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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真写了一份详细的交往报告，第二天交了上去。
我的联络官员虽然已在中情局工作多年，但对于组织情报行动却没什么经验。
他粗略地看了看我写的报告，不置一词。我觉得很失望。
后来他对我说他从未见过真正的“特工”，自己更是一个也未曾掌握过。他是
一个学者型的人物，缺乏行动能力。我怀疑他可能是不相信我在交往报告中提及的
事情，故而没有答复我。
几天后我又约了奥野。这次我没作什么掩饰，谈到“情报”时就好像那是我们
注意的一部分内容。谈话中我不用“间谍”等扎人的字眼，而只说他可以“为一群
人提供可靠的有用信息”。
我也从不提及会令人反感的“中情局”。我只不过是一名新闻记者，与这样的
阴险机构毫无瓜葛。这样我的所做所为使我看起来更象是一个“中间人”。
奥野说了他的情况和酬金要求。他没有要求100 万日元，但确实是要价不低。
这一次，我很轻松地回答他：“我回去请示一下。”
我又写了一份交往报告，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奥野的酬金要求。我的想法
应该获得批准，因为大鱼终于吞了诱饵，上了钩，可以收线了。
但使我懊恼的是，联络官并没有如我所想象的叫我回去商量这件事。到底出了
什么事？至少我们要给鱼下诱饵。
我打电话到站里，向新任的部长询问，语气中夹杂着失意和不满，直接打到大
使馆的公开电话在说：“你们到底要不要他？我必须给他一个答复！”
虽看不到部长的脸色，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吃了一惊：“晤，晤，请等一等。”
他停下来与其他人商量。
“行。你答复他可以。我们见面再细谈。”
绿灯亮了。
东京情报站在过去的七年中，至少有20个或更多的情报官一次又一次地企图发
展像奥野一样的特工，但都失败了。奥野是我们第一个“渗透间谍”。
站里开始觉得这事难以置信，所以迟迟没有答复我。五年后，当我提及当时没
有人对我的紧急请求作答复时，当时的副站长满怀歉意地承认他有责任。他解释说
开始他无法相信我的报告，把它当作谎报邀功，未予重视，以为是早些时候他给我
鼓舞士气而引起的。
第一个“渗透间谍”发展成功了。这成了东京站的当月成果、季度成果和年度
成果，一遍遍地上报。
我开始出名了。同事们对我的日常问候也从“保罗，你好厂变成了“有什么需
要我帮忙的吗，保罗？”
对奥野的工作成了难点，耗费颇多，但是极有价值。他不单单自己能弄到“硬”
情报，而且还厚颜无耻地提出经费要求，声称可以在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关键部门，
建立一个情报网。我们觉得他太不知趣了，拒绝了他的请求。由此也可见，中情局
在这方面非常保守。
他的建议极具诱惑性，虽然我并不完全信任他，但他的确有这个能力和胆量。
我的联络官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他考虑得更多的则是奥野提出的经费要求，而不是
空头支票般的情报许诺中的画饼的幻想。
我们又发展了两个重要特工，这当中奥野起了关键作用。我后来的新任联络官
告诉我，那两个特工后来不只成为“渗透间谍”，还成为了“电子渗透间谍”，则
是渗透进那机构的电脑，所有的情报都一网打尽。
我和妻子应邀参加了由美国大使馆举办的自助晚会。在晚会上，我见到了总站
长（COS ）及其夫人，还见到了情报站的其他高级官员。这对于一个非官方掩护情
报官而言，是很不同寻常的，我猜想可能是站里的官员着意安排，想找机会见见我。
他们都轻声祝贺我。很多外国人、外交官员、新闻记者和一些我认识的情报官
员参加了晚会。我和妻子在那呆了很久，直至夜深了才离开大使馆。
后来我获知，那天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论是外国人还是美国人，其实都是以不
同身份为掩护的情报官员。
不久，总站长夫妇知会副总站长夫妇，在部长家中宴请了我和和子。对于像我
一样的小字辈，这无疑是一种荣幸，尤其我还属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如此际遇更
是难得。为了减少我们暴露的风险，部长夫人还遣走了仆人，亲自下厨准备晚餐。
这次成功使我在发展新特工方向有了名气，而且最终形成了我的工作特长。
我们专门来探讨一下从敌方阵营中发展能取得“硬”情报的特工的重要性。
“硬”特工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间谍，他们和帮助看管秘密处所、参加监视，或收集
和翻译公开资料的“援助”特工是不同的。
毫无疑问，“间谍活动”是不可能脱离“间谍”进行的。所以，发展间谍是情
报活动中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情报官员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但这决不是
一项人人都能胜任的工作，需要敏锐的嗅觉、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坚强的意志力。所
以，只有极少数优秀的人才，才能从事这项大多数业务官员都倍感羡慕的工作。
有时也有贪功的情报官未经批准便发展特工，这无疑是急十求成的表现。
