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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区对敌伪武装的处理。军区政治部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对土匪、保安队、乡保和地主武装等敌伪人员如何处理，哪些是要消灭和瓦解的，哪些是应该争取和改造的，要制订出一个具体的规定，发到各分区贯彻执行，使下面有个遵循的依据。现在，虽然也有些规定，但是不够明确、具体，下面执行时比较困难。
第四、甘宁青问题。除调回民支队去青海外，现有的回民团、三边的回汉支队，加上另外四个大团，就可以解决宁夏问题。甘肃问题，交野战军负责解决。
第五、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我们各部门的工作，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所以必须彼此通气，加强协调。比如，我们的军事工作，都有政策的内容，都要有政治工作来保证，因此，司令部和政治部必须保持密切联系。司令部组织部队训练，执行作战任务，就要有后勤部的物资保障。打仗会有伤亡和病号，就要有卫生部门保障。所以司、政、后、卫各部门要加强联系，必要时，司令部、政治部可以请后勤、卫生部首长来汇报研究工作。
各级领导对工作要抓住中心。不仅搞好日常工作，还要深入部队，深入基层，亲自下去看看，在上面光看报告是不行的。
各部门要加强请示报告，部门领导外出要请假。比如前方部队对后勤工作有意见，后勤部就召集下面后勤部长来开会，事先也不请示，开会后作出什么决定也不汇报，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召开会议应作好准备。要预先把会议内容通知大家，把文件准备好，或提前发给大家征求意见，然后再开会讨论，这样参加会议的人员就能根据会议的内容和要求，准备好自己的意见，会议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过去大家整天讲要学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实际并没有真正学到。彭老总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学会的。当时，他对毛主席说要开个会。毛主席问他开会的内容，要解决什么问题？并向彭总要材料。彭总说没有材料。毛主席就让彭总写一个材料送给他修改后才正式开会。可见，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就是每做一件事，预先要有计划、有准备。像我们今天开会研究的这个建军计划，事先应准备好材料，发给大家征求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再拿到会上来讨论，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方案，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毛主席领导书记处，要把每个人的意见都集中起来，这样就能使大家对工作做到明确、合拍。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方法不是为了争你大我小，你的威信高、我的威信低的问题，而是要看谁对问题解决得正确不正确。毛主席说过，一百个问题解决得都正确，大家都会信任你，如果有一个问题解决得不正确，就应当作自我批评。这次李卓然同志⑤在去东北以前，毛主席找他谈了四个钟头，讲了两个内容：“要靠自己的进步，靠司令员老资格都不行。”我们西北军区是个兄弟班子，要进行集体领导，互相学习，不能说我是司令员就比大家高明，谁的意见正确，就按谁的意见办，不对就推翻，这是个民主集中制问题。今天我们开这个会，事先没有给大家通气，这种工作方法，今后应改变。
现在这个建军计划要重搞，计划中要明确规定老区、新区各发展多少人。对晋绥地区可先和李井泉同志⑥商量一下，我看不是发展，而是要结束的问题。宁夏、甘肃、青海怎么搞，搞多少部队？请大家研究。这个计划由王维舟和马明方同志⑦抽时间抓一下，作为对外向民主人士谈话的内容。具体做法可以分头搞，司令部由张参谋长⑧组织座谈，政治部由杨尚高、谭生彬同志⑨负责；后勤部由陈、周部长负责。去年，毛主席就对我说搞一个材料，任弼时同志对材料要求也很迫切，我们把材料整理好后，就上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注释＇
①即习仲勋同志，为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②即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在日本投降后先后被调去东北。
③谭政原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日本投降后调往东北，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④贺彪为晋绥军区卫生部部长。
⑤李卓然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和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后调往东北工作。
⑥李井泉为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⑦王维舟为西北军区副司令员，马明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⑧即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
⑨杨尚高为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谭生彬为组织部长。
