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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进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虽说后者未必确曾奉行，但是这些迹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家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
综合以上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再笼括叙述一次：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不能继续，税制也放弃以前按人口水平征取的原则，而渗入累进税，征取的范围包括间架（房屋地产）、除陌（在预算里强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详细办法由各地自理，军备则一般上涨，这种种情形，是社会经济进化的必然现象，只是已与初唐有很大的差别。对朝代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则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功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藩镇之职位世袭，他们的继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为地方政权则不能完全漠视其地盘内特殊的利害，凡此都与文官制度的统筹均一雷同的原则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构成。而他们组织一种精税的部队称为“牙军”，将他们统御的权力从节度使所驻在州辐射的布及于一镇一道，虽说其税收私自处理，大致仍采取“两税”的原则，这样无形之中在技术上解决了很多极权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种新体系，以后通过五代的局面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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