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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政府的一些干部对过去的工作未搞好，思想上有了认识，做了沉痛的自我批评。我们应该向党、向晋绥地区三百万人民承认错误。有些同志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他的威信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提高了，以后工作就会做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的勤务员。这是此次会议的第一个收获。其次，这次会议还揭露了我们工作中的很多缺点与错误。过去开会没有听到过晋西北地区工作有什么缺点，大家一讲都是成绩，干部都是马列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中，同志们把我们过去的很多缺点错误揭露出来了，特别是对军队中的军阀主义作风和旧军队的思想，揭露得比较透彻。这对我们建军，改造旧军队和旧军人习气有很大帮助。再次，同志们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一些问题通过讨论或争论，解决了很多认识问题，统一了思想。
二、对晋绥工作的估计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在八年抗战中，晋绥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表现是：第一，晋绥群众对八年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始，我们号称晋绥有三百万人口，实际只有一百万人，最少时仅七十几万人，连三交都成了敌人的据点，维持会一直发展到临县。就是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群众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们把自己的窑洞，甚至生命都贡献了战争，对战争贡献是巨大的。第二，保障了大量过往干部的供给。单从去年至今年，各根据地过往晋绥的干部有五六万人，他们吃、穿、住全由老百姓提供，毛驴也不知道死了和赶走多少，没有老百姓，我们过往干部的供给将是个大问题。第三，一九四三年，晋绥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经费，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我从南方来是两个肩膀担一张嘴，没有背小米来。我们抗战八年，吃的、穿的，都是晋西北老百姓供给我们的。所以，晋西北的老百姓对战争、对公家几万人的供给，对交通的贡献是很大的。晋西北过去政权是阎锡山的，区、村都有公道团②，到处可以看到公道团的匾。我们党的力量也比较薄弱。一九三七年，一二零师过河以来，发动群众，建立了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军队，现在的党员已发展到几万人。在建军上，我们一二零师过黄河时总共八千多人，当时新军也在筹建过程，教九团在忻州原来也只有几百人。工卫队还没有，是在太原快沦陷时，工人、学生才组织自卫队，开始只有几百人，到晋西北来只有很少的步枪，几挺轻机关枪，暂一师也没有。后来，太原城成立了动委会③，共产党、阎锡山、卫立煌都派人参加，我们党派南汉宸当组织部长，程子华任武装部长，并组织和发展了游击队。阎锡山想把暂一师搞走，我们不干，以后委派了续范亭当暂一师师长。晋西北老百姓对建军做出了很大贡献。一二零师到开六届六中全会时，已发展到三万多人，新军也成立了暂一师、工卫旅等部队。党领导了晋西北的军、政、民坚持了八年抗战，发动了群众，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这是很大的成绩。其次，同志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抗战开始，晋绥军赵承绶、郭载阳④从绥远退下来，只有八九百人。我要他们一起与日寇打仗，他们说，他们一个师连保护大炮的兵力都不够。于是我们帮助他补充兵力，发展到了八九千人。现在他们忘恩负义，反过来打我们。一九三八年底，一二零师离开晋西北到冀中后，阎锡山提出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打击进步力量，把进步的县长、专员都撤了，牲盟会也受到了打击。在“十二月事变”前，我们给三五八旅发了两个电报：一个是指示搞好练兵，一个是指示建军，要建立三个团，其中两个大团、一个小团，准备打仗，但都没有很好执行。后来，我们在冀中接到新旧军打起来的报告，又指示他们：第一要把部队集中；第二要抢占赤坚岭。抢占赤坚岭是做到了，就是部队没有集中，七一四团有的连只有十三个战斗兵，所以未能很好组织起来打仗。否则，赵承绶、郭载阳是走不掉的。事变后，我们搞“四大动员”⑤，总司令批评了我们。因为当时饿着肚子，“四大动员”搞没收商店、土地等，只能火上加油。比如岢岚没收了一万亩土地，临县一区彻底没收土地，还没收澡塘、商店。有的干部把土豪的银子拿来埋在自己家里，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二年，晋西北的生活非常艰苦，车队没饭吃，有的吃野菜。二十里铺作战时，续范亭到那里没吃的就吃野菜。当时集中力量搞饭吃，办法就是到处挖窖，向老百姓要，部队纪律比较差，更没有很好的组织力量去发动群众，搞好建党、建军、建政工作。