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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何应钦、白崇禧、阎锡山等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但主要的还是蒋介石想要消灭我们。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渴望得到和平，但是内战的危险性很大，时局的特点时好时坏。我在延安时好一点，到晋西北后就又紧张了。但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中心问题是怎样准备我们的力量。七大的决议、中央最近的指示都是这个精神。晋绥的形势我觉得不错。有几万军队、几万党员，还有三百万群众，这里的土地虽差一点，但还是“腊肉骨头，越啃越有个味道。”这次到了延安，毛主席对我讲，那里就是人口少一点，地方偏僻一点，仗多打一点，地方倒不错。这是对我的暗示，也是个批评。因为我过去对晋西北的印象也不好。一九三八年不想来，一九三九年离开过，一九四零年从河北又调回来，渐渐有了转变，因为晋绥的老百姓很好。今天，我的观点已完全转变过来了，所以我认为这里还是有办法的。
第二部分 任务
首先，我想讲一下，晋西北的工作，从头到尾都有我，好坏都有我一份，对过去工作做得好的要讲，做得不好的也要讲。光讲好的不对，但光讲坏的也不好，就会没有信心。
我们这个战略区域，在八年抗战中，总的讲来，任务是完成了。晋西北的老百姓，向我们提供了人力、物力、小米，党领导政权、军队和群众，经过八年艰苦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但阎锡山在日本投降以后，把几千名日本人接去用来打我们，所以，这个担子压在我们身上也是蛮重的。
我们这个地区一向是两面作战：河东要对付日本人和阎锡山；河西要对付榆林的国民党，有时我们的军队还得过河到陕北。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的主力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和独一旅等三个旅，在河西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陕北的任务，直到日本人投降前夕，还在关中的爷台山打了一仗29，消灭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后，才过河东来。同时，我们还担负前方和后方的交通。前方各个解放区的同志到延安去，或从延安到各解放区去，都要经过我们晋绥，客人蛮多，我们这个穷主人就很难做，但也还是做了。晋西北的老百姓很好，在八年抗战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交通线上，炭用完了，菜甚至连草也吃光了，好多毛驴给过路的同志拉走了，但群众没有一点怨言。
晋西北的党组织，开始是区党委，现在是晋绥分局。他领导我们这个战略区的政权、军队和老百姓打了八年仗，正确的贯彻了毛主席思想和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是正确的。他教育政府、军队和老百姓要照顾大局，而且照顾得很好。我们这个地方小而穷，负担重，尽管我们自己的生活很艰苦，但仍然从财力上对延安进行大力支援，一九四二年，我去延安时，就从晋绥带去了一大笔经费。当时，我是站在中央立场上的，为了解决延安的财政困难，宁肯牺牲晋西北，就是晋西北垮了，也必须救延安。因为延安有我们的党中央，是我们的“京城”，经常有外国人、各党派、各方面、各种各样的人去，把延安搞好一点，对各方面的政治影响很大。我们这个地方好了，只能代表一个局部，延安好了，就代表全体，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央好比是我们的头，头是一点病也害不得的，但手足有点毛病还不要紧，甚至失去了一只手，关系也不大。在座的就有两位缺少一只胳膊的“一把手”30，都是很好的同志，两位好战将。他们同敌人打起仗来拼命干，不讲价钱，但他们如果没有了头就不行了。此外，还有几万干部在延安学习，我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将来他们分散到全国各解放区去，对全国的革命事业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要比我们自己吃好一点不知要大多少倍，何况我们也没有饿死冻死。当时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考虑的，林枫同志31同意我的意见，也没有听到群众有什么怨言，我就大胆的这样做了。
陕甘宁这块地方，是我们苏维埃政权中仅留下的一点地方。这里有一百五十万人，而脱离生产的党、政、军、学最多时达十六万人，所以陕北群众的负担很重，在全国各解放区、在全中国来说，他们的负担都是最重的。但由于晋绥和其他解放区的支援，那里人民的生活还是很好的。去年，我到八分区，看到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比延安苦得多，但大家心里是高兴的。所以，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没有本位主义。
我们今后的任务，总的讲来是制止内战，保卫和平。具体讲，有下面三个问题。
一、关于人民军队的问题
我们的军队原来叫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叫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来毛主席提出叫人民军队。