晋绥军区自卫战争以来的工作情况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军队建设问题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一二零师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基本上完成了创建与巩固晋绥解放区，坚持并配合了全国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任务。同时，粉碎了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进攻，壮大了自己的部队。这是在党中央、晋绥分局和军区领导下，全区军民艰苦奋斗、牺牲流血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从解放战争以来，我区部队在配合友军，解放山西、绥远战斗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西北战场上起了决定的作用。
在八年抗战的伟大成绩中，有几件事特别值得提一下：这就是对敌斗争、生产运动、练兵运动都是有成绩的，创造了对敌斗争、生产、练兵三者结合的经验。在对敌斗争中，挤退了敌人，保持和巩固了根据地。在生产运动中，解决了部队的经费，一般自给率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练兵运动中，贯彻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提高了技术与战术，对战斗及各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敌后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教育上对阶级教育做得不够，没有把民族教育与阶级教育统一起来，在生产运动中还存在某些缺点。因此，当由抗日战争转到自卫战争，由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尤其在经过八年抗战后，根据地在更加困难的情况下，使部队在思想上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些糊涂观念。有部分干部、战士对于由抗日战争转变为人民解放战争，作战对象由日本侵略者变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阎锡山等反动派，在思想上认识不清。如有人说：“打日本有我的一份，打蒋介石没我的事。”幻想和平，不愿斗争。一部分干部想进大城市享受，有的战士想回家，认为日本被打败了，就应该回去。还有的认为，“打日本打了八年，打内战还要多少年呢？”所以，有些干部在战斗中犹豫动摇。如六分区XX团主要领导，对完全可能打下的奇村据点放弃不打。二十七团二营营长在集宁战斗时，放弃卧龙山阵地，投敌叛变，使这次战役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当然，上述这种现象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是很好的，因此在这段时间的各次战役中，表现了坚决、顽强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取得了许多胜利，出现了大批战斗英雄和战斗模范，克服了缺乏粮食、担架和各种物质以及寒冷的困难。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极为宝贵的。
其次，由于晋绥连年支援战争，加上敌人的破坏，解放区生产下降，财政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使部队的物质生活感到很大困难。在抗日末期，提倡自力更生，解决部队困难，获得极大成绩。但在执行中，也产生了许多流弊，如有的部队、机关的生产脱离群众，违法走私，违犯政策等。某些部队在打下一个城市之后，由于本位主义思想作怪，发生了严重的违犯政策纪律，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甚至乱没收、乱拿物资，引起了部队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不团结，并使某些贪污腐化分子有机可乘。这暴露了我们部队中残留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游击习气等恶劣作风的严重性。同时，由于“七大”精神没有来得及在部队中进行传达，军区首脑机关又几乎完全到了东北，对于整个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军区领导回到晋绥后，忙于在前方打仗，各个部队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一九四六年分局召开的高干会议，提出了反对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反对各种不良倾向，恢复红军时代的三大任务；提出改变连队政治形势（官兵关系）、“窑洞政治形势”（军民关系），强调了全党建军，所以后来对于民兵建设、优待军属、解决军属困难，督促逃兵归队、支援前线等都比以前有了改进。但由于战争环境的关系，这一精神没有能够完全贯彻到部队中去。
一九四七年召开的建军会议，是本着一九四六年晋绥分局高干会议的精神召开的，提出了以建设土地改革的军队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进行为土地而战与反对美蒋战争联系起来的思想教育。为此，要求军队必须参加土地改革，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并改变党内不纯的情况。因为只有把解放区建设好，才能建设好军队。会后立即调了大批干部到土改工作团去，野战军纵队政委、军区的部长、分区的司令员、直到连队的各级干部和一些好的战士都参加了土改工作。除参加土改工作团的人员以外，部队也尽可能参加驻地群众的各种土改会议，这不仅具体帮助了群众的土改工作，而且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群众观念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迅速的恢复解放区生产，还决定从各个部队中抽出九十亿元（农币）帮助群众生产，部分的解决了群众缺乏生产原料的问题，对于推动和发展生产产生了很大作用。同时，决定军队实行统一供给制度，不准做生意，各单位所有家务及商店一律交给政府。这样做之后，既避免了部队脱离群众、违犯政策法令现象的发生，也有利于克服部队中因把主要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