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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村民热情的欢迎，给他们拿水拿吃的。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房屋全被烧焦、荒无人烟的村子。每一座寺庙都被日本人的枪炮炸得只剩了碎片。
日本人这样肆无忌惮的摧毁是有目的的。村民们要重建被炸毁的房屋，就没那么多时间种庄稼，那他们给自己、给游击队的粮食就少了。不停地轰炸，包括对小村庄的轰炸成为了直到1945年8月份战争结束日本人侵略中国时的一个标志。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霍格和他的小队人马一次又一次跨过了日本人的封锁线，每次都是在夜晚行动。每一次日本人攻打他们所在地区的目标时，他们就隐进了深山。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和共产党保持着联系。有时会有延安来的学生，他们组成了一个“抗日学习组”。还有一队歌手和演员加入他们，给村民演出抗日宣传剧。当他们静静地穿过日本人的防守据点时，霍格不止一次地抬头看到，月光下，日本人的国旗，白底子上一个升起的红太阳，懒懒地挂在旗杆上。 霍格几乎没什么时间写信回家。这里也有类似邮局的服务。航空邮件上用一根鸡毛粘在信封口作记号，经过一个又一个人的手，白天又黑夜，从北方转到国民党控制下的西南地区，然后再到达香港。 虽然没时间写太多，但霍格还是给家里写了信。到了傍晚，霍格会坐在他的打字机前，借着煤油灯的光根据自己的经历给美国和英国的杂志写短篇故事。他借助他在美国主要的关系艾达·普鲁伊特帮他发表文章，还催促穆里尔阿姨利用她在两国编辑界的影响力来帮助他。他甚至还请求教会联系他们所熟悉的杂志、期刊让他写的那些短篇故事能得以出版。 他们都拒绝了他。美国的杂志社对他写的这些有关中国在战争时期取得的胜利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灾难不感爱好。他们需要的是从他们的记者那里获得的第一手的、血淋淋的报道。而他的父母则想办法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他的几篇文章。这家报社虽然稿酬不高，但却一直欣赏他的文章。 在这里的几个星期，霍格到处都可以碰到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日本人轰炸沿海城市的时候逃到乡下来的。在这里，他们有的当医生，有的当教师，有的当地方官和政府官员。他还听到人们到处谈论着在农村建立小规模、流动合作社的部署情况，这些合作社是用来代替战时为了保卫上海、南京和汉口时失掉的轻工业。 中国的工业合作社是埃德加·斯诺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带领着几个外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想出来的点子。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和她姐姐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都是合作社的热情支持者。这些重量级的支持者们计划着在农村开办小规模的工厂，雇佣难民和战争中留下来的孤儿，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生产基本生活资料。尽管工业合作社在为八路军提供基本物资方面起到了要害的作用，但在最初，这场生产运动主要是为满足两党共同抗日的需要。 初看上去，这是寄托了希望和美好心愿的工程。日军进攻时，中国政府撤走了重工业和军工厂，但放弃了一些小型工厂，比如纺织厂之类。要在偏远的西部地区重建轻工业基地的话，设备、资金和人员从哪来呢？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合作社的资金要借助美国政府的帮助。 埃德加·斯诺邀请了艾达·普鲁伊特加入了他们这个合作社的发起小组。她的父母是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她出生、成长在一个小乡村，因此她懂汉语，也了解中国农村的文化。她在美国接受过教育，这样一个双重文化背景使她在中国从事教师、社会工作者和作家的工作时具备了独特的视角。 她后来还在另一方面帮了大忙。她出生的地方是蓬莱，山东省的一个海滨小镇。1898年，她出生后的第10年，这个镇上的另一个传教士家庭也添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名叫亨利·卢斯，后来成为了《时代周刊》、《生活》和《财富》杂志的创办人。由于他们拥有类似的家庭背景，艾达·普鲁伊特几年后向亨利·卢斯求助，为他们合作社做宣传。 路易·艾黎开始在国内筹备合作社，而艾达则要面对在美国为印杜思科2——合作社的筹资组织——募集资金的压力。她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的积极游说获得了回报。她在好莱坞建立的合作社支持委员会还请到了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和派拉蒙影业公司的高级经理，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还在她创办的报纸专栏“我的日子”里高度评价了合作社的工作，并同意成为合作社顾问团的一员。当艾达找到好莱坞的塞缪尔·戈尔德温时，她的筹资工作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他是一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当时在业界已经是个传奇人物。他同意将中国纳入他的战争救济委员会，还建议她去找当时的传媒大亨亨利·卢斯求助。