晋西北的军队，也是人民军队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用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究竟为人民做了多少事？我觉得距真正人民军队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首先，从军民关系来看，我们军队的纪律还不够好，侵犯群众利益，强迫命令，特别是军阀主义倾向，对于建设人民军队，搞好军民关系都是有害的。军阀主义思想是与无产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什么是军阀主义思想呢？军阀主义就是把军队当作为剥削阶级服务、压迫剥削老百姓的工具，军阀们升官发财的资本。像蒋介石、阎锡山那样把军队当作是他们私有的东西，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旧军队与人民军队的根本区别是：他们把人民当成奴隶，把政府看作是办差机关，蒋介石、阎锡山的部队都是如此。阎锡山搞“兵农合一”，结果是把“富人搞穷，穷人搞光”，实际都是为了阎锡山自己，他说全山西都是他的。这次向救济总署领东西，他说山西还是一百零五个县，都是他的，连今天我们开会的这个窑洞都是他的，他的脸皮好厚呀！恐怕火车头还冲不破他的脸皮呢！
我们用什么思想来把自己建设成人民的军队呢？主要是毛泽东的思想。我们的军队是保卫人民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依靠自己的军队去消灭反革命的军队。老百姓是我们的“老板”，向我们提供人力、物力、财力、运输补给，保证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我们则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也是我们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但是，我们有一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总觉得老百姓比我们要小一点，这种错误思想必须坚决纠正。
其次，在执行政策上，有的部队违反政府的法令。法令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违反了法令，也就是违反了党的政策。从军党、军政关系、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来看，我们离人民军队也还远得很。如有的部队中军阀主义相当严重，官兵关系不好，出现逃兵和抓逃兵、枪毙逃兵，甚至把逃兵拴在马尾巴上拖等严重情况。所以，毛主席在七大时提出要反对军阀主义，把肃清军阀主义思想，建设人民的军队，作为七大的方针。
第三、关于兵源问题。我们有些同志总想自己带的兵多一点，不顾地方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情况，今天一个电报，明天一个电报，不断向地方党委和政府要人，这也不是人民军队的思想。真正的人民军队，首先应当协助地方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彻底减租减息，解决老百姓的土地问题，建设地方武装和民兵，把根据地建设好，这样部队的兵源、供给都解决了，军队也就建设好了。
在日本投降后，山东就有十万人参军，以后一个命令，就调了七万人去东北，沿途没有一个开小差的，这是一个奇迹。我问粟裕同志是什么原因，他告诉我说，“因为战士家中都得到了土地！”与山东相比，我们这里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独三旅汉兴县、临县征了一些兵，开到北线就逃跑了三百多人。我们这里人口少固然是个原因，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要建设军队，首先要建设地方，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把根据地建设好，军队的建设也就有了物质基础。如果违背毛泽东思想，搞单纯的建军，永远也不可能建设起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晋绥地区军队的数量比较少，但战斗力并不比其他解放区的军队弱。他们可以攻，也能守，干部的素质很好，是一支很好的军队，建设这样一支军队是不容易的。毛病就是存在着军阀主义，在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认识上还有点问题，现在就是要想法去克服这些毛病。
第四、关于晋西北的练兵问题。同志们在军事整军和政治整军问题上都有过一些争论，这些争论的本质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军阀主义思想斗争的表现。对军事整军，有人主张注重稍息、立正、齐步、正步这些形式，这虽然也要些，但如果“四大技术”32练不好，打仗时就消灭不了敌人。现在打仗首先要能投手榴弹、拼刺刀，所以练兵必须注意实战需要，不要搞那些不练技术的形式主义。政治整军就是要发扬民主，进行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在同级关系上要很好的检查。如延安党校有些学生，刚去延安就骂延安，骂罢延安骂前方，说有宗派主义、军阀主义，不照顾干部生活，还提出要休息、要老婆等等。后来开展了民主，他们作了反省和检讨，觉得自己骂错了。晋西北整军时，也发扬了民主，战士对战士，战士对干部，干部对干部互相提意见，不是压制民主，而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主席主张让大家讲话，他说：“竖起耳朵听听嘛，打开窗子通通空气嘛，人家有话要说，如果憋在肚里就不舒服。”所以，他在延安就让大家随便讲，提了意见再讨论。在战士中有些什么问题？无非是家中的爹娘和老婆问题，也有的是没有搞清楚为谁当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