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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他吃惊地看到我的侧面像大到占去了半个荧屏。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所需的登记手续都办妥了。外国记者在日本受到特别礼貌热
情的对待，日本政府官员对外国记者也很热情，但他们口风很紧，所以日本不是外
国记者轻易就能收集到重要消息的地方。
我不得不从头学习如何从事新闻业，同时还得装作不是生手。事实上，我还是
第一次看见那种带着噪音接收新闻稿的老式传真机，对于它如何工作，我连最模糊
的概念都没有，也听不懂关于它的解释。我很快离开了这台机器，告诉自己必须尽
快学会使用这个神奇的“高科技”新玩意儿。
因为我的日语很流利，所以同一组织的日本同事们不知该将我看成是外国人还
是日本人。资深的职员对我不太友善，他们很不屑地预言我在以后六个月中将一事
无成，因为我不会用英语写哪怕是最简单的新闻稿。
我将证明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赤坂的高级住宅区我找到了一套俭朴的公寓。从那时到现在，赤坂一直以酒
吧、夜总会和高级酒店而闻名。在东京，晚上有艺伎戴着传统的假发和穿着戏服坐
着古老的人力车上到不远处精巧的日本餐馆——料亭中表演，而赤坂是东京仅有的
两个这种地方之一。
选择赤坂是因为这里位置好，交通便利，使我能方便地到其它地方去搭出租车
到办公室，即使是当时所谓的“神风出租车”也只需要40美分，如果坐地铁则只需
8 美分。
按照中情局的规定，选定住处必须以保证安全为前提。私下里我很高兴发现了
这个地方，这里有很多外国人——后来得知有很多是外国间谍，夜间则充满了漂亮
的酒吧小姐。我的寓所位于东京最大的夜总会——天皇夜总会的后面，天皇夜总会
里有不下1000名小姐。我搭出租车回家时就常说：“去天皇的后面。”
后来有到访的外国朋方和我一起坐在附近的咖啡店中望着这些可爱的人步行去
上班，我的朋友无例外都会被这些美丽的日本女子所打动。
一名美国外交官评价我居住的地区：“我从不相信正常人会住在那里。”
我曾以为找到了一处面对小公园的安静住处，并且能脱离公众视线，但是我错
了。
位于街区一角，离我的住所仅三个门洞的建筑里住着日本最著名的歌星美空云
雀。住在这里的三年中我从未见过美空小姐，但大部分时间里，这里至少会有一部，
有时是两到三部电视站的广播采访车停在通往我住所的小巷的入口。我变得对这些
记者们很敏感，直到习惯为止。对一名新的间谍而言，这不是能使神经放松的住所。
按理说，一名记者应该常常盯着新闻并且留意着爆炸新闻的发生。为了能跟踪
最新消息，他必须看许多电视新闻，听新闻广播，并且要读大量报刊杂志，以跟上
形势的发展。如果想成为一名称职的记者，他还必须是一个博学的人，像许多从事
新闻工作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必须成为一名“新闻瘾君子”。
我也不例外。从早到晚，我都得看不同的电视频道，追踪新闻，将它们进行比
较（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哪天早晨和晚上不看新闻或报纸，我会浑身不
舒服人为尽可能好地完成我的新闻工作，我常常不得不早晨在办公室阅读5 种日文
报纸，浏览2 －3 种英文报纸，然后是3 －4 种下午版，这些还不包括日本数量庞
大的体育报道，因为那不是我注意的范围。我的双手常常沾满报纸上新鲜的油墨。
我还每天阅读1 种日本周刊杂志，每周6 、7 种，还有英文的时代杂志和新闻
周刊。这些费时的例行公事要求快速阅读并且浓缩，还需要好的记忆。我很快就获
取了需要的知识。
后来，曾经有个总部来的高级官员问我大约花多少时间来作新闻调查，我的回
答是“一周的每一天，每天 12 －16个小时”。（为什么我没想过要超时津贴呢？）
那位官员惊奇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显然这种新闻工作时间表里没有留下多少时间
做间谍工作，即使新闻和间谍工作在某些领域是重复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记者会对我的日常工作感到惊讶，但我的首要任务是谍报工作
而非新闻，如果两者在时间上冲突，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习惯所带来的自然好处是我变得非常了解日本。利用非凡记忆力，我能记
住许多事件、名称和细节，而且并不限于重要的事件，还包括琐事和花边新闻等。
这使我在任何场合都很健谈。
我在巴黎上学时，法国财政部长 Valery Giscand d'Estaing （1974－1981年
担任总统）两次作国家预算报告，没用任何稿，所有细节、数字都完美无缺。
真是精彩的表演。新闻报道即使是反对党也站起来为之喝彩。我被深深打动了，
