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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使用。
（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两人都相信，在U －2 飞
机的飞行员弹射装置上配有自毁装置，于是他们认为飞行员不可能生还。白宫就此
谎言否认，以致于后来被赫鲁晓夫大肆利用。）
那时我正在巴黎，在电视上看到了赫鲁晓夫大声叱骂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拒
绝会晤艾森豪威尔、退出会场的镜头。我签了字。那位女士告诉我今后会与我联系。
我走出了招募办公室，心里说：“成功了！”1965年从巴黎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毕业后，中央情报局是我唯一真正想去的工作单位。“回到1960年，那时我还是总
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的崇拜者，看了他最喜欢的由伊安·弗莱明写的007 故事。
那些o7故事和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电影，常使我内心泛起激动的波澜，就像其他
的年轻人一样。
从1960到1962年，除了礼拜天，我几乎每天都在拉斯巴（后面还会谈到这个可
爱的地方）的巴黎美国学生和艺术家中心消磨时间，和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生们聊
天。
他们当中有一位从苏联来的学生，名叫尼古拉，和我关系很好。他是巴黎大学
理论物理专业的。但是，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在做什么研究工作。
尼古拉的语言才能使我感到十分有趣，他从未在那些国家生活过，也不可能去
过，但却会流利地说那些国家的语言，比如他会说弗朗哥军阀说的西班牙语。有一
无我问尼古拉他会说多少种语言，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10种。”
我自己会说五种语言，也有朋友会说四种，五种甚至六种。我知道掌握五种语
言可能不算特别，但他年仅26岁就可以流利地说10种语言，何况他又是学物理的，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算是要保持而不忘记这些语言，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努
力。
尼古拉知道我憎恨独裁。也正因为这样，我不喜欢台湾蒋介石的军阀王朝，而
且较为开明，能接受一些有益的社会主义思想。
一天晚上，尼古拉和我在他停在路边的小轿车里闲聊。出乎我的意料，他突然
说我应该考虑为社会主义工作。
我感到疑惑，问他我为什么要做，怎么做。尼古拉说蒋介石王朝肯定要被推翻，
我可以回到我的故乡台湾，秘密地为这一目标工作。（不是真的吧！？）
我读过很多真实的间谍故事，尤其是里查德·索杰的故事，这位德国记者事实
上是苏联的超级间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日本工作。我明白尼古拉想叫我于什
么。
我清楚地记得，里查德·索杰最后于1944年被绞死在日本监狱里。（1964年，
苏联追认里查德·索杰为苏联英雄，并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他是历史上唯一被授
予这种荣誉的间谍，而且是追授。）
我不禁紧张起来，想着如果我给他否定的回答，尼古拉会怎样对我，他可是空
手道和柔道高手。对于搏斗我也不是新手，和往常一样，我随身带着弹簧刀（关于
这柄刀还有其它故事。）车内空间狭小，这对我有利。
我闪烁其辞，哺南地向尼古拉暗示我不愿直接拒绝他。
尼古拉终于明白，他无法使我成为他们的间谍。从后来我在中央情报局多年的
发展间谍的实际经验来看，我当时的朋友尼古拉是一个拙劣、粗心的招募者，可能
是为克格勃发展新成员，在同行中打分可能不会超过D 。
对不起，尼古拉。
尼古拉突然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此后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碰面是在我毕业考试
后不久，在一间餐馆中撞见他和他的朋友，他告诉我他要去古巴，可能还要去美国。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间谍活动。大概在此同时，《时代》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很
长的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文章（是欧洲版《时代》的封面故事），使我非常感兴趣。
这就是当时的我，30岁，在世界知名学府学习国际关系学，对于自己的将来却一无
所知。
从1956年1 月离开台湾，到1965年加人中央情报局，这期间我经历了许多故事，
有时还很不幸，有些相关的还会在后面提到。现在说说我是如何加人中央情报局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很特别的。
