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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算出来的。”他不禁叹了口气。
有一道计时题也很难。我紧张得额头直冒汗，觉得用了很长时间才做出来。我
微微躬身，不好意思地说用了太多时间。那位学者却笑道：“你只用了60秒，以前
有人做这道题却花了10分钟！”
我被迫放弃了一组记忆题，因为我觉得头痛欲裂，脑子里实在无法再塞进更多
的记忆内容。
在我行将完成测试的时候，天空下起了一场暴雨。我们差不多等了两个小时，
才等到一位官员从总部到密室来接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和这两位
心理学专家交谈，使我获得了一生受益匪浅的心理优势。
他们向我解释，我的测试成绩非常出众，我得了152 分，是他们过去三年来所
见的最高分。
他们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我还不大相信，又再次加以强调，说他们不仅仅只是测
试中情局人员，还测试许多其它政府部门的人。其中一位还打着手势比划着，说
“测试记录足可以装满两个大文件柜”！
我问他们这种测试同智商测验如何相比，他们回答：“基本一致。”
我知道智商高于140 就意味着是天才，而且一个人的智商与年龄有关，年少时
智商往往较高，但随年龄增大，人的智商就会大打折扣，受到环境、常识、经验、
社交技能和成熟与否的影响。
另一方面，智商是没有上限的，但这项测试却有最高分，170 分。于是我意识
到我确实做得很好，我开始有点后悔，不应该放弃那部分记忆测试题，那是我十项
测试中得分最低的，才得了13分。
他们的总结评语是：“你很优秀，非常有能力，可以从事任何工作，不过你现
在申请的工作除外。”
我不禁感到疑惑，问他们中情局到底跟他们说我要做什么工作。他们笑了，说
他们认为可能是让我从事翻译工作。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来这里想做的工作。
他们说我应当和负责的官员好好谈谈。
我极其幸运，能够详细了解这次资质测试的结果和含义。其他的申请者可能从
来没有得到过类似的解释。
不期而至的暴雨给了我和两位心理学家交谈的机会。告辞时，我由衷地感谢他
们，告诉他们我能得到高分非常兴奋。
在巴黎艰辛求学的最后两年中，我变得有些神经质，主要是因为学业的压力。
我甚至害怕法国式的必要的握手。我的手常常因紧张而汗湿，即使频频用装在裤袋
里的手帕擦拭手掌，也无济于事。我心里明白，这是由于我缺乏自信引起的，因为
当我在充满诱惑的气氛中抚摸女人的裸体时，我的手掌却能够保持于燥和轻柔。
从这次测试以后不久，不知不觉中，我的手再也不会汗湿了。
仅仅是一些数字结果，有时却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真使人诧异。
这次测试可说是我人生旅途的分水岭。
在台湾我在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虽然这些学校的人学考试总是很难，但我总
能过关斩将。尽管如此，我也从来没有什么优越感，因为我历来对考试分数不感兴
趣，常有达不到及格线的危险。
虽然我知道我聪明，但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天才而自我陶醉。像大多数人一
样，我在生活中有时极其自信，有时又很悲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反反复复。
因此，听到可信任的专家对自己有如此高的评价褒扬，实在令人欣慰。
第二天，负责招募我的官员大肆夸奖了我一番，不仅说我的资质测试成绩优秀，
表现上佳，还恭维我说我的语言测试成绩也很优秀。
这使我转而对他所说的有了一些怀疑，我知道实情并非如此。我知道，为了使
别人感觉不错或使谈话更为融洽，人们常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也是无需争辩
的事实。
在这一点上，中央情报局的人员也不例外，与其它机构的人员相比，还需更频
繁、更巧妙地运用这一谈话技巧。在间谍这个行当中，虽然说兵不厌诈，但如果对
自己人也这样，肯定会产生不少问题。’我被告知还要经过测谎器的测试（通常所
说的“黑盒子”）。记不起我是在何时何地进行这项测试的。虽然我对于我酗酒和
好色的习惯有所不安（不是因为我认为这都是“禁果”），但我顺利地通过了测谎
试验。我在华盛顿特区和巴黎的扑克牌场上颇有名气，在测谎时这也曾被提及。
但是，中情局真正关心的是我是否与其它国家或政治团体或情报机构有秘密联
系。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清白。
对应聘者的基本技能和忠实性进行测评之后，接着就有一个“安全清查”的过
程，所花的时间往往长得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告诉我像我这样的背景可能要花六到
十个月。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被考察人过去的经历和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对于外
