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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单位搞“好汉股子”，像日本人在中国工商业上插日本旗子一样，自己一个子不出，就要参加分钱。如三五八旅八团在临县一分钱不出，就要参加分红。政治部的家业，司令部副官处的几十万白洋，卫生部的一千万元农币，这样大的家业是怎样搞起来的？有没有剥削群众的血汗？应该很好反省一下。
有的部队占老百姓的好地。特务团自己不开荒，去占群众的水地种。该团驻康宁的单位，把农业生产变成了放高利贷、买青苗。这种现象，无论是军区、分区和主力兵团都有。有的部队名为自己生产，实际上盖房子、运东西等，都让老百姓来干。对粮食搞统购，实际上是抢群众。有些地区收不到公粮，就搞公粮变款，所谓“公粮变款”，实际就是抢，并出现了捆绑、吊打、禁闭、甚至打死老百姓的严重事件。对此，行署、后勤部应该很好反省。有的商店违反商业政策，有的包庇走私犯、逃避兵役者，有的成了土豪劣绅、特务的庇护所。如阎锡山有个少将特务，在我们十七团的商店里住了几个月，也无人过问，他把我们的情况搞清楚后又跑回太原。我们有些同志为了赚钱，已经到了敌我不分的地步。所以，有的群众说：“八路军的钱都是商店化了。”“共产党以前是铁的纪律，现在是豆腐纪律。”等等。对上述问题，至今我只听到黄新廷④将他们部队的商店整顿了一下，把有的商店关闭了，经理撤了职，没收了他的枪，拉走了他的马，群众说真是大快人心，“我们得到解放了。”此外，我再没有听到有第二人把自己办的商店等企业好好清理整顿一下。
第三、搞走私和缉私，增加了内部矛盾。现在为了搞钱，不少单位搞走私。如三分区和八分区一支队、三十二团和十七团合伙搞走私。有的单位则通过缉私来搞钱。如独三旅走私时，第一次被三分区缉私拿走，于是该旅就要组织骑兵营去夺；第二次又被缉走了，就提出要抓孙占彪。走私是违法的，缉私是应该的，但是并没有缉到多少奸商，而是地方搞军队、军队搞军队，所以实际上是自己搞自己，结果增加了军政之间和军队相互之间的矛盾。
第四、军队组织纪律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群众的负担。一九四五年我来到河东，在平川的张家庄看到我们有的部队纪律很差，随便向老百姓派差。正是秋收期间，有几个团要了几百副担架放在团部备用，说是为打仗的需要，而实际上却让拾担架的龙百姓去干挑水、烧水、背柴、背草、铡马草、喂马、背麦子、磨面等十几种杂活，另外又就地动员了几百副担架。我看到这种情况，把供给部长找来批评了一顿，让他把担架队解散，赶快放老百姓回去秋收。
二、我们从一九三七年来到晋西北，到现在已经有十来年了，但老百姓的生活仍很贫穷，有的穷苦到了卖儿卖女、卖老婆的地步。临县贺家坡有一个村的群众大部分没有被子，卖老婆的有好几户。兴县是个模范区，也有饿死人、卖儿卖女的现象。岢岚县是一个三万多人的小县，也弄得残破不堪，老百姓穷困到了极点。我们晋绥根据地问题严重到这个样子，少奇同志及时给我们敲了警钟。有些问题我们上头要负责任，但参加今天建军会议的高级干部，是否也应该很好检查一下，我们军队应负什么责任？你们自己有什么责任？
建军首先要搞好思想建设，明确我军的宗旨。因此，必须反对和克服当前在军队中存在的几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主要是：
第一、要反对军阀主义。在我们一些部队中，军阀主义相当严重。不仅在政治上没有民主，基层干部管理简单粗暴，随意捆绑、打骂士兵；而且在经济上也不民主，领导掌握行政开支大权，随便批条子，钱随便用。团以下部队的农业生产，百分之九十九的经济收入没有用到战士身上。军区、分区也没按规定把经济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士兵身上，所以士兵生活艰苦，就出现了战士大量逃跑，部队不巩固的状况。其中三十六团最为典型，有一个连队一个班就逃了六个兵。班长不敢向连长、指导员报告。该团有的单位把逃兵抓回后拴在马尾巴上拖，或是枪毙后把帽子拿到部队，去吓唬其他士兵。所以这个团的士兵打了胜仗、行军时都跑，如打了败仗就跑完了！可见这个团的军阀主义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二十七团有个连怕士兵逃跑，晚上把门倒锁了，甚至在门上挂手榴弹，结果士兵还是开窗逃了。岢岚县一个区就有几百名逃兵，都拿着手榴弹，他们表示，如果让他们归队就同归于尽。
但是，我们对军阀主义的认识，也不能只缩小到打人骂人上。我认为凡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的言行，比如上面讲的生产中出现的侵犯群众利益，搞“好汉股子”等等做法，都是军阀主义思想作风的表现，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军阀主义反掉，建军也搞不好。
第二、要克服本位主义。有些部队和单位没有全局观念，只顾自己的局部利益。因此，在处理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上，在处理人员、武器和供给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了只关心局部，不关心全局；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本位主义。