于是有意识朝那个方向训练自己的记忆力。所以在东京，我参加新闻会议以后几乎
能够不靠记录而作详细写作和口述。这可能是我另一份无可估量的财产，因为情报
工作中有时做记录是一种奢求和一种禁忌。
听而不作记录——用录音机除外（即使后来的便携式录音机）——不会引起任
何怀疑和不安，这也能表明好的记忆力——即使是炫耀——就是高智商。
退休以后，有一次我帮助谈判一份价值3 ．5 亿美元的合约，因为右手腕关节
炎发作而不能作记录，我只能记住讨论的内容和细节。长达6 个小时的会议之间，
甚至没有上厕所的机会，对方的一个经理过来问我是否有照像机般的记忆力，很让
我高兴了一阵子。
间谍工作和新闻工作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打探消息，问刺探性的问题，听回
答，找寻真相，保守来源和机密，客观、准确。真实地书写报道结果。
许多国家利用自己的新闻媒体在海外刺探情报已不是什么秘密，常听说有新闻
记者被指控从事间谋工作，两种工作性质的相通性很自然地将这两种职业拉到一起。
在我加入中情局之前不久，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没有用本国的新闻媒体作掩护从
事情报工作。当然，我不属于任何美国媒体，我也不知道有哪位中情局官员以美国
媒体作掩护。
对情报机构来说，与新闻媒介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一名著名记者会有许多朋友
属于情报组织。情报官员对国内和国外媒体会下很大工夫。可以想见这是对双方都
有利的合作。中情局可能会认为这样付出不多，同时却收获颇丰。
在我成为记者后的一年之内，部份因为他们的收人接近我“记者”收人的两倍，
也由于我被同事看成讲外语的竞争者，在竞争对手如林的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其
它新闻媒体里工作的朋友多次劝我跳槽到他们那里。
这令人高兴，但我只能用想得到的借口回绝这种更舒适的工作和更高薪水的诱
惑。美国媒体不在此列，那是完全禁止的。路透社是英国机构，中情局禁止我n ］
在里面活动（其它美国的亲密盟国，如加拿大，也一样）。
约四年以后，我被介绍给美联社一位主管国际新闻的副总裁。他对我讲到日本
和中国作为消息来源的重要性正在上升，美联社将训练12名年轻记者，6 名讲日语，
6 名讲中文国语。当听说我是以这两种语言为母语的有经验的记者，他说我集三种
优势于一身，应该争取到美联社工作。
这一次我有些动心了，甚至报告了中情局里的上级。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决
定留在中情局，上级对我的决定感到庆幸。
我的理由并不十分光明正大，间谍工作仍然能吸引我，并且当时我于得很好。
如果到美联社去，因为有严重的饮酒习惯，我可能很难习惯新闻机构里有规律的作
息制度，我也不喜欢按时睡觉。
后来我为做出这次重大决定感到庆幸。如果没有后来中情局关于处理过度饮酒
的规定，我可能会使我的家庭过着糟糕的生活并且自己早就死于饮酒。
中情局雇员为保守秘密而自豪。这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文化。
一名情报官员首先应学会独自享受他的成功。而相反，一名记者却可以将他最出色
的报道公之于众。极密情报官更将之发挥到极致，他只能独自或仅与配偶一起享受
成功的喜悦，而不能当众庆贺，即使是来自于中情局同俺的赞赏也是被禁止的。
这违背人类需要公众承认的天性，但他必须接受和习惯这种规定。过去破获的
间谍案表明一个外向的人是不适合从事间谍职业的。我后来注意到，中情局是极少
数会赞赏失败的机构之一，它会拍着你的后背充满同情地说：“干得好。”
我猜想可能是任务通常很艰巨，就像电影电视中所宣称的“不可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尽管很努力，一名间谍仍然常常会失败。我不知道成
功的比例，但我知道在关键地区竭尽全力的行动成功率常常是很低的，几乎不可能
执行的命令，未预料到的突发事件，时间不对，人为错误，或仅是不走运，这些都
可能使许多艰苦努力付诸东流。在间谍的生活中，挫折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全心
全意的努力所收到的失败不应看成是灾难而应是值得赞赏的工作。
与新闻办公室同事们的预言相反，在学习1 个月以后我开始写新闻报道，到第
2 个月结束时，我变得更自如了。6 个月以后，我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记者，能够充
满自信和驾轻就熟地采访国际会议、讨论会、新闻发布会。
大使馆和豪华饭店里举行的自助餐会，以及采访大人物和庆典。
但我必须承认不可能没有失礼之处。
在东京的早些时候，在墨西哥大使馆的宴会上我看见了一位迷人的夫人，她吸
引了客人和记者的目光。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