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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只须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简易伪装，也可以使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改
观。其效果因人而异，通过比较化妆前后的快相即可一目了然地作出评价。我们的
化妆专家给我戴上了一副难看的眼镜，画浓了我的眉毛，还在我脸上贴上了两颗显
眼的黑痣，进而把我的头发染成灰色！
如果有谁喜欢化妆取乐，我完全可以奉上我免费学来的招数。
眼镜框可以从很大程度上使人改观，描浓眉毛也有效果。我很幸运他们没有要
我带上假胡须，否则我和对方的人一起吃饭时就会很不方便。胡子对于喜剧表演来
说可能会是效果出众，但对于从事情报行动而言，则很不适宜。
那两颗假痣，我们的女专家——当然是一位女士——保证至少可以牢牢粘在我
脸上72小时。她发誓说不会有问题。但我敢打赌她绝没有碰到过如此紧张的情形。
如果你在行动中能时时保持警惕，珍惜自己的生命的话，就要把她的话打上一个大
折扣，只能相信8 小时。我后来就为此遇到了麻烦。
我们的女专家为我把头发染成了灰色后，又要求我自己操作一遍。我觉得我一
点也不喜欢，所以拒绝采纳她的建议，这多少令她有些失望。但是，我后来十分庆
幸当时拒绝了她的染发建议。
首先，晚上我一回家，和子就发现我的头发看起来变红了一些，这当然是头发
受到氧化的结果。几个月后，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重复将头发染成灰色可能会引
致秃顶，看来我拒绝得对。
我们开始并不期望这一计划能延续多久：完全失败的话可能要2 星期，取得一
定成果的话可能会延续2 个月。不想后来竞延续了18个月，想到如果当初听那位女
士所言，一旦把头发染灰去执行这项任务，我可能就会在36岁就早早地成了秃头，
真是令人后怕。
现在，染发技术已改进了很多，也更容易操作，但我还是希望头发在一遍一遍
染色、洗发后依然能保持茂盛。
在我看来，化妆只适合在亲戚朋友很少的地方采用。但我在东京的熟人却多了
些。我用的化名是陈南明，身份是在不同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商人，父亲是中国
人，母亲是日本人，由此可以解释我流利但带有口音的日语和中文。
结婚了吗？后来确实有人无聊相问。“是的，是的，我和一位漂亮的法国女人
结婚了，但是，唉，她竟跟我最好的朋友私奔了。”
我如此交心似地作出回答，加上眼睛里必有一丝伤悲的神情，而后又默默无语，
这足以使任何人都不想再追问下去。
我的结婚戒指上刻着我和和子结婚的时间和和子的名字，所以我必须脱去戒指。
一开始和子还有点反对，希望我能一直戴着象征着我们爱情的戒指。但不止是在这
次行动中，而且在其后直到我退休长达18年的潜伏生涯中，我对外经常使用化名，
身份也一直在变，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戴这枚结婚戒指。唯其如此，我才能不为别
人提出的诸如配偶情况如何等无聊的问题所困扰。和子无奈只有接受这一现实。
我退休后，和子立即就要我戴上戒指，我当然很高兴地从命啦！
也不知是否天意的安排，退休时我的手指已经太粗，无法再戴进那枚戒指了。
现在它还静静地躺在银行保险箱里。
在给自己选择化名时，我还学到了不少经验。起名时，最好先用罗马字母把它
拼出来，然后以你所知道的所有语言把它读一遍，并试着弄明白这个名字的可能意
味的所有意思。
我一直对我的化名不太在意，但有一天凑巧登记人住东京一家很高级的酒店。
侍者念着我行李箱上的名字，竟忍不住咯咯偷笑起来，我终于明白过来，我化名中
的“南”在日语中原来亦有“难”的意思，合起来可以叫是“难民”。那位传者可
能永远忘不了这个名字，而那对不愿引人注意的我而言，却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一直对穿戴都很讲究，所以无须再另外添置什么服装以使自己看起来像
个富商。
我不得不清理自己的所有衣物，去掉上面可能有的表明我真实姓名的痕迹。做
为伪妆的一部分，我还开始使用烟斗。烟斗是很有效的伪装手段，因为那时极少日
本人用烟斗抽烟。但我没有想到，从此后，用烟斗抽烟真成了我的隐癖，我因此还
自掏腰包，收集各式各样的烟斗。
很不幸的是，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我偏偏遇见亲戚朋友和其它熟人。我
的化妆根本骗不了这些亲朋老友，每当遇见他们，我只能很尴尬地把烟斗从嘴边移
开，无言以对，徒劳想着自己脸上的痣会有多么滑稽。想想如果我真的还把自己的
头发染成灰色，那会引发什么样的误会。
山姆和我相互之间以“诺维克先生”和“陈先生”相称。如此正式的称呼符合
我们欧洲公司的作风，也相互提醒对方，时时不忘自己的化名，而且在说“先生”
的时候，还有一点停顿的时间以便思考随后要说的话。
人脑的反应速度有时真是令人惊奇。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利用说“先生”的那一