第三、要克服自由主义，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章明确规定，在同志之间应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明明对某人有意见。就是不敢进行批评，此人在不敢讲，此人不在也不敢讲，对其他同志、其他地方的错误不敢批评；对下级的错误不敢批评，对上级的错误更不敢批评；对别人的错误不敢批评，对自己的错误也不作自我批评，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六分区的同志原来非要叫孙超群⑤来，好像有天大的问题，现在他来了，又提不出什么问题，正像俗话说的：门角落里的土簸箕——没有一点勇气。
毛主席在“七大”时说过：“我们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在党的会议上，要反对自由主义，有意见尽量翻，有什么话尽管讲，大胆的揭发。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讨论或争论，明辨是非，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向无产阶级思想靠拢，把今后的工作做好。
第四、在建军思想上，要克服单纯军事观点。要搞好建军，除在军队内部反对军阀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和贪污浪费等错误倾向外，关键是要发动群众，反对恶霸地主，解决群众的土地问题，发展生产，提高群众的生活，把地方工作搞好，把根据地建设好。这样，建党、建政就有了基础，建军也就有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基础。我们绥远根据地是怎么搞垮的？就是因为脱离群众，失去了群众基础。所以，一九四五年我到绥远时，曾批评他们的党、政、军的基础是建筑在马背上的。现在，我们部队中出现土兵大量逃跑的现象，这同地方工作没做好，士兵家庭生活困难也有密切的关系。
搞好地方工作，当前主要是发动群众，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军队要拥护并积极参加地方的土改，要成为一支土地改革的军队。我原来还以为，军队同志都是赞成土地改革的，但实际并不是这样。临县贺家坡曾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三五八旅有一个姓曲的副营长，回到家中庇护地主老子，阻碍群众对他老子的斗争，还说什么他家不是地主而是富农，“党的政策不消灭富农”等等。另一件是三分区有个会计包庇地主丈人，并开了清单，说丈人家的一切财产都是他的。群众和他进行说理斗争，对他说：“八路军里没有你这样的人，你不配作八路军。”还把他的军衣、军帽给脱了，并要求把他拉回村里去斗，我们批准了。这两件事表明，我们军队有些同志，特别是少数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战士，对土地改革是不太赞成的。但绝大部分同志的表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如分局张子意同志⑥马夫的哥哥是地主，他不仅积极提供材料，配合地方工作，还回去亲自参加斗争，帮助搞土改。从这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告诉我们，应该积极做好地主、富农家庭出身，或娶了地富女儿作妻子的干部和战士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与剥削家庭划清界限，如果有谁敢包庇地富家庭，情节严重，群众反映很大的，要开除党籍、军籍，甚至送回原籍，让群众批判斗争。要是不这样做，我们就不是一支人民的军队，群众就会不拥护我们。
过去，我们开会都是讲好的，从去年起，才开始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这次少奇同志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甚至把它提到如果老百姓投票说不要晋绥军队和党都可以解散的高度。对此，有些同志可能一下子难以接受，但的确绐我们很大的震动。因此，在这次建军会议上，同志们不要去扯那些鸡、鸭等枝节问题，应该集中精力去揭露我们过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点和错误，讨论研究克服的办法，如何把我们地方的工作、军队的工作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把今后工作做好，这就是我们召开和开好这次建军会议的主要目的。
＇注释＇①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清涧县枣林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三十一日，刘少奇和朱德等从陕北绥德县出发。四月一日过黄河。二日到达晋西临县三交镇，与周恩来、贺龙、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会晤。八日，刘少奇和朱德参加了晋绥军区建军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批评了晋绥地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②杨旅长，仰晋绥军区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家瑞。学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