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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紧”，似乎是我们给他添了麻烦似的。刚开始我不肯配合，因为一直以来我所受到的教育是既然你买了座位票就应该享受座位的待遇。但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这也许对战乱中的中国不合适。因此当他把他全家人，其中有一个牙齿掉光的老岳母和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从窗户弄进来的时候，我也热心地帮着他放行李。 第二个夜晚是半睡半醒地度过的。外面下起了雨，车顶上的人拼命钻窗户往里挤，车厢里更挤了。我在一个小站台买了碗水喝，再加上黎明新鲜的空气，整个人觉得清爽了。
火车在上午九、十点的时候到达了洛阳。站台上有很多食品摊，有火盆上现煮的半便士一碗的米饭和蛋汤，12便士一袋的大鲜桃、煮鸡蛋、茶水和看上去不太干净的面包。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当我们从窗口跳下车的时候，三架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防空高射炮正对准它们扫射。铁路沿线匆匆筑起了战壕，那些来得及跳下火车的人飞快地躲在了里面。我很幸运地被压在了底下一层。车站上炮火轰鸣，我们脸朝下，紧紧地贴着地面，闻着潮湿的泥土味。那时，我们听到嗡嗡声越来越近，一直到了我们头顶。难道他们要炸火车和铁路吗？难道他们知道火车上有很多中国士兵，于是要用机关枪扫射？似乎经过几个世纪（几秒钟）的焦虑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着他们飞走了。回到车站后我们发现铁路线完好无损。但不远处一团团浓烟意味着死亡、无家可归和对这些高高在上的、以强凌弱的侵略者的刻骨的恨。 火车快速地向西驶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四面的乡村有点像加泰罗尼亚的比利牛斯山脉地区。山丘和房屋都是土黄色，贫瘠的梯田里稀稀拉拉地种着小麦、土豆和白萝卜。这里看不到水牛或公牛，取而代之的是驴子和骡子。河床上栽种着长势旺盛的浅绿色的水稻，以及平原地区特有的外形规则的紫色、绿色和棕色的山。 在看到西安宏伟的、高高耸立的城门后，我们四天的辛劳旅程终于结束了。“到了，到了！我们终于到了！” 霍格并没有记录他是如何返回汉口的，幸运的是他成功地做到了。他的下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从汉口写回家的信记述了这座省城是如何被完全封锁的。这封信写于10月13日，12天后日本人入侵了汉口。当他熟悉到正当他把所有精力集中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欧洲的情况也开始变得危险起来，他感到震动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 谢谢你们在10月5日的来信中告诉我欧洲的危险情况。我没料到他们会耗尽防毒面具和其它物资。虽然我不能真正体会当时的一切，但你们的信让我身临其境。这里也即将进行一场战争。所有人都背着铺盖卷匆匆离开，大都身无分文。很多家庭四分五裂，因为有些人被要求留下，有些例如孩子、熟练的工人和成年女工有非凡机构可以照顾也留了下来。现在我们被完全阻隔了。 日军切断了通往广州的铁路，广州在汉口陷落后不久也沦陷了。北上的铁路线也被切断了。中国人在长江上游地段铺设了横江铁索用来防御日本人的军舰袭击，然而它所起的“作用”是限制了水上运送难民，进一步加重了这座城市的孤立无援。 汉口陷落的前一晚，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去了他对这座城市最后的描述： 10月24日晚，武汉市长发表报告说大约50万人留了下来。这意味着100多万人已经撤离。一星期以前，这里的人们还漫不经心。孩子们仍在战壕和沙包上玩着熟悉的游戏；舞厅里挤满了穿着旗袍、享受着最后快乐时光的年轻姑娘们和赚了大钱的生意人。但在最后三天，街道上就是一派匆匆逃亡的景象了。 有钱有势的人们在夜晚坐着汽车一路颠簸地开往乡村。有了夜幕的掩护，他们可以躲避日本飞机对地面地毯似的轰炸。白天，穷人开始了步行大逃亡。弹簧床、桌子椅子、炊具、生病了的家人和婴儿坐在堆了干草的篮子里，都用一根扁担挑在肩上。在几百英里的逃亡路上，每一步都回荡着他们“嘿嚯嘿嚯”的喘息声……今天最后一班船已经开走了。没能挤过人山人海挤上船的人家失望地坐在岸边，看着他们逃生的希望飘远。与此同时，那些留守的人，包括1000多名外国人都紧张地忙碌着，或没事找事忙，让自己不去想日本人的炮火马上就要打来的惧怕。 夜深了，我们在这座伟大城市的中心。这里的人们原本是爱热闹的，此时却寂静得像亚利桑那大草原的午夜。受伤的士兵们躺在堤岸边，希望被撤离到船上。一队队农民赶着他们的家畜匆匆赶路。一小批难民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四处逃散。很快他们会躺下休息，等待着宿命。汉口今夜难以入眠。它可能会被“焦土政策”的爆炸声惊醒。几小时后，河对岸就会传来清楚的枪声。明天？蒋委员长已经弃城而逃了！
