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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有违背我对唐许下的诺言，虽然在11年后才戒了酒。
我还向唐表白：“我不撒谎，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撒谎。”
这话不准确。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通常从不说谎，故而说起谎来一点儿
也不熟练。
唐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看着我说：“哦，那你最好是学学。”
我并没有言过其实，也不是什么道学家，但不久我确实发现，真诚是避免疑虑
和猜忌的良方，从事间谍工作如此，其他行当也一样。于是这成了我一个固执的信
条，即“说真话要比靠谎言生活容易得多”。
即使你只想撒个小谎，那么从一开始，就要切切记住千万不要自相矛盾。从人
之常情上说这已经很重要，在间谍工作中这一点更应是首要原则，因为有信心和守
信用几乎就是间谍行当里的硬通货。除非是有很正当的理由，自相矛盾是间谍活动
中的大忌，会被认作是不诚实，进而成为失去信任的缘由。而且，这个行当里是不
会给你什么机会去“解释”你为什么会自相矛盾和前后不符的。
说真话就要容易很多。我认为一但出现误会，你就应当立即坦言承认，老老实
实道歉。大部分人都乐于接受真诚的道歉。有时，圆滑老练会有助于澄清误会。但
不管怎样这些都是诚实的误会，容易解释。最好和最容易的办法，还是从一开始就
说真话。
另一方面，即使只是最“无罪”最“平常”的谎话，也会使你失去很多。如果
是因为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或只是因为不真实、而使谎言被戳穿，那么，不知不
觉中，说谎者的信誉就会一落千丈。
说谎不是什么玩笑，开玩笑时人们会知道是玩笑，而谎言一旦说出，以后再想
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玩笑”就太迟了。
我无法喜欢电视情景喜剧和广告节目中的所谓“幽默”的“白色”谎言，它们
看起来就像是在愚弄观众的诚实之心，同时也表明，一个小小的谎言往往会导致一
个更大的谎言。
我记忆力极佳。依照事情的主题，我可以很轻松地记起一周前，一月前，一年
前，甚至十几二十年前别人告诉我的事。
我们经常听到自相矛盾的故事。如果这些自相矛盾的故事出自不同人之口，来
自不同的地方，就会使人们怀疑故事本身的真实性。而如果是出自同一个人之口，
那么人们对他的信任就会发生动摇。反正是哪里出了差错。要么是这个人记错了，
那么故事就不可信；要么是这个人在胡编乱造，那么他就不可信任。总之，这是一
个警告信号。
我个人认为，一个无法否定的谎言，或一个不必要的谎言，足以使我对说谎者
的人格产生严重的怀疑。
我确信一个人在成年以后，他的人格极少能完全改变。不诚实的品行迟早会露
出马脚，不诚实的所做所为也迟早会被揭穿。我多年的经历告诉我，这是一条颠扑
不破的真理。
所以，我不止是讨厌谎言，还厌恶那些惯于说谎的人和病态的说谎者。试鉴别
之：惯于说谎者在说起谎来时一点儿也不会觉得难为情；而病态的说谎者则在完全
没必要时也说谎，且说起谎来，不暇思索，毫无愧疚之心。这两类人在心理上都有
自卑情结，爱慕虚荣，对他人发泄自己的怨恨。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不易相处的。
当被问及新奥尔良的天气如何之类的问题时，大多数人都会说：“不知道。”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知道。不知道新奥尔良的天气，并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知道了
也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
但是，如果扯到诸如“我知道一个迷人的人物”之类的话题时，五花八门各式
各样的吹嘘，添油加醋以及不实之辞就会满天招摇。因为这正是说谎者可资利用以
引人注目的话题，他会表现得高人一等，炫耀自己如何比别人知道得多，比别人更
会说笑，而不怕会被当场戳穿。
说谎者是不会对着镜子向自己撒谎的，因为他没有说谎的动机。他要显示的是
自己比别人高一等，而不会跟自己过不去。
过去我见过很多惯于说谎的人。
一个女人曾连续几个星期向我叨咕有趣的故事，但后来我从她那借了几本杂志，
却发现她所说的所谓“有趣的个人经历”原来都出自那本杂志。
还有一个中国人对我讲述他在上海亲身经历的趣事。我听着听着，突然觉得这
故事很熟悉，但又不想说出我的感受，怕他尴尬。我搜索着自己的记忆，发现原来
他所说的竞完全雷同于一则中国古文故事，20几年前上高中时我就读过而且现在还
记得。我这位同胞生长在大陆的文革环境中，他不知道，在台湾学校里这则古文是
必读和必诵的课文！
还有一个日本女人嫁给了美国人。她过去常常在她的美国朋友面前炫耀她在一
座日本古城堡前的玉照，并言称那城堡就是她的家。结果，她那些大大咧咧的美国
朋友都不买她的帐，还在背后给她安了个“公主”的雅号。
既然我这样看待不诚之举，那么我从事这个以欺骗为基本方法的工作，真是具
讽刺意味。要把说谎当成必备工具，委实令人难以掌握，但我要顺利完成任务，就
必须学会这门“功夫”。
我们中情局官员也每每喜欢即景闲谈，相互抖落在工作中所撒的谎言，但都只
