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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受上天眷顾，生态环境强韧，树木再生速度快。而日本也像这些岛屿一样，降水丰富、土壤年轻，而且火山灰落尘和来自亚洲的沙尘提高了土壤的肥力，这些都是树木再生的有利条件。日本育林成功还与其自身社会有关： 日本没有山羊和绵羊，因此不存在过度放牧、破坏山林的问题；其次，德川幕府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内战，因此对马的需求大量减少；再则，丰富的海产品可以提供蛋白质和肥料，因此减轻了森林的压力。最后，日本社会虽然利用牛、马作为役畜，但是为了解决滥伐森林和草秣减少等问题，这些牲畜的数量还是渐渐减少，农民们改用铁锹和锄头等农具来耕作。
其他原因还包括日本社会各阶层无论贵贱都意识到，长期保护森林能带来很大的好处。对贵族精英而言，幕府将军平定天下后，社会繁荣稳定，无内忧外患，他们希望自己的家族能一直统治日本，事实上，德川家族确实统治了250年。因此国家和平、政治稳定，以及他们对于自己将来的自信，大大鼓励了幕府将军为国土做长远的投资和计划。相形之下，马雅国王、海地和卢旺达的总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有无希望继承自己的位子，甚至不清楚自己能在位多久。除此以外，日本社会种族和宗教的同源性高（至今仍是），不像卢旺达、马雅或阿纳萨兹社会种族间分歧很大。最后，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相当孤立，既不与外国通商，也不向外扩张，显然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生存下去，不可能掠夺他国资源为己用。同样对平民百姓而言，社会太平安定，人民遵纪守法，自然不会去抢夺邻居的木材。由于社会稳定，又不受外来影响，因此日本的贵族和农民都深信未来就像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未来的问题现在必须解决。
不管是富有还是贫穷的农民，一般都希望将土地传给自己的后代。因此，越来越多拥有林地的人都愿意对森林进行长期投资，有的是期待子孙会继承森林的使用权，有的是因为租期长故愿意做长远投资。很多村子将公有林地分割成若干块，租给不同的农民们，以此避免第十四章将会讨论的“公有地的悲剧”。村子里还有一些林地受制于木材供应条约，这些条约早在砍伐之前就已签订。至于政府林地，则是政府与村子或商人们商议签订长期合约，由后者来经营管理。以上种种政治和社会因素，使得将军、大名和农民都为各自利益全心致力于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就像明历大火以后，大家都意识到短期内耗尽森林资源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当然，即使人们目光长远，也不一定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常常他们更偏重于短期的目标，因此就会做出对短期和长期都不利的事。这就是为何人生和历史要比化学反应来得复杂，而且难以预料；也是为什么本书并不鼓吹环境决定论。领导人不仅要积极应对眼前的危机，而且要能够预见危机、当机立断，施行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这样才能真正改变社会的命运。同理，人民大众采用由下而上管理方式时，也要具备积极果断的态度。幕府将军和蒙大拿那些为了泰勒野生生物保护区而努力的朋友，分别为两种管理方式的典范，但共同点是追求长远的目标，造福于大众利益。
其他的成功案例
本章接连探讨了新几内亚高地、蒂科皮亚岛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这三个成功的案例。在前七个章里大多数社会由于滥伐森林等问题濒临崩溃，其中也有几个成功的例子（奥克尼、设得兰、法罗和冰岛）。对此，我并非在暗示成功的例子很少。在过去几个世纪，德国、丹麦、瑞士、法国等西欧国家也像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在稳定状态中利用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扩大森林面积。同样地，600多年前，印加帝国在安第斯中部地区创建了美洲规模最大、组织严明的土著社会，数千万民众在国王一人统治之下，大规模重新造林，修筑梯田以防止土壤侵蚀，增加作物产量，确保木材来源。
其他在小规模农耕、畜牧、狩猎或渔业经济方面成功运用由下而上管理方式的例子也不计其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在第四章简单提到的美国西南部印第安部落。比起庞大的印加帝国，这些印第安部落实在显得微不足道，但他们还是想出种种对策来解决环境问题，以长远的眼光发展经济。阿纳萨兹、霍霍凯姆和明布雷斯最终都成功了，在同一个地方持续发展了1000多年。格陵兰的维京社会虽然崩溃了，但生活在同一岛上的因纽特人依仗自给自足的狩猎采集经济，从公元1200年起生存了500多年，最后在1721年由于丹麦的殖民而分崩离析。澳大利亚更新世的巨型动物群在46000年前灭绝后，土著们也以狩猎采集维持生计，直到公元1788年被欧洲殖民后才结束。现代还有一些自给自足的小型农业社会，其中被广泛研究的有采用农田灌溉系统的西班牙和菲律宾、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农牧混合型经济，这些都已进行了几百年，对于如何管理公共资源，当地都有详细的规定。
