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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写了封信回家，告诉他妈妈他差点就结婚了，“可日本人偏偏发动了一场大战，而她选择了她的国家。”
小任在游击队接受了一年的练习。1944年她加入了八路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前线战士。这是对她军事技能的充分肯定，因为游击队中只有2％是女性。 霍格从来没有忘记过小任，他们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他去世。每次收到小任的来信，霍格都会兴奋得跳起来。路易·艾黎记得“他兴高采烈，一整天都乐呵呵的，把她的信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看，直到最后因为看了太多遍，信都快成碎片了。她一直在他心里。” 1940年1月12日，霍格听说了一个让他感到惊异的消息：凯瑟琳·霍尔违反了日本人的驱逐令又回到了战区。她是一个43岁正直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岁月已经锻炼了她面对死亡、疾病和战争中的暴行的勇气。在她治愈霍格的斑疹伤寒后不久，日本人就烧掉了她的诊所。在把从北京购买的大量的药材偷运到游击队地区途中，她被日本人逮捕了，并被送往北京进行审讯。他们用死威胁她，并把她送上了一艘开往新西兰的船。在香港，她跳下了船，参加了中国的红十字会，并协助他们把两大卡车的军需药品送往800英里外的北方。 这批军需药品的目的地是救治八路军的一个医疗所。医疗所是由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开的，他是在抗日年代涌现出的一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是一位49岁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爱喝酒、爱结交女性、有着敏锐的头脑和火爆的脾气。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决心重新参加战斗，和法西斯斗争到底。于是他在1938年向毛泽东提出愿意为他们服务。当时，游击队的医疗条件很艰苦，伤兵们只能在战地接受近乎原始的手术。白求恩在尽量靠近前线的手术台辛勤工作着，在缺少药品和麻醉剂的情况下，他实施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手术。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成为了一个传奇，也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革命将领的永远纪念。 霍格对于像凯瑟琳·霍尔这样一位性格刚烈的传教士，会和白求恩建立深厚的友谊很感爱好。白求恩很欣赏霍尔的专业精神、她的勇气和她不顾生命危险跨过敌人的防线运送药品的事迹。他也知道她偶然还帮助那些遭到日本人追捕的学生躲在卡车里，逃离北京。霍尔也很喜欢白求恩这位朋友，她欣赏他自我、率性的性格，还有他能把一棵老树下满是灰尘的一小片地变成一个战地医疗所的本事。 正如她的传记作者瑞伊·麦奎格所指出的一样，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她的工作和信仰的坚强的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在白求恩身上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都想在农村地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服务网。他们想在农村建立培训基地，让村民把握基本的医药知识，这样当地的村民就可以当卫生所的医生。他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农村地区肆虐的疾病，比如斑疹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和脚气病都能轻松治好。 白求恩在游击队前线的医疗所工作，他的基地则在毛泽东在延安的总部。凯瑟琳·霍尔也经常与他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她要保证白求恩手术所需要的基本药品和设备。他给了她一份很长的军需药品的单子，需要从北京偷运过来。 他们两人都是远离祖国和亲人、过着危险、孤独生活的人。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长达18小时的混杂着血、泥污和伤兵的惨叫声的手术结束后，白求恩非常疲惫；而凯瑟琳·霍尔则有《圣经》来作为精神支持。她有她的信仰、祷告书和她的圣洁。然而只要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会谈到夜深，畅谈各自的家庭、生活和理想。 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医务人员都猜测这两个外国人之间有段罗曼史。白求恩和同一个女人两次结婚又离婚了，而霍尔从未结婚，一生单身。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给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因为没戴手套，他被割伤的手指受到感染，死于败血症。霍尔当时正在从香港采购药品回来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很悲伤，就像听到两个哥哥在一战中战死的消息一样的悲伤。几个月后，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她染上了脚气病。为了保住性命，她被迫离开这里，回到了新西兰。