卢斯对中国的热情是有渊源的。1898年，卢斯出身于艾达·普鲁伊特所在的那个传教区的一个长老会传教士家庭，在中国几所教会学校念过书。14岁的时候，他被送回美国读书，在耶鲁大学他是公认的“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之后他又穿过大西洋，在英国牛津大学待了1年。 不同名校的求学经历给了卢斯卓越的求职资格，但他却加入了《芝加哥每日新闻》，做了一名普通职员。24岁时，用向家人朋友借的钱，他和他的朋友布里顿·哈登在1923年推出了《时代周刊》，这在当时是最早的新闻周刊。紧接着在1930年，他们又推出了商业杂志《财富》，在1936年推出了《生活》周刊。 《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对日军1937年进攻上海所作的报导充分反应了卢斯对蒋介石和他的太太宋美龄的欣赏。那一年，《时代周刊》把蒋介石夫妇评为它的年度人物，其后又几次把这一殊荣给了这对夫妇。普鲁伊特知道卢斯一直致力于将那些为中国提供战时资助的分散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也在给中国的基督教大学筹集资金方面出了很大的力。现在，他已经同意将工业合作社纳入到他的筹资项目里。 在卢斯的提议下，这些分散的救济组织合并成了一个名为“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新团体。他们还推出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提升了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形象。卢斯个人向该基金捐赠了25000美元，条件是其他资金来源给予同等数目的捐赠。他还带动其他几个大人物加入了“美国援华联合会”的董事局，包括埃莉诺·罗斯福、司蒂蓓克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保罗·霍夫曼、小约翰·洛克菲勒和其他几个电影制造业的大人物，如大卫·塞尔兹尼克和路易斯·梅耶。这些董事会成员们的想法是和他们的商业利益照应的。拿塞尔兹尼克来说，他很清楚《生活》周刊能成就一部好莱坞新片，也能把它毁了。 卢斯很早以前就被这样一个想法所吸引，那就是在中国成立他所谓的“游击队工业”。《时代周刊》驻重庆的记者狄奥多·怀特了解他的这种热情，于是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作定期报道。他的报道马上吸引了在中国的记者和《时代周刊》的广大读者，因为这是来自战区稀少的好消息之一。 卢斯和他在1935年娶的第二任夫人克莱尔·布斯·卢斯游历过中国好几次。1941年，卢斯夫妇第一次到达重庆，蒋介石把他作为国民政府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这样一位重要客人，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款待。作为回报，卢斯让蒋委员长在4年时间里8次成为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当时中国正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合作社成功的要害就在于能否有足够的资金：大多数合作社在货币贬值前把几乎所有资金投入了设备中，因此后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弄到足够的运转资金使合作社维持下去。在1938年合作社创办初期，西北地区的小麦价格是43。5元一袋，也就是2。1英镑。到1942年春，小麦价格涨到了每袋100元。同期，棉纱的价格则从每捆350元涨到了8000元。据霍格的估计，合作社的生产成本在不到四年时间里涨了20倍。1938年春，每家合作社需要的平均起动资本为2000元，到1942年已经上涨到了大约12000元。 1940年，中国的西北地区有362家工业合作社，从事鞋、服装、炊具和普通工具的制造生产。这个数字大大低于路易·艾黎当时预想的数量。因为有四百万的贷款未还，银行不愿意继续贷款给这些合作社。他们在西安、兰州等城市的债权人要收取每月8％的利息，合作社争取到的来自部队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合同则几乎被压到了成本价。部队知道合作社不忍解雇他们的员工，因此宁愿接下亏本的买卖也不会拿不出钱付工资。 当国际友人，尤其是卢斯的杂志和美国新闻界赞扬工业合作社是中国的民主先锋队时，国内的军队、银行，尤其是国民政府却在扼杀这个羽翼未丰的运动。霍格对宣传的影响很担忧：美国人民的支持在这个时候对合作社的进步，甚至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美国畅销杂志和报纸的每篇报道似乎也都在为重庆政府给合作社贴上“非中国”的标签增加理由。事实上，许多中国人把合作社看成是像传教活动一样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另一个事例。更糟的是，国民党政府把合作社看成共产党的前线。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