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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的金融主要是克服法币和白洋观点，否则，金融就不会稳定，边币就不能独占市场。现在我们许多同志思想上都相信法币，不相信我们的边币。有些机关专做金子、法币买卖，结果把边币搞垮了。边币发行的数目看起来很吓人，但只要有五十万白洋就可以收回来了。由于金融不断的波动，过去一千元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在需几百万元、几千万元，卖东西的人拿到的钞票看起来比过去多，而实际上赔了本，这样就把群众搞光了，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要解决边区的金融问题，必须要以边币为本位币，把棉花、布及其它产品掌握在手里，群众要棉花给棉花，要布给布，这样金融就很难波动。晋察冀为维持他们的金融，开始是两块冀币⑩换一块法币，后来变为一块冀币换两块法币。他们是用党、政、军的力量，大家一齐起来维持冀币，打垮法币。他们银行的金子只买进不卖出，而陕甘宁边区是卖出不买进。晋冀鲁豫把法币收起来，秘密地运到天津、上海、北平去买金子，结果搞得敌人的金融经常波动，他们今天还在这样做。在他们那个几千万人口的根据地中，找不到外来货，即使原来有少数外来货，现在也正在发动群众用边区的东西代替。但在陕甘宁边区就不同了，去年门户大开放，自由买卖，大量买进外货，搞得难民工厂缩小了，肥皂厂也将要倒闭了。所以，要稳定金融，就必须克服法币观点，要有正确的贸易政策。过去陕甘宁边区的贸易政策是错误的，在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使老百姓运盐亏了本，许多合作社垮台了，有八千多牲口的运输力垮台了。
河东的贸易、金融是怎样稳定下来的呢？
（1）开了一个生产供给会议，统一了金融、贸易。党、政、军各个机关商店一律交给财政处，小公交大公，只剩下油坊、酒坊、盐店、菜园子等，但只能维持原有资本，不许把商店的资本加入，如有加入者即没收。领的经费，除油、盐外，大公家每天每人发一百五十元农币，此外吃菜自己种，吃肉自己喂猪。这样，就能使商店停止金融投机和商业投机。
（2）清理了经济反革命。首先在临县、兴县等几个县中捉了一些，现在还在清理。如警备司令部四十七个经理中，就有一部分与不法地主和特务有关系。过去，河东在金融打了败仗，但找不到敌人。在生产供给会议之后，才找到了经济反革命是少数地主、富农、奸商、特务分子捣乱，现在已捉了一些。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妇联生产科长，她用妇联的钱赚了三千五百元白洋。对已捉起来的那些人，他们过去拿了我们多少钱，现在要拿回来，即使不能全部拿回来，也要拿回来一部分。不但要让他们吐出钱来，有的要交当地叫群众批斗，有的应交保安处判刑，有的够枪毙条件的就要枪毙。
（3）征收营业税。过去营业税只能收七八万块钱。这次首先在兴县开始，一个市镇就征收了好几万元。对分区，开始让征三万，他们就打电报来哇哇叫，后来他们把小商、市民发动起来，大家开会讨论，你应征多少，他应征多少，大家决定，结果有的分区征了十七万元。
（4）斗地主。把地主一斗，他们就拿出了现洋、法币、金子、银子。
通过这样几种办法，金融就稳定了。在以前金融波动时，一万八千元农币换一块现洋。在采取了上面几种措施后，用七八千元农币就能换一块现洋，以后农币价值还要提高。
总起来看，河东、河西的商店，只有西北局的商店比较好，有一部分机关、部队的商店中存在着抽烟、赌博等坏现象，必须很好整顿。首先是整党、整政，然后整军队。党、政整好了，再整军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在我们开生产供给会议时，军队的同志讲：“我们不合法，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家业。”而地方的同志说：“军队人多、钱多，又有枪杆子，无法无天。”所以，只有按上面所说的办法去整顿，才能把党、政、军办的商店整顿好，把经济反革命肃清，稳定金融，保持社会秩序和群众生活的安定。
