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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在另一个独裁国家，一天一名跟踪者接近我的同事低声说：“你能走慢
点吗？今天我的鞋子不合脚。”
摆脱这种尾巴的难易取决于所在的地点。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紧密的跟踪
不容易摆脱。因为如果强行甩掉尾巴，一会儿他会召来一群同伙。这样一来，甚至
上厕所也会有人簇拥着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需要传递一些消息，经典方法是计划和设立一种快速接
触方式，即当你走到拥挤的大街或走廊的拐角处，离开跟踪小组视线大概1 秒钟时
间内将消息材料（微缩胶片、微型胶卷、小型磁带等）传递给与你擦肩而过的同事。
这种方式在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间很好用。但如果情报员不熟练，在快
速传递前会感到紧张，不自觉地手指发僵或拳头紧握，这会明确提示一名警觉的跟
踪者有事要发生。
在中情局的22年间，我主要在大城市工作，即使被跟踪也没有多大问题。除了
了解地形以外，我还充分利用人群，我还有健康的双腿和舒适的鞋于。大城市也为
我提供了大量的出租车、地铁、公共汽车及商店。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大的百货商
店。
我常穿着一套传统的深色西服（或西装上衣）以及领带，没有足以引起别人注
意和给人留下印象的颜色和闪光点。同时，芽戴整齐进人高级场所不会招至白眼。
我的鞋子，眼镜和大钱包一起作为重要装备随时保持光亮。有一点值得记住：
一个日本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停下来载客之前会看看客人的鞋子。鞋子光亮常常
意味着一名好顾客。
大的百货商店是摆脱盯梢的理想地点。这里有许多可供使用的出口和入口，你
可以转圈或浏览，然后停下来等电梯（不要环顾四周找寻跟踪者，否则商店的保安
会怀疑你〕。坐不坐电梯是你的权利，你可以突然改变主意而乘扶梯，或等另一班
电梯。但是如果有多名跟踪者，至少有一人会和你一起进人电梯看你在哪层落脚。
此时你可以在电梯里睁大眼睛仔细审视周围的人，即使胆大的尾巴常常也会被
吓住。如果是足够谨慎的盯梢，结合扶梯和楼梯多次使用这个方法以后，监视的人
会失去你的踪影，或者会放弃那一天的跟踪。
重要的是跟踪者会再次出现，所以摆脱跟踪应尽可能表现得自然。换句话说，
就是你应该让他相信，丢掉你是他的错而不是你故意甩掉他。
准备好大量的可随时掏出来的硬币和小额纸币是很有用的。在酒吧或咖啡厅里，
如果你认为只有一个人跟着你，你可以突然站起来出去。那时，你会希望手中有确
切数目的钱，和帐单一起放在收款台上，然后静静地走出去而不必跑出去。你的尾
巴不会马上反应，或者他没有正好那么多零钱，只好找零钱或在柜台边等着找钱。
一般来讲，你的尾巴跟不上你。
就像对所有情报人员规定的那样，从走出住处开始，或者是与一名情报员接头
完毕以后，我常常很谨慎。
我会改变路线快步走5 －15分钟，然后坐上出租车到一个地铁站搭地铁，直到
确信没被跟踪。我知道地铁会打断当时可以得到的步话机之间的通信。我会从地铁
车站迷宫般的出口之一走出去，自信没被跟踪。通常我会在一个咖啡馆停留片刻，
到达接头点之前会再走一小段以确信没被跟踪。
我采取这种路线几乎到了虔诚的地步。这可能很麻烦，也很花时间，但能保证
安全，使我心情平静。
不称职的同事可能会威胁你的安全。我知道一名不遵守所学职业技巧的情报官
从美国大使馆出来以后，不是搭两辆出租车迂回绕道而行，而是像颗炮弹一样径直
到接头地点。我一点也不喜欢那样的行动方式。
在咖啡馆或酒吧里找一个能看见人口的坐位，甚至更好的是能通过窗户看见外
边街上的情况。如果是一队跟踪者并且没有一个人敢进来，他们会因为不知道你是
否仍坐在里面或者已经从后门溜掉了而变得焦虑不安。
于是，可以预见其中一张脸孔就像布谷鸟自鸣钟里的鸟儿一样会隔几分钟出现
一次，从店外往里看以确信你还在。同一张胜出现两次以后，你已经确认了你的尾
巴。即使有多名盯梢者，这也很容易做到。
以后的几年，我已经习惯了被盯梢。即使我猜大部分是外国政府的情报人员，
常常也不知道盯梢的人到底是谁。我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忽略他们的存在。我是一
名合法地持有有效签证的外国人，除非我正在行动，除非我正处在行动的时刻，除
非我不知道我的计划已经失败——一种不大可能的事情，否则他们不能对我怎样。
我曾经去过一个西欧国家城市里著名的红灯区，这座城市以毒品和色情闻名。
可能受莫泊桑、佐拉等人的影响，我从学生时代就喜欢在红灯区里行走。在妓