国人和居住史和雇佣史复杂的人，安全清查的期限往往就更长。总之，要清查与应
聘者过去有关的方方面面。
我不敢肯定这样清查有多彻底。我听够了许多与安全清查有关的笑话。一个年
轻妇人曾对我说过，有两个安全人员走进她所住的大楼，跑向她，毫无疑问把她错
当成了我的邻居，然后开始问她各种各样的问题，却自始至终不问她姓甚名谁。
我从没听到我在台湾或在其它地方的朋友或亲戚，谈及他们有没有被美国政府
官员询问过。他们可能被禁止将曾被询问过的事告诉我，但我敢肯定，有过的话他
们一定会告诉我。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曾有人向他问及关于我的问题。他向我描
述他被问话的情形，仿佛他为我说了不少好话，我欠了他什么似的。
我从不掩饰和隐瞒我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算无法被人接受，也依然如
故，我就是我。
几年后我才知道，像我这样的求职方式在中情局被称作是“毛遂自荐”式，这
种容易引起猜疑的方式极少受到他们的重视。中情局走出大门到大学公开招聘人手，
常使想加人中情局的大学生欢呼雀跃，但在ho年代中期，还没有采用这种公开招聘
方式。
而后，中情局就会考察学生。学者、政府雇员等等，因为中情局需要各种各样
的人才。当找到潜在的有用人才后，他们就创造所谓“机会”或巧合，邀请待选者
申请所谓“工作”。这种巧合非常非常秘密，也不提及中情局的名字。我早期的许
多同事开始时都认为他们是在向国防部申请职位。
曾有一个应聘者进行测谎试验时，还不知道中情局的身份，他很困惑不解地问
：“你总是说‘局’、‘局’的，到底你们是什么单位的，是不是‘部’呀？”
这时他正要被绑住与测谎机相联，如果告诉他真实答案，他一定会休克过去。
前中情局长官爱伦·杜勒斯在他的《情报的艺术》一书中谈到，在50年代到cd
年代早期，每100 个被调查后受邀请的申请职位的应聘者中，只有一个被真正录用。
中情局的官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在我长时间地等待安全清查的过程中，中情局的有关官员建议我将旅游签证改
为学生签证。那时我暂住在纽约曼哈顿。中情局只允许我将秘密的供职情况告诉家
里最可靠的人。于是我将我申请中情局工作的情况告诉了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
并告诉他们要准备接受安全清查人员的问话c 我的弟弟们知道我不光彩的过去以及
我酗酒的情况，当他们得知中情局是我唯一申请应聘的单位时，都感到不安，这一
点我很理解。他们建议我找个其它工作，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等等。然而，我却非常
坚定（说固执己见可能更贴切些），自信地认为我终会被中情局录用的。
在纽约，我开始加人一所打字／速记学校，并如愿以偿地转成了学生签证。虽
然我轻松地练习，但我的打字和速记水平与专业水准却相去甚远。
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枯燥和凄惨。我为自己在经济上还靠父母供养觉得十分内疚，
他们不能再承受更多的负担了。这时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挑战，中情局也没有保证
一定雇佣我，我也没有女朋友，不像在巴黎总沉溺于其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可
能就是这最后的项目。
回首往事，我的生活有三个不同一般的特点：第一，我曾经历过比一般人多很
多的“非常事件”。巧合机遇，经历过突如其来的幸运或倒霉、神秘的侥幸时刻，
在关键场合或非常时刻会见重要人物。诡秘惊心的经历可谓是数不胜数。
我感到这是我心中渴求的目标。或者，我以后也开始相信，我常得益于神灵的
估护，虽然我认为我不值得。
第二，我喜欢追求卓越，挑战极限。
我通常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以前是，但自从中情局要我改变这种态度后，就再
也不是这样的了）。我被自然而然地称作“操心的甲壳虫”，因为我反复检查确认，
事无巨细都操心，一心为了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一直满怀希望。但我极少开只有1 ／3 油箱汽油的汽车。
我曾在不熟悉的荒漠中开着时速超不过50英里的汽车，而汽油却很快地消耗到最后
一滴，这是多么糟糕的经历。
简单地说，我学习东方的宿命论，罗马天主教的精神主义，法国现实主义和美
国的理想主义，并把它们全部揉合在一起，与情报工作中的冷酷和彻底的实用主义
相结合。
我曾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病痛，即使我乐于捐献，我的主要器官已不能用于医学
移植了。
这些年中，我得过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痛风，两次胰腺炎，然后又是糖尿病，
高血压，哮喘，肾脏并发症。一种治疗肌肉疼痛的药物对我十分有效，但有一次却
引起急性药物中毒。
我长期滥饮，肝脏更好不到哪里去，有一次，一位内科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