三、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我们不但要用正规军与敌人打正规战，还要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但是，现在我们有些游击队的战士，都是动员来的，由上级发给枪支、经费、衣服、粮食等等，比如延属分区已经发了两千支枪了。像这种游击队，昨天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今天把衣服一穿，枪一背，就变成了游击队，因为他们不是在斗争中由群众自觉组织起来的，而是与群众很少联系的“官办游击队”，所以他们向老百姓要白面吃，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对这种游击队，我是反对的。我认为，在土地革命中，游击队和民兵要吸收那些敢于与敌人、地主撕破脸皮，自己拿起刀、矛、手榴弹与敌人斗争的觉悟了的群众，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扩大，这样的游击队才有用。他们可以去搞胡宗南的运输线，用敌人的武器装备、服装来装备自己，用敌人的粮食来保证自己供给。自己用不了的，就发给群众，这样，既团结发动了群众，又打击了敌人。游击队不在正面打，专门在敌人后面打他的运输线，搞他的仓库，使敌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而我们既有饭吃，又有衣穿，还能得到武器弹药。这样，我们的游击队在与敌人斗争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由游击队变成正规军。这样的游击队，是与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所以也是打不垮的。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民兵和自卫队，我们党还必须派干部和民兵打成一片，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慢慢的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开始用民间的旧式武器，然后再用步枪、手榴弹、地雷装备他们，很好进行训练，特别是教会他们如何搞地雷战。河西的地雷不少，但没有埋好。要使游击队和民兵学会地雷战，要有战术眼光。比如地雷埋在什么地方，哪里是敌人必经之地，在哪里埋雷？怎样不使敌人发现？如何使他一踩上就跑不了？把敌人搞得草木皆兵。为此，我们要到河东调一批有经验的民兵来，帮助河西开训练班，并带着河西的民兵打仗，这样搞起来的民兵就和老虎一样。民兵组织起来后，要带头搞好生产，带头搞坚壁清野，带头打仗，他们能把敌人搞得日夜不得安宁。东社民兵只有几支枪，晚上把地雷一直埋到敌人碉堡门前，由枪法好的民兵用枪瞄着敌人的碉堡门，打得敌人抬不起头，两个星期就把敌人挤跑了。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和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对正规军有很大的帮助。晋西北曾经缩小到只有七十万人口，以后搞武工队，发动民兵搞地雷战，把敌人挤出去，根据地又扩大到二百万人口。太行也曾只有六十万人口，后来他们组织民兵、自卫队，开展自卫战，把敌人挤出去，发展到了三千万人口。光晋冀鲁豫民兵背的枪就有二十万支。冀东民兵的步枪、机枪、炮都是新的。每一个根据地民兵、自卫队都有不少的枪，陕甘宁边区的民兵的枪也不少，只要使敌人吃不上，穿不上，就是对正规军最好的配合。
我们在对敌斗争中，要提倡气节，反对投降。这次胡宗南向我们边区进攻时，三边、陇东都有不少人向敌人投降和叛变自首。一个人活一百岁总要死，今天死或明天死，反正都是要死，但死的意义不同。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表现在战场与法场上。在战场上，要勇敢杀敌，拼一个你死我活。在法场上，要杀要斩听便，在临死前的几秒钟还要喊，“共产党万岁！”这才是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但是，三边、陇东却有这样一批党员，有的是很早跑出去了，敌人来后，号召共产党员自首，他们又跑回来，便争先恐后的去自首，办理自首手续。像这些共产党员完全失掉了党员的气节。我们有像弼时同志那样的很多党的领袖，在法庭上同敌人英勇斗争，无论敌人用什么酷刑，他们连一句口供都没有。敌人对弼时同志用了电刑，他还是没有一句口供。毛主席讲：“我们这一辈子打不倒蒋介石，由儿子接着打。”我们反对投降主义，为此，不仅要教育党员保持革命气节，而且要教育群众也要有革命气节。我们反对逃跑主义，当敌人来到时，我们就要发动群众和敌人斗争，斗争的办法，就是毛主席早在中央苏区就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个字。
关于扩兵问题，据几个县的报告，采用了三个办法：第一是党员干部带头，第二是个人号召，第三是党员、干部都参军，使群众也不得不参军。我认为，这种扩军办法，不是真正的走群众路线，没有把全体男女老幼发动起来，没有从政治上激发起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所以虽然扩了三千名新兵，但是不能把他们编散，一编散就要开小差。而山东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