是聊博一笑。我的好朋友山姆说起谎来可以以假乱真，但如果有人说他是骗子，他
会气得须发皆直，并声色俱厉地声言他只说一些高雅和令人羡慕的谎言，而且全是
在“正规工作的需要下”说的。
根据唐·布朗明智的建议，我独自找到了一份可以掩盖我真实身份的伪装工作
（Cover Work），表面上成了一名在日本工作的新闻记者，招聘我的单位全然不知
我的真实身份。
这对我而言实在是美妙之极，像我一样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和没受过专门训练的
人，本是很难在外国新闻机构中谋到记者的差事的。学历和语言背景可能是我获得
这份工作的主要资本。
这样，我就依中情局的指示，调整自己，开始了一种敏感的深度潜伏的工作。
这意味着我除了从事对外秘而不宣的秘密情报工作外，在表面上要从事一份合法的
全日制工作。我不能公开暴露自己和美国的任何关系，即使是美国永久居留权，也
不能公开。（我本可以拿到绿卡，但局里没为我办理，以防我遇到麻烦。）这样，
我用台湾护照工作。从此，我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双重生活”。
这就是我长达20年的深度潜伏工作的开始。
深度潜伏，或非官方掩护（NOC ）的生活自然也意味着艰辛：冒着暴露的危险、
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双重生活而且又像永无终结。在遇到危险和被捕时，也得不到
美国政府或大使馆的保护。
还要尽量远离美国官方机构和美国俱乐部。社交圈子里没有或少有美国朋友或
同事。尤其是像我一样以第三方护照做掩护的，更要注意在表面上尽量不与美国发
生联系。与联络官或其他官员碰头的地点，一般都选在咖啡厅、餐馆、酒吧、秘密
房屋或酒店房间里。
最为重要的，则是使自己在做表面工作时完全变成情报官身份以外的另一个人，
把表面工作的生活，当作自己真正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需要灵气与悟性的，
仅仅做表面文章，或名不符实的伪装，是远远不够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非官方掩护（NOC ）情报官与同事碰面是受到限制的。他或
他的家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受禁止，除非是像圣诞节一样的特别时间。总而言之，
他只能是他自己，一只孤独的披着伪装的狼。靠自己的能量、机智和本能而生存。
通常，中情局工作的行动官员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做两年到三年的深度潜伏情报
官。至少过去是如此。深度潜伏工作一般不超过两次，因为这项工作极为艰难、孤
独，而且危险。潜伏间谍与情报站间的联络是由一到两名官员负责的，一般晚上在
指定时间和地点见面，传达有关命令。这类官员称为“联络官”，读者将会发现，
联络官对于潜伏情报官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
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我必须牺牲自己所有的美国社交生活，远离有关
社交场合。怎样生活都行，就是不能像美国人。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命运、福祸，都是从联络官那儿开始的，也在联络官手中
结束。
如果联络官称职，可资信任，情愿把时间花在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身上，那就不
会有什么闪失。而如果这条与情报站沟通的唯一管道生锈或阻塞，出了问题，那就
等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被折断了翅膀，甚至更糟——我下面还要说明。
联络官是沟通管道，更精确地说则是潜伏情报官的生命线。
在中情局里有一种说法，说非官方掩护任务可以区分一名情报官是男人还是男
孩（当然，中情局也有女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这说明了任务的艰巨性和残酷性。
我作了20年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在局里至今总共只有6 个人有如此长时间的潜伏工
作经验。我认为我有资格说上述说法有失偏颇，是不正确的。
联络官的素质直接决定了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工作和生活。联络官既能造就、
又能毁掉一个非官方掩护情报官。
一位熟知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境遇的官员曾经评价说：“这就是很多长期潜伏的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不值得去冒险的原因。”
无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自己的能耐有多高，都需有一位能胜任的并且有同情心
的联络官与之配合。我喜欢长期潜伏工作的生活，认为这种生活虽然艰苦、有缺点，
但也有很多可取之处。至少更具冒险性。
我后来在欧洲碰到一位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