在学校里，我的成绩差强人意，但在巴黎我确实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除了学习
国际关系，还接受了社会礼仪、文学、历史、艺术、音乐、时装和女式服装设计等
的熏陶。——至今我还十分羡慕。我非常健谈，可以就许多不同的话题不停地谈论
几个小时，尤其当谈话对象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女子时，我说起话来更加滔滔不绝。
如果我想的话，可以用我在这方面的熟练魁力去引诱人，虽然这种情况不常有。
也有不值得人赞赏的一面。很久以前我就有了扑克骗于的名声，追求女色却又
歧视女性，总的来说，我过去还是一个“酒鬼”——这是东方人为需要治疗的酗酒
者所加的称谓。
我穿着保守而潇洒，谈吐温文尔雅。我也能与人争吵和打架，甚至拔刀相向，
刀是我喜欢的工具和武器。
有人喜欢我，自然也有人咬牙切齿地恨我。
总而言之，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智力出众、心智灵活、胆大，
具有一定的道德原则，会五门东西方主要语言，终日醉熏熏却能自控，我想我应该
会成为一个出色的间谍。
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在巴黎生活六年，我几乎没有用过我的母语——台湾话和
国语，因此忘记了不少，今后我要努力，重新掌握这两种语言。
到过招募办以后不久，中情局同我联系，要我到弗吉尼亚州朗利市的中情局总
部去参加所谓语言测试。那时我刚好得了风寒，想用空腹喝兰姆酒的方法进行自我
“治疗”，结果是昏睡一场。
更倒霉的是，他们只考我中文国语，不考其它的语种。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
的国语已忘了差不多一半，而我的强项是日语和法语，却都没派上用场。由于我曾
长期努力研究日本文学，我说得最好的是日语。我的法语水平说起来虽然会使我的
母校蒙羞，但与一般讲法语的相比，却也是很不错的。
当时，中国还是美国所谓的潜在“敌对国家”，我必须面对这种情形。
虽然我申明我不愿做什么翻译或语言专家，他们还是要考我的中文（中情局的
官员通常都是很善于说服人的）。
考试分三部分：最简易级。简易级和高难度级。
我头痛欲裂，“最简易级”还勉强得了60分，“简易级”几乎为零分，而“高
难度级”则考都懒得考，我准备同他们争论，对于马卜要成为杰姆斯·邦德的人而
言，这种考试真是一无是处。
用过极其简单的午餐后，我被带到了一间所谓的“密室”。
我后来才知道，密室是中情局用来召开秘密会议的房子或公寓、在这之后多年
的工作中，我也用过很多的密室，这些密室都并不多，冷森森的，没人情味，也常
常没人住。
在那间密室里，有两个心理学家正准备给我做心理测试。其中一个给我的印象
较深，因为他说曾经在维也纳大学学习过，而那是弗洛伊德所在的学校。中情局能
将全国最好的专业人才网罗于麾下，今天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在以后我还感受到，
中情局其实着意于网罗全世界的英才）。他们还向我介绍了那两位心理学家的名字，
但我觉得他们可能用的是假名，或者是难记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他们将对我进行资质测试，以确定我适于从事何种工作。
这项测试无可避免地将完全改变我的生活，影响我的自信心，影响我对事物的
看法和态度。这种测试和我们通常所见的智商（IQ）测验差不多。接受测试时，我
眼里充满血丝，嘴里喷着酒气，测试分十个部分，包括了知识面、判断能力、计算
能力、记忆力、感知能力、推理能力、理解能力和逻辑能力等等测试内容。有的测
试是用码表计时进行的。测试过程中，两位心理学家对我都很平和与关切，给了我
不少帮助。
我觉得我的成绩可能不错，因为他们好几次问起我以前是否接受过或看过这种
测试。我说从来没有，我在欧洲六年，两个月前才来到美国。
我不想在此透露这些问题的细节。有些问题我还记得很清楚，一方面因为我取
得了好成绩，另一方面是因为后来的一个特工接受测试时，我曾作陪在侧。到底是
只有一套测试题还是有好多套，我不得而知，但那个特工的测试题与我的基本相同，
这无疑又加深了我的印象。
在允许的范围内，我用一点篇幅来描写一下这种所谓的资质测试，这并不是想
夸耀我的成绩，而是想说明这次测试对我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我的知识面测试成绩不错，在感知和逻辑测试中还获得了最高的门分，这当中
有一道试题非常难。
迄今我还不知道那两位心理学家所言是否绝对真实。但我十分乐于接受我所取
得的上佳成绩。我宁愿相信他们所言不虚，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在成绩上骗我，
而且在以后的岁月中，我觉得他们给我打分确实很准确。
不管怎么样，经过一番苦苦思索，我终于把最难的那道试题给摆平了。我作出
了正确的回答。一位心理学家告诉我在我之前还没人能回答那道题。为了确定不是
出于运气或侥幸，他们还要求我一步步地将我的思考过程解释给他们听，最后终于
满意地点头嘉许。
在做一道数学题时，还没等听完整道题，我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使他手持还没
来得及开动的码表，目瞪口呆。我又心算了一遍，重复答案，惴惴不安地对他说：
“我是算出来的。”他不禁叹了口气。
有一道计时题也很难。我紧张得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