一九四二年我到延安后，毛主席、朱总司令说要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只有发展生产。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我批评财政处同志放松了发展生产，致使我们到现在对发展工矿业、贸易都还没有一套办法。临县过去很穷，由于他们注意发展生产，一九四三年我经过那里时，看见庄稼长势很好，南瓜、西瓜长得很大，老百姓生活不错，穿的白袄白裤，买东西的很多。我看见他们发了财，感到很满意。到了河西杨家沟，看到报馆的同志也长得肥肥胖胖的，吃的、穿的都不错。去年我到延安住了几天，毛主席对我说：“你的枪摔得好”。开始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到“七大”华北座谈会时才想通。毛主席原来是说我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侧重抓了陕甘宁晋绥的生产、财政、经济工作，抓得对。去年我从河西回来，一路上发现了不少问题。我先到了黄河边的三交镇，看到街上三种样子：河边房子很好，有大招牌。一进街，与国内战争一样，破破烂烂的。再往里去，贸易局有很大的院子，后勤部、行署、地委的商店很繁荣。再到了三交县政府看看，它不像是群众的衙门，县长也不像是群众的县长。到上西坡，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很不像样子。到峪口，发现一年征了三年的公粮，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的粮食都借了，还有好多队伍去。于是我赶快给三地委、方山县政府写信，提出要调剂粮食。走到平川，发现问题更多了。我们军队的纪律不好，让老百姓背草、挑水、烧水、磨面、喂马等等，群众负担很重。到了文水东社地区，发现有的群众卖青苗。八分区开的合作社，股金是供给部的，他们从临县十元钱买一支针，回来卖二十元。这种合作社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个剥削社！该分区办的一个学校，还有二十几岁的男女在读人、手、足、刀、尺。到杨坡、寨上遇到了三专署一些搞生产的人，这些人留着长头发，穿着白衣服，根不像个生产的样子。他们不开荒，占农民的水地种。来到兴县，从二十里铺到兴县是一样，二十里铺至界河口又是一样，越往东走越坏，在界河口至岢岚，老百姓穿得破破烂烂。我看到一个战士骑在牛背上，让几十岁的老头牵着，我就让他下来。一直到平鲁八角堡，看到大多数老百姓穿得和叫花子一样。一九四三年我回晋西北时，没有发现问题，还到延安去吹。这次我坐汽车从延安回来，一路上发现了我们工作中不少问题，有的是带原则性的错误，这说明我们为谁建党、建军、建政，为谁打仗的目的性还不明确。我们发动了群众，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这是成绩。但是，在我们工作中也有不少错误，表现是：一二零师与地方党、新军、牺盟会虽然没有不很团结的现象，但存在着对党、政不尊重，挖老百姓的地窖，对帮助新军、牺盟会改造做得不够，对如何建设晋西北，在思想上也未搞清楚。因为晋西北太穷，六中全会后，我也不愿意到这里来，后来到冀中平原去补充了一些部队，也不愿意回来，对于在晋西北生根，把它建设好，缺乏决心。后来，我看到这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思想认识才完全转变过来。稼夫同志说，对晋绥地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要负责。我认为，他只能负一部分责任。我在上次报告中已讲到，晋绥工作做得好或做得不好，我都要负责任。因为我从一九三七年到晋西北，一九三八年底到冀中去了一年多，一九四零年二月返回，晋西北一直归一二零师领导。一九四二年我去延安工作，但晋绥仍在联防军司令部领导范围之内。虽然稼夫、赵林、林枫同志都离开过晋绥，但他们离开与我的离开不同，因为我是联防军司令，还管边区的工作，后来林枫同志走了，关政委病了，所以晋绥工作没做好，责任应由我来负，希望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和思想上的缺点和错误大胆揭发。有些县委、地委、区党委工作中虽然也有错误，但绝大多数干部都是想要把工作做好的，有意识把工作搞坏的是极少数个别人，所以主要根源在于分局，我也应负责。
三、今后的任务
（一）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
我们现在发动群众的条件，比内战时不知要好多少倍。在内战时期，我们军队不多，毛主席带千把人和朱总司令带千把人，总共不过两千人，到了江西，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我从汉口带了三条枪，有两支还打不响，回到湘西，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在党的领导下，红军不断发展，但最多时也没有到三十万。那时候，干部很缺乏，陕甘宁苏区一九三零年才搞起，开始时才几杆枪，有些部队行军时队尾可以看到队前，有的穿军装，有的着西服，还有穿袍子的，真是五花八门。那时红军被看成是“非法”的，被土匪、劣绅、军阀、帝国主义称为“共匪”。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干部一调就是几千、几万，解放区有大学、学院和其它学校千把个，抗大有八九个分校，这些学校为我们培养大批干部。部队一调就是好几个旅，组织也比较严密，部队装备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