蒋委员长确实撤退了。他的这一决定使汉口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沦陷，也使这里的人们免遭南京大屠杀的厄运。外交官和大多数记者都乘船逃往了上游的重庆，那里成为了新的国民政府所在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坚持自己的道路，北上去了共产党的根据地。18名“最后的挖掘者”留了下来，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日本人无意重复他们在南京的罪行，他们也不会让外国记者有机会审察他们的丑行。这些记者很快被聚拢来，送上了一架开往上海的飞机。 7个月前，霍格花了两个星期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最后到达汉口。而这次回程只花了2小时57分钟。飞机载着他们飞过一带乡村的时候，地下满是战壕、炮弹坑和烧毁的村庄，这是他们报道了好几个月的战场。 回到上海后，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了一篇布满愤怒的报道，这篇报道成了那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的题目是“帝国操纵之我见”。它谴责了外国势力在日本人侵略汉口时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保护中国人民的势利行为。他描述了意大利领事如何盛装接见日本军官，英国海军如何阻挠中国军队执行事先计划好的炸毁具有战略地位的建筑物的行动，美国的炮舰不保护中国平民而是静静地停靠在码头。 汉口仍然有50多万平民，大多数聚集在外国人的“安全区”。尽管外国人鼓励他们留下并让他们相信可以得到保护，日本人很快就把他们轰了出去。霍格在报道中说，他们在外国人和日本人眼中只不过是不卫生的讨厌鬼。这些平民后来被送往了一个废弃的贫民区。 长长的一队难民——都是一些年迈的和虚弱得无法疏散的可怜人，朝着他们新的落脚点艰难前行。怀孕的母亲牵着瞎眼的老祖母，老祖父背着全家的行李压弯了腰，年幼的女儿抱着弟弟或者妹妹。他们以中国人的坚韧忍受着这让人无法承受的磨难。当他们走在细雨中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日本兵正在抢一家人的被褥，另一个正预备带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 除了一笔奖金，霍格的高质量的报道还为他赢得了一份合众国际社的差事，他可以自己选择地点，然后从那里写文章给他们。他在上海青年会宾馆租了一个房间，令他惊喜的是宾馆还配有一个健身房和壁球馆。在这里他计划着下一步行动。 他在延安的短暂逗留使他对中国的西北地区发生了极大的爱好，于是他决定延安就是最终目的地。他打算在日本过完圣诞节后就去北京，然后越过日军的防线进入共产党控制下的区域。他还想找到路易·艾黎。他在汉口曾与这个新西兰人见过面，后来听说他在西北某地的一个工业合作社工作，但没有人知道具体地点。 然而一场副伤寒，一种通常由于喝了不洁净的水而感染的传染病打乱了他的计划。霍格在医院躺了19天，精神有些狂乱。因为当时上海的医药供给很紧张，他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他的老朋友——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士弗兰克和埃里·米利肯收留了他。他们知道如何照顾伤寒病人，很有可能因此而救了他的命。 霍格待在中国期间，新教的传教士两次救了他的命，为此他一直感恩在心。直到后来，他才熟悉到中国民众对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活动的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憎恨。16世纪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小规模地频繁活动。西方列强侵略欺侮中国所上的每一个新台阶都有这些传教士的推波助澜。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失败后，清朝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和开放的5个港口，并同意西方传教活动扩展到其它主要城市，如广州、上海和厦门。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结束后，中国被迫接受答应西方传教士自由活动并保障中国人民改信基督教的权力。 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5）和义和团起义（1899…1901）之后，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继续得到扩大。对传教士的敌视以及对传教活动对中国传统信仰带来挑战的厌恶是这些起义的主要因素。3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于义和团起义。紧接着20世纪初发生了闻名的保守新教运动和社会福音运动。到1930年，中国有8000多名新教传教士和大约50万人的新教团体。到1949年更大的教派——天主教，教徒估计达到了200万人。
米利肯一家开办了一家基督教广播电台，能让听众随时了解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大事。他们同时也提供留局待取服务。当霍格康复后，他收到了几封家里寄来的信，得知了家里人的近况。他姐姐罗斯玛丽在信中告诉了他他的前女友玛芙·尼尔森在和他的好朋友罗杰·亨特谈恋爱。他还知道他哥哥斯蒂芬在那年8月结了婚，他最大的哥哥加里和他妻子分居了。这些不能说都是好消息。“加里和多萝西的事真是太让人遗憾了！”这是他看完信后的感叹。加里比霍格大14岁，不管在童年还是长大后，他们的关系都不是很密切。而关于史蒂芬，霍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