岁才退位，因此可能受到漫长的一生中发生在他身边种种变化的推动。
我不知道这些关于巴拉格尔问题的答案在哪。难以摸透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于我们不切实际的期待。我们也许在潜意识里将人归为“好”或者“坏”，就像如果有人具有某种美德，这一美德似乎就会在他的任何行为处闪光。若我们看到一个人高尚美好的一面，那么将会很难发现他不光彩的一面。对我们而言，很难意识到人性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常常由各种毫不相关的经验拼组起来的马赛克。
如果我们真的认同巴拉格尔是一位环境保护主义者，那么他的恶魔特性会不公平地损害到环境保护主义。但是，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的：“阿道夫·希特勒爱狗也爱刷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恨狗且停止刷牙。”我又想起1979年至1996年我在军事独裁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工作时的那段经历。我厌恶且恐惧军事独裁，既因为它的政策，也有个人因素： 特别是对我许多新几内亚朋友们的所作所为，我自己也差点被那里的士兵杀死，因此我对独裁政权在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设立复杂且有效的国家公园系统感到非常吃惊。当时我在民主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待了几年后去的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我以为民主政权下的环境保护政策会比独裁政权的更先进，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所有我采访过的多米尼加人都不承认自己了解巴拉格尔。谈起他的时候，他们会用诸如“充满了矛盾”、“有争议的”或“谜一般”之类的词。有人甚至引用了丘吉尔形容俄国的一句话：“包裹在神秘谜团里的一个谜。”了解巴拉格尔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使我意识到历史和生活本身都是错综复杂的，无论历史或是人生都非简单如一。
多米尼加今日的环境
鉴于上述环境保护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的冲击影响，那么这个国家环境问题的现状与自然保护系统又是怎样呢？它当前的主要问题可纳入我们在第十六章会总结的12类环境问题中的8类： 森林、海洋资源、土壤、水、有毒物质、外来物种、人口增长以及人口冲击。
在楚吉洛时代，松树林滥砍滥伐现象日益严重，而他遇害后的五年中，更是变本加厉。巴拉格尔的禁伐令到了其他总统的任期又松懈下来。虽然多米尼加的农村人口迁向城市与海外从而减轻了对森林的压力，但滥伐现象仍在持续发生。尤其是在靠近海地的边境地区，疯狂的海地人经常从光秃秃的海地穿过国界线砍树制炭或烧林耕地，在多米尼加做垦荒者。2000年，环境保护任务由军队改为环境部来实施，后者的执行能力相对软弱，且经费不足，因此森林保护不及1967年至2000年来得有成效。
多米尼加的海岸线、海洋栖息地和珊瑚礁已经被严重破坏，同时也遭到过度捕捞的威胁。
滥伐引发大量的土壤流失。有人担心土壤流失会造成水坝后面水库的沉淀物堆积，从而影响水力发电。在一些灌溉地区，土壤盐渍化程度也在加剧，例如巴拉奥纳甘蔗种植园。
由于土壤流失造成沉淀物堆积，以及有毒污染和废物倾倒，多米尼加河流的水质如今变得极差。几十年前，多米尼加的河流还是干净的，可以放心地游泳；现在黄浪滔天，根本没法游泳。工厂以及那些住在废物处理设施尚未建设好的城市居民把垃圾和废物倒在河中，河床也因大量采掘建筑材料而遭到严重的破坏。
1970年代起，有毒的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在西保谷这样富有的农业区被大量地使用。海外的那些生产国已经禁用很久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却还在继续使用这类毒剂。由于多米尼加农业的收入相当丰润，因此政府对这些毒剂的使用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农民们喷洒农药时一般对头和手都不加保护，甚至小孩也是如此。现在，农药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已经有很多详细记载。在西保谷这块富庶的农业地带鸟类几乎绝迹，这一发现让我大受震惊： 如果毒质对鸟类危害极大，那么对人类也会如此。其他的有毒物质来自巨大的鹰桥铁镍矿，它们排放到空中的烟雾在这个国家最大两个城市（圣多明各和圣地亚哥）之间的高速公路上飘移。由于缺乏处理氰化物和酸性废水的技术能力，罗萨里奥金矿不得不暂时关闭。圣多明各和圣地亚哥这两大城市旧车过多，导致能源消耗增加，公共电力系统经常停电，为此许多家庭和企业都备有私人发电机，所以这两个城市终日被烟雾笼罩。（我在圣多明各时，每天都会碰上几次停电。等我回国后，那些多米尼加朋友们写信告诉我这次他们停电长达21小时。）
关于外来物种，近十几年来，多米尼加共和国为了在遭到砍伐和被飓风摧毁的土地上重新造林，引进了一些生长速度比本土的松树林要快捷的外来树种。其中我见到的大都是洪都拉斯松树、木麻黄、几种刺槐树和柚木。有些外来物种长势良好，而有些则没能存活下来。因为部分外来树种很容易得病，不像本土的多米尼加松那样具有免疫力。因此那些重新造林的山坡很可能因为病树再次失去植被。
尽管多米尼加的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但仍预计保持在每年16％左右。
比人口增长更严重的问题是加剧的人均环境冲击力。（这一名词在本书的后面章节还会提及，意指平均每人的资源消耗和废物生产： 第一世界人民的人均环境冲击力要高于现代第三世界或过去社会的人民。一个社会的总环境冲击力等于平均环境冲击力乘以人口数。）境外旅游、国内观光和电视使多米尼加人明显体会到波多黎各和美国的高生活标准。在多米尼加，商品广告牌比比皆是，城里热闹的十字路口到处可见卖手机配件和唱片的街头小贩。多米尼加正在加速成为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国家，但这并没有得到本国当前的经济和资源的支持，而是部分依靠在国外工作的多米尼加人寄回国的收入。所有那些买入大量消费品的人同时也在丢弃大量的废物，从而使城里的废物处置系统难以负担。你可以看到河里堆满了垃圾，还有公路、街道和乡村也惨不忍睹。一个多米尼加人对我说：“这里的世界末日不是地震或飓风，而是被埋在垃圾下。”
多米尼加的自然保护系统能够对上述威胁进行直接防御，除了人口增长和消费冲击以外。这是一个综合全面的系统，包括74个保护种类（国家公园、海洋保护区等），覆盖三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对于一个小型的人口稠密的，平均收入只占美国的十分之一的穷国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此外，保护系统这一成就并非由国际环境保护组织促成谋划的，而是多米尼加非政府组织完成的。
我与多米尼加三个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交谈过，它们是圣多明各科学院、莫斯克索佩罗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圣多明各分部（我接触到的组织机构中只有最后一个国际组织的分支机构，而非土生土长的产物）。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毫无例外都是多米尼加人。相形之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所罗门群岛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我通常看到都是由国外科学家处于重要位置，担任访问顾问。
未来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未来会是怎样一幅景象呢？保护系统是否能挺过当前的种种压力？这个国家有希望吗？
许多人包括我的多米尼加朋友们对这些问题又是众说纷纭。环境悲观主义者的论据是保护系统无法再回到巴拉格尔的铁腕保护之下，这几年资金投入不足、政策力度不够，总统们也鲜有关注，有几个还试图缩减保护区范围或将土地拍卖。大学里在这一领域成就杰出的科学家屈指可数，因此无法培育出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