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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相互作用中趋于另一种稳定态，这就是魏晋南北朝亚稳态结构。
亚稳态结构在魏晋南北朝中期已基本形成，它与西欧、日本封建社会有着相似之处。领主庄园林立，商业和城市普遍衰落，运输关卡重重。我们知道，汉代商品经济远比西欧中世纪的发达。但魏晋南北朝，统一的币制破坏。北齐曾出现实物交换的低级经济形态。北周用布帛为流通手段。宋铸钱极为粗劣，一千钱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还有一种比鹅眼钱更劣的钱，称为綖环钱，极易破碎。梁时币制混乱，甚至改用铁钱。非常有趣的是，北周前后河西诸郡曾使用西域的金银币 “而官不禁”。这种情况在封建大一统时期很少见。当国家陷于分裂、关卡重重时，使用金银币和外币流通是易于理解的，只有这样的货币才能沟通几乎被隔绝的经济区域之间的微弱的交往。这一时期，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也不那么典型了。北朝主要是争夺人口。
根据这些类似之处，一些历史学者提出了魏晋封建说。他们认为汉代仍属奴隶制社会，汉魏时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有些研究者把汉代的流民问题、货币经济的繁荣，看作和罗马帝国类似的情况。历史上竟出现过这样惊人的巧合。罗马共和国的金储量为十七万九千一百公斤，而王莽死后汉代的黄金储量是十七万九千二百公斤。这些巧合，无疑可以加深这些学者认为汉代是奴隶制大国的印象。魏晋封建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它正确地指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有别于秦汉、隋唐、明清的特点。而和西欧、日本封建社会有某种类似之处。
但是，这一理论的失误在于没有看到汉代的社会结构与罗马帝国根本不同。汉代的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并不因为它是奴隶社会，而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社会调节的结果，是地主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在隋唐以后各皇朝中都存在。而且越是到王朝后期，商业病态繁荣的现象就越明显。汉代和隋唐以后的封建王朝都是实现了宗法一体化的封建大国，它们的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魏晋南北朝与西欧的类似，是因为宗法一体化调节失灵了，它必然出现如种没有一体化调节的社会结构所具有的一般特点。
魏晋南北朝后朝，随着几个干扰源的逐步排除消融，一体化调节力量又开始复苏，社会又往宗法一体化结构过渡。正如一巨大的物体沿某一轨道滚动，由于某种干扰而落进坑凹之中。但在惯性作用下又从坑凹中滚出来，终于回到原有轨道上来。
7。7 重建一体化的道路
我们先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要重建一体化，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从亚稳态结构回复到封建大国，需具备哪些条件。
显然，第一个条件是那些导致一体化调节失灵的干扰源必须被克服，或者干扰源被系统同化，成为自己结构的有机部分，或者系统内部已增加一个反干扰的体制。比如人体对某些病毒能产生免疫力那样，出现抗体，那么干扰源就不会影响系统的结构了。
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和佛教这两个干扰源，正是通过这些途径克服的。在三百余年的大分裂的漫长历史中，大量内迁的少数民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出现了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儒学在历时三百年的抗争中，一反汉代经学的迂腐气，慢慢地争取主动。最后，新抗体终于出现了。在佛、道、儒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流派——禅宗。到宋代出现了新儒学——理学。这时，佛教对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就不能发生以前那种干扰作用了。
克服干扰源，仅是重建和加强一体化的部分内容。由于魏晋南北朝已经形成一种亚稳结构，即政治上的贵族门阀势力，经济上的类似庄园制的形式，以及佛老玄学的意识形态，这三个子系统组成互相调节的适应状态，这时，仅仅是克服干扰源就不够了。任何社会结构的演化，必须首先削弱处于旧适应态三个子系统相互调节的能力。也就是说，打破亚稳结构要实现如下几个条件：经济结构中推行均田制，破坏庄园制度，限制人身依附关系，把部曲和佃客解放为自耕农；政治结构中削弱贵族门阀势力，维护皇帝和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废除九品中正制，找到能实现一体化的入仕制度；儒家重新获得正统地位，广大知识分子改变“无为”和出世的消极态度，积极干预世事，成为大一统的组织力量。魏晋南北朝后朝，历史正是这样发展的。
我们可以把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东汉灭亡，一直到西晋，这是一体化调节失灵时期；西晋灭亡后，南北分裂，北方十六国大混战，这一百余年社会处于亚稳态结构，是第二个阶段，而从北魏建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可以看作从亚稳态结构向重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过渡的第三个阶段。