女中我发现了一些可怜但富有吸引力的故事讲述者，虽然她们的故事可能仅仅是
“故事”。我喜欢和她们聊天，偶尔给她们买点儿饮料。
在昏暗的灯光下，那种颓废的气氛反而更有吸引力了。在台湾，在美国的都市
里，在法国，在西班牙或在日本，也是这样。
和其它城市一样，这座欧洲城市的中国城也位于红灯区旁边。我在中国城吃过
饭以后到街上张大好奇的双眼闲逛。我发现一名衣着寒酸的男子跟着我。我从街的
一边换到另一边，但这人仍然跟着我。开始我认为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但他显得太
有耐性，而且不整洁。我开始放开步子快速前进，那人跟在我后边跑，确定无疑！
没有做更好的判断，我也跑开了。周围几乎没人，我不知道这人是吸过毒的暴
徒，是同性恋者，是劫匪，还是在这个肮脏地区工作的政府秘密毒品调查员。最终
我跑过了这人，安全回到了我所住的饭店。
我年轻、体力更好的时候，在“普通人”不敢去的贫民区或破烂的地方从来没
有遇到过麻烦。
然而，这一次我必须承认我害怕了。很自然，当你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时会
更加害怕。
在欧洲的许多城市里，旅馆对外国人的登记使得第二天早晨警察知道什么样的
外国人呆在哪家旅馆里。这是在电脑还没有被使用的年代。
和往常一样，我孤身一人呆在这座城市里，打发去另一城市工作之前的三天时
光。一名极密情报官，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确定旅程和行动。中情局知道我的行程计
划。然而即使这样，也没人知道我所在的确切地点。对一名极密情报官来讲，这既
有利也不利。
第二天早晨，在饭店的咖啡厅喝咖啡时，我感觉到被人监视了。没有特殊的理
由，只是一种直觉。我环顾四周，只有一个人将报纸举到桌面上阅读，当此人放低
报纸看我时，我确信他就是监视我的人。
此人年轻、整洁、衣着讲究，带着军人的举止。我猜他可能是政府安全官员或
是反毒官员，不管怎样，这不关我事。（是的，我是一名情报官，而且那人可能也
看出来了。但在他的城市或国家里，我没有任务。）我想到了前一个晚上跟踪我的
人，但我并不在乎。
15分钟后，我发现那人消失了。即使没必要担心，我还是有些不安并环顾四周。
那人坐在隔我三张桌子远的正后方，我后悔不该四处张望，这会显出我心中的不安。
在另一个欧洲大城市的一间中国饭馆，我看见一个像东欧人（敌人！）的男子
和一名年轻的东方男子在一起吃饭和交谈。以我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名情报官和
一名特工在会面，那情报官可能正用英语低声地向他的特工传达指示，但我甚至不
能确定他们用的是哪种语言。
这座城市以间谍活动而闻名，但我的任务不是替美国政府或其它任何政府抓间
谍，于是我继续吃饭，看我的英文报纸。
很快，那名“情报官”注意到了我，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表示去楼下的卫生
间，将上衣留在了椅背上。开始，我并没在意。
15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又过去了，始终不见那“情报官”回来找上衣和他的
朋友，我开始留意了。
可能“情报官”也认出了我。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我有重要的“生意”要做，所
以不能被识破身份或受到干扰。那人可能会去叫一群帮手来，我决定赶快离开。
由于可能已处于被监视之中，我采取了自己偏爱的路线：叫一辆出租车去这城
市里的红灯区。虽然我从没去过，但从地图上知道开车需要半小时以上。我催促司
机开快点儿（似乎每个朝红灯区去的人都很急），这样可以轻易摆脱任何可能跟踪
的车辆。况且，红灯区是甩掉尾巴的上佳地方，因为一个男人消失半个到一个小时
或在一个酒吧呆一会儿又换到另一间酒吧是“很正常的事”。
我四处游荡，在妓院、商店、酒吧里很快地进出，然后叫另一辆出租车回到那
中餐馆附近我出发的地方，因为我希望在那个地区寻找一间适于另一晚上行动的夜
间俱乐部。当我从一间夜间俱乐部走到另一间时，在一个拐角处和一个男人相遇，
几乎撞上他，正是那名可恶的“情报官”，世界真是太小了！
那人发出奇怪的尖叫，显然，他和我一样感到意外。我很沮丧，因为这意味着
将近两个小时的行动白费劲了。
我有些生气，决定看看这人如何反应。显然他不是这个国家的官员，所以我没
必要担心。我唯一考虑的是天已经晚了，出租车越来越少。我坐在一间小酒吧里，
从这里能看见街道，可以确信那人正从外面盯着我。像教科书里的情形一样，每隔
大约5 分钟，他就会把头伸进来找寻我，每次我都会瞪着他。就像我从一开始就正
确估计那样，他肯定是间谍一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