刹那，来进行思考，就像有时需要略作停顿来想下一步行动一样。
我们当然要“三思而后言”，言语之间容不得半点差错。事实上，我还常常利
用有意无意的咳嗽，来为我们两人争取一些时间，以考虑随后该说些什么。
山姆安排从西德发出商业信函，给对方公司，宣布我们“即将前往日本”，井
表明我们想会见他们的意愿。
两周后，一切安排妥当，是拉开帷幕正式表演的时候了。我们在东京一家豪华
酒店订了套房，像两个演员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排练。赌注加大了。
组长参加了我们最后的“彩排”，他不断向我们发问：“那么，诺维克先生，
您又是在哪出生的呢？”
“啊，我出生于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哪儿？是布达，还是佩斯？”
“当然是佩斯啦！”（注：佩斯英语有“害虫”之意。）
我们三人都狂笑起来。我们从不忘记忙中取乐，更何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确实
很有意思。第一天行动时，我们按捺住紧张的心情，走在银座后街上。我们都化妆
易容，带齐了所有该带的东西，包括假身份证明和各种“道具”。
这时已是下午，大街上已经开始拥挤起来了，很多酒吧和咖啡店的职员，已经
在张罗晚上的夜市营业了。在这样的娱乐“地头”，人蛇混杂，很多职员实际上都
有黑社会背景。
突然，一个小痞子用广告杆轻轻打了一下山姆的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日本
人对外来旅游者的一个小小的挑衅行为。
但是山姆，或是安顿·诺维克先生吧，却不是一个一般的旅游者。这位柔道黑
带高手这时正蹦紧着身上的每一根神经。他迅速作出反应，一把拎起那家伙，要把
那小子的头向水泥地上猛撞。
我马上出面调解，跑到他们中间，拉开山姆和那个还在叫嚣的小子。这时就显
出两个案官在行动中相互搭档的好处了，紧张时刻总要有一人保持头脑冷静。
令我惊恐的是，山姆此时竟用带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高叫道：“叫警察来！警
察！”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到最后关头我们怎么能找警察。我只得附耳向山姆说：
“想想你身上带的假身份证，快点闭嘴，你这个白痴！”山姆重新拾回了他的理智，
他拉了拉身上的对襟西服。他刚才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有数十亿马克身家的欧洲富
商，而更像是身边最多只有几千马克。
那个小混混儿还未意识到他其实已经很幸运了。如果我们不是想伪装身份，他
可能已经被山姆用来测试水泥路面的硬度了。
到了一个酒吧后，我很严厉地责备起山姆来：“你能不能保持一点冷静？站长
一定会为你而感到‘自豪’的！你真的想让日本警察检查你的假身份证？杀了那小
于你打算怎么收场？”
我承认，我们到对方办公室进行会晤前都感到很紧张。我是一个新手，但是山
姆呢？这位著名的鬼见愁一样的情报官，竟也像我一样，每隔几分钟就要上趟洗手
间。无疑，他也像我一样紧张。
山姆自嘲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傻瓜才不紧张呢，但傻瓜却不可能完成
这样的任务！”
并不是我们两人都缺少“胆量”。我们并不比世上任何一个人胆小，但当时可
能还不敢肯定，我们的胆气是否能够应对这样大胆的计划。
我们都知道，这次行动如果以失败告终，所损失的可能不光是时间、金钱，也
不光是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件不体面的事可能会惹恼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如
果我们当场被抓，我和山姆就会永远从日本消失。而我的妻子和她的家人也难免要
被大众媒体所伤害。（山姆的家人则会受到保护，因为他毕竟有官方掩护身份。）
我们绝不能失败！我们一遍遍地说服自己。
我们昂首阔步按电话里预约的时间埋头进了对方的办公室，一举一动完全是亿
万富商的派头，我们会晤了对方的最高经理，告诉他我们公司也和他们一样，有相
似的行动和计划。
这番开场白，连同已经从欧洲发给他们的信件，引起了很有效而且很自然的反
应。对方可能认为我们的确和他们一样，在从事一些秘密的商业行动。而后，我们
就建议，在一些商业活动中双方可以合作，这样于双方均有利。
这正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言：不人虎穴，焉得虎子。
我们甚至做得更好：可谓是披着虎皮骗老虎。
我们一共顺利地对近20个对方的据点进行了探查。他们在这些据点里所从事的
活动，很多以前都是我们所不知的。但是，这些人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默默寡
言，面无表情，外表彬彬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