霍格对霍尔的评价，关于她毅然回到中国，给她崇拜的一个医生送军需药品，以及她痛苦的离别，是很符合当时的情境的。“假如说有勇敢女性的话，霍尔就是！”他在1940年1月12日写回家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担任洋秘书以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被派到宝鸡以南160英里眉县一个村子的小工业合作社工作。这是一个荒凉的小地方，四面都是贫瘠的山坡，唯一的亮点就是汉江的鳞鳞水波。伦敦市长为中国筹集了5万英镑的资金，这是笔大数目，折合今天的1100万英镑。这笔钱主要是投入当地的合作社建设的。合作社派他来弄清楚这笔钱的去向。在河水的浅滩里，霍格还发现了派他来的另外一个原因。 一个男人孤零零地站在浅浅的河水里，像只孤独的水鸟。蓝色的工作衫敞开着，长裤卷到了膝盖，旁边放着简陋的筛子和浅口盘。这个人的孤独和他四周环境的贫瘠是显而易见的。光秃秃的山坡后埋着的是金子，而这个男人的背后则是成千上万个和他一样命运的人。 通货膨胀削弱了法币的购买力后，黄金的价格急速上涨。匪帮们从淘金者那里抢夺黄金，交给国民党，就可以领到一笔丰厚的奖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土匪都是国民党的逃兵。黑市的黄金价格涨到正常价格的三倍时，这些土匪就自己接管了所有的淘金活动。安康镇（西安以南一百多英里的一个小镇）四周金矿的产量下降了25％。 霍格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把小淘金者重新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合作社。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假如成功了，他们就可以同从重庆过来的银行买家代表谈成更好的价钱。两个星期内，淘金者们组成了一个大的合作社，并用金子来招募保安。霍格离开时，这个合作社已经能为它的成员带来更大的回报了。但那位伦敦市长的钱却不见踪影。 第二个任务紧接着来了，霍格坐上了一辆载满货物的大卡车。卡车在山路上开着，用的燃料是本地产的白酒。他们的目的地是汉川，位于秦岭脚下汉江平原中心地带的一个集贸小镇。因为地处自北向南的贸易主线，汉川好几个世纪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朝廷和地方军阀纷争不断，都想控制这个地区，掠夺山里丰富的铁、金、铜矿和山谷里的棉花、丝绸、大麻、竹子和茶叶。 汉川的合作社全部破产了。通货膨胀把工人们逼得都快饿死了，合作社拿不出资金。这样的情况霍格并不是没有碰到过。他特意挑了一家情况最糟的合作社，这是一家生产油布的小合作社，它的9个工人以前在一家私人的工厂干活，因为提出加工钱的要求被老板开除了。他们用合作社给的补助买了织布机。以前工厂的老板娘因为忍受不了丈夫对她的虐待，也加入了他们。她叫秦文水，并被大家挑选为带头人。通货膨胀和战乱使他们的小合作社倒闭了。 霍格为这个合作社起草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并规定织布机作为他们的共同资本。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能够获得预付的棉纱，再织成绵布。卖布的收入能用来买木油，再生产出价钱更高的油布。 然而结果却不是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秦文水的丈夫找来了，还企图关掉他们的合作社，说他们干的是不道德的勾当。随后，他把她接回了家，说要修复他们的婚姻。后来她母亲在她家发现她被系在腰间的一根绳子吊在天花板上，已经不省人事。她双手被捆在背后，赤裸的身体满是淤青。 文水被送进了医院，而她的丈夫被关进了监狱。几天后，她又回到了合作社。霍格这样评价她：“这个一字不识、命运坎坷、让人同情的女性把她身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合作社。她把这里看成了自己的家。”
随着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乔治·霍格意识到，没有再待在上海的必要了，正像奥登和伊舍伍德等记者的选择一样。一个新的战场已经形成，蒋介石已经将他的政府迁到新地方，日本人也再次开动装甲车向西进发。中国已经预备好反抗日军对下一个城市的进攻，并决心不能再像南京那样轻易放弃。 这个新的首府就是当年每一位新闻记者都向往的地方：汉口。
在中国的扬子江和汉江的交汇处坐落着很多城市，距离中国东海岸线450英里的汉口就是其中之一。从喜马拉雅山流下的雪水，流经扬子江，并最终在上海注入大海。蒋介石政府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就撤退到了汉口。这里与武昌、汉阳一并成为当时的政府所在地；这个城市群就是现今的湖北省省会，武汉。 在1938年，从上海到汉口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首先乘坐开往英属殖民地——香港的蒸汽船，然后再搭乘火车或飞机。那年的3月9号，乔治·霍格登上了一艘日本汽船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后，他又马上换乘了去往汉口的火车。在这个历时两天，总行程超过500英里的旅程中，他再次凭借自己优秀的口才从极为不舒适的三等舱来到了头等舱休息。也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穿着得体的中国商人。这位商人在一家主营新闻用纸业务的德国公司驻上海的办事处工作，当他得知乔治正在寻找工作后，马上为他提供了一个英文秘书职位空缺的信息，带一个英国秘书参加会议无疑会使这个商人与众不同。这让乔治很开心并一口答应。于是乔治在汉口有了第一份工作；他还用印有单位“范·里库姆兄弟有限公司”抬头的纸，给家中写信，那时的他已经开始以商人自居了。 幸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