因为发展特工是一项敏感的工作，所以，中情局为此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规章制
度，是非有论，赏罚分明。那些未经批准即盲目发展特工的情报官，最终都会急得
直跺脚，害怕被发现后受到总部的惩诫。
曾有一个胆大妄为的情报官，没有采取任何初步措施，就擅自发展特工。结果
仅和对方接触一次，就立即被局里招回，并予以开除。
我们部长说，大概只有5 ％的业务官员能领悟到这里面的“窍门”，成功地发
展特工。能够正确地发现、评估、培养、发展和招募间谍的人也因此可称得上是行
内的“明星”。
作为一个新手，我仅用了短短的5 个星期，就完成了上述所有环节，顺利将奥
野发展为我们的特工。奥野正是站里这几年来着意寻找的那类特工。这当然是一件
值得庆贺的事。
我个人认为，我的成功在于运气和时机，赌场上得来的直觉经验和对日本人的
了解也帮了大忙。这并不是什么即兴之作，而是水到渠成。
拥有外交豁免权和受政府保护的业务官员，最适于操作和发展特工。
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发展特工如果遭受失败，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是不可
接受的。
要发展一个特工，首先要评估发展对象的价值、潜力和可靠性，同时权衡很多
这样那样的因素，包括他的种族、教育背景、家庭情况和个人倾向等等。
如果行动失败，就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从而可能使负责发展的情报官遭到生命
威胁。假如他受到官方保护，则可能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对方驱逐出境。
因此，发展特工过程中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得到总部的批准。
一般来说，发展特工不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任务，因为他们没有外交豁免权，
也不受政府保护，一旦行动失败，结果将更为严重。所以，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才会参与发展特工的工作。
我是用第三方护照、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的，情形更为敏感，因此尤
其不适于承担发展特工的任务。
拥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最适于发展特工。招募者和发展对象间进行沟通时要使
用共同的语言，以利于营造和谐的气氛和增进相互了解。还要准备相应的应变措施，
以便一旦失败后能迅速脱身。
在发展对象所处的环境不适于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开展工作的情况下，就会指
派受政府保护的官员去当地执行发展任务，这样如有不测，中情局和政府就可因势
介人，并实施保护措施。
培养发展对象的情报官一般不参与最后的招募行动，以避开可能发生的危险。
但如果他与发展对象关系融洽，只有他才能最后说服发展对象，保证成功招募的话，
他就会获委派，直接与发展对象摊牌。不论最后执行的是谁，所有参与过此事的人
都将共同分享成功的荣誉。
我发现，中情局如果成功地发展了一个特工，那成功的果实就像一个魔饼，所
有参与的人平均瓜分，而且魔饼好像会自己长大一样，不管是多少人参与瓜分，每
块的大小依然如故。
几年后我问起如果有75％的成功把握，能否向发展对象摊牌。回答是：“见鬼，
不行！要有95％左右的把握才行。”
我有时并不遵循这个“95％原则”，但却时时将这个原则牢记在心头。
在我从事特工招募的工作经历中，对方对我表示拒绝的情形共有6 次。不过没
有一次造成混乱和麻烦。大多数的发展对象在拒绝了我的要求后仍能同我保持朋友
关系，直到有一天我觉得应该和他们保持距离为止。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作较难开展
的“敌对”国家的政府官员。作为“培养人”，每一次我都不得不亲自出面“摊牌”，
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我，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时间和机会也不允许他人出面。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一般只与已经招募的可靠特工联系，如果可能的话，也参与
对该特工所介绍的“二手特工”的考察和评估。
我是一个例外，因为我很幸运，在参加工作的早期就有成功招募特工的事迹。
因而后来我竟以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身份成为一个“招募专家”。这是我所始料不
及的。
不过要说明，这是20年前的情况。到后来，虽然基本意思没什么改变，但规则
还是有一些松动，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可以更积极地参与特工发展工作，虽然这与其
主要任务相距甚远。
在前苏联解体后，日本记者曾采访克格勃的奥利格·克鲁金中将。在谈到发展
特工时，这位将军说：“啥！发展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