我所提到每一个采取由下而上管理方式的例子，都是对土地上的所有经济活动具有绝对掌控权的小型社会。有意思的是印度也实行由下而上的管理方式，但较为复杂。种姓制度使整个印度社会分为几十个分工不同的次社会，各自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不同种姓阶级的人通常生活在同一个村子，相互贸易，但不能跨种姓通婚。对于像捕鱼、耕田、放牧或狩猎采集这些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而言，不同阶级有不同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生活方式。以捕鱼为例，不同种姓的渔民对捕鱼的地点和方式也有进一步细分。就像蒂科皮亚岛民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人一样，阶级森严的印度人资源有限，而且希望把所有的资源都传给子孙后代。为了维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所有人都严格遵守各项社会规范。
为什么本章讨论的社会都最终获得了成功，而第二章到第八章讨论的社会却归于失败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环境的差异： 有些社会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挑战性相对更大。我们已在第二章探讨了导致太平洋诸岛环境脆弱的多种因素，这解释了为什么复活节岛和芒阿雷瓦岛上的社会会走向消亡，而蒂科皮亚岛却存活至今。本章探讨的新几内亚高地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蒙上天垂青，拥有顽强的生态环境。但是，环境差异并非是惟一的原因。就像格陵兰岛和美国西南部地区那样，在同一片生态环境地区发展的多个社会中，各自践行不同的经济方式，有的存活下来，有的失败了。所以，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因地制宜，制定合适的经济策略也很重要。最后，尽管采用了好的经济策略，还要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依赖的资源有很多种，如耕地、牧草、渔场、狩猎场、植物和小动物等。有些社会知道适度利用，以避免造成资源枯竭；有些社会却竭泽而渔，最终覆水难收。对此，第十四章将探讨应该避免的种种误区。在此之前，我们先在接下来的四章中继续检视现代社会，与前几章讨论过的过去社会进行比较。第三部分
现代社会第十章马尔萨斯在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屠杀第十章马尔萨斯在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两难境地
在我双胞胎儿子10岁和15岁的时候，我和太太两次带他们去东非旅行。同其他游客一样，非洲巨大的动物、壮观的景色与众多的人口深深震撼了我们。不管我们在家中舒适的客厅看了多少遍国家地理频道的非洲特辑，看了多少次羚羊跃过电视屏幕的镜头，当我们身处塞伦盖提大平原，从陆虎吉普车上放眼望去，四周上百万头羚羊黑压压一片，这种景观、声音和味道还是让我们措手不及；电视也无法向我们展示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的辽阔平坦。开车从位于悬崖口的旅馆一路下到平地，你将会领略到火山险峻陡峭的内壁。
东非人民的友善、对孩子的热情、色彩艳丽的服饰和人山人海的情境让我们备受感染。在书中抽象地读到“人口爆炸”和每天亲眼所见一排排站在路旁的非洲儿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会。许多儿童看上去与我的儿子年纪相仿，身高也不相上下，他们纷纷向开车经过的旅游车索讨一支上学用的铅笔。这些为数众多的人群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 牧场中的草稀稀疏疏，成群结队的牛羊差不多将它们啃得精光，新近侵蚀形成的沟壑流淌着从牧场冲刷而下的泥浆。
这些孩子的存在使东非加速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肯尼亚近期的人口增长率达41％，其人口将在17年内翻一倍。非洲的人口爆炸已经现出端倪。由于非洲是人类栖居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因此有人可能会天真地认为非洲的人口早已达到平衡。然而事实上，诸多原因造成非洲人口激增： 引进新大陆的作物（特别是玉米、豆子、甘薯和木薯），从而拓宽了农业基础，粮食产量超过以前只种植本土作物时的产量。另外还由于卫生条件改善、预防医疗、母亲与儿童接受疫苗接种、抗生素的使用，以及疟疾等非洲地方性疾病得到部分控制；同时国家统一、国界确立致使那些渺无人烟、争端频起的邻界地带如今也能安家居住。
像东非这样的人口问题往往使人想到“马尔萨斯主义”。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1］〖〗［1］托马斯·马尔萨斯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人口理论的创立者，著有《人口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等书。——译者在其著作中提出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食物供给的增长，他的依据是人口以指数方式增长而食物供给却以算术方式增长。比方说，假设人口翻一倍需要35年的时间，2000年时有100个人，那么按照这一速度增长，到2035年就会有200个人，到2070年则有400人，2105年翻到800人，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