7。8南朝的贡献与死胡同
从理论上说，重建一体化的任务可以由南朝、也可以由北朝来完成。表面上看去，似乎南朝更具备有利条件。南朝是汉族政权，在人们心目中是正统，社会也较稳定，不象北方那样混乱，而且前期经济比北朝发展，文化繁荣。但是，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西晋灭亡后，北方社会在一百余年间十分动荡，王朝更迭加走马灯，民族成份混杂，令人眼花缭乱。南方只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五个朝代。从社会稳定性来看，南朝比北朝稳定。控制论指出，所谓稳定程度高，就是子系统内部相互适应的力量强。系统旧结构稳定程度越高，改变它建立另一种适应方式就越困难。北朝亚稳态结构不如南朝稳定，恢复重建超稳定系统也就比南朝容易。历史上，正是北朝实现了中国的又一次大一统。
北朝少数民族政权中杂混许多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原始的社会结构可塑性也较大。虽然北方也留存了不少豪门世家，但贵族门阀势力远没有南朝顽固。北朝仕人受到少数民族侵扰和压制，不能象南朝世族那样肆意横行。在民族拉锯战中，北方的汉族很重视“同姓”，称之为骨肉。两、三千家聚居一地的现象，所在多有。所以，一旦民族融合逐步完成，少数民族政权就能很快地和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相结合，实现重建一体化。
南朝由于豪门贵族垄断了政治大权，在骄奢淫侈的生活中越陷越深，广大寒门庶族则被排挤在政治生活之外。南朝社会风气的磨烂是历史上罕见的。梁如土大夫宽衣大带，大冠高底鞋，剃面搽粉抹胭脂，走路要人搀扶。建康县官王复连马也没有见过，听见马叫便大惊失色，对人说：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颜之推感慨地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但他们完全不懂人世事务，做官不办事，家也管不好。他们迷于声色犬马，荒淫无度，有的著名文人如庾信甚至搞同性恋。社会风气极度糜烂。有些寒门出身的士子学人趋炎附势，纷纷投靠高级士族当门生，把自己一生的荣辱显达完全系于血统“高贵”的主子身上。如宋徐湛之就有门生千余名。
南朝的农民也陷于近乎农奴的地位，所受到削极为沉重。范宁曾说过当时劳役的繁重：“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这种情况随着贵族化的加强越来越厉害。社会生产不断萎缩。最能说明这种趋势的是南朝户口不断减少。自东晋历宋、齐、梁、陈五朝，户口不断下降，刘宋时户口尚有九十余万户，到陈时只剩下六十余万户，少了三分之一。一些最富庶的地区，户口减少更为惊人。如山阴县在刘裕时有三万户，到隋灭陈时，会稽郡（包括山阴县在内的八县）人口仅二万余户，还不及当年山阴一县的户口。据梁方仲整理的数据，我们可将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464——589年）户口变化画出一曲线（图19），自耕农呈急骤锐减趋势。这说明南朝庄园经济恶性发展。北方的起点比南方低，但受到的阻力也比南方少。北朝摆脱亚稳态结构要比南朝容易。在知识分子参政的道路上，北方也没有南朝那么深的门阀贵族与庶族的鸿沟。少数民族首领很容易把实现一体化和统一中国的雄心结合起来。石勒并不识字，但仍要人将《春秋》、《前汉书》等读给他听。正如一个不懂事的青少年接受一种信仰，比否定过这种信仰的老年人再重新接受这种信仰来得容易一样。北方自十六国混乱以后，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和民族融合，受压制的儒生逐步和王权联合，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和主张大一统；积极干预世事的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使北朝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迅速前进，以至最终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压倒南朝，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并不等于说南朝对回到超稳定系统结构没有贡献。其主要成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南朝是佛、道、儒三家斗争最激烈的地方。著名的思想家范缜就是南朝人。他以惊人的勇气著《神灭论》反对当时借助政权力量以势压人的佛学，证明物质是实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还指出当时国家贫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神不灭的缘故。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王府，范缜和名僧们当面辩争，吵得把祖宗的神灵都搬出来了。范缜表示决不肯“卖论取官”。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范缜发动围攻，动员王公朝公六十四人写批判文章七十五篇。《神灭论》发表后，在南朝引起很大的震动。相比之下，当时北方儒生还拘泥于经学的旧风，史称之为北学。而南朝注重古文经学，并吸收了老庄简易清通的风格。隋唐以后，儒学重新恢复了正统地位，这并不是汉代经学的恢复，而是更多地依靠了南朝学术界对儒、佛、道的融合消化的理论果实。
7。 9中华民族大熔炉一
北方许多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