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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光宝气，华彩精呈。
第二天，在他们的家族教堂中等待仪式正式开始时，我和一位前意大利驻美大
使的遗霜闲聊，获知他们家族竟可以追溯到西塞罗。我想印证一下我有没有听错：
“您是说尤利乌斯·恺撒时代的西塞罗？”我在台湾时就背诵尤利乌斯叶岂撒的故
事和莎士比亚的两起悲剧。
我还有机会到丹麦赫尔辛基和意大利维罗纳，找寻哈姆雷特和罗蜜欧与朱丽叶
的踪迹；到威罗纳，到苏格兰，莎士比亚不朽的悲剧索绕在我的心扉。
有趣的是，我到这四个莎士比亚悲剧的历史遗迹都纯属偶然：在哥本哈根（丹
麦首都——译者注）执行任务，我正在料峭寒风中找洗手间，却不经意看到“哈姆
雷特城堡”；驻派罗马，在罗马广场上我似乎呼吸到尤利乌斯·恺撒时代的气息；
在维罗纳，我正埋头走着寻找停车场和酒店时，却看到一个标志牌L 写着“朱丽叶
故居”，在那以前，我还一直以为罗蜜欧和朱丽叶不过是小说里的人物；最后一次
到欧洲，带儿于彼得到苏格兰去看“尼斯湖怪兽”，却在苏格兰北部又见到了“麦
克白城堡”（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在东京，这次行动已成了我的日常工作。这段时间里我犯了一个情报人员的大
忌：我同时随身带着两个身份证。这是违反职业规定的，但我别无选择。我和山姆
不同，因为我常常会在东京遇到熟人，所以必须带两个身份证。中情局要求如确有
必要，必须使用特殊的藏匿方法，将一个身份证藏在身上，但我没有作此准备。
我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我想如果被日本警察查问，我就给他看新闻记者
的身份证，他应该不会再难为我。如果这样还不行，那本身就已表明我们的整个行
动已经败露，再遮遮掩掩已无必要了。
不过，这样我就要小心，千万不能卷人交通意外事故中。
前苏联间谍理查德·索杰曾在东京郊外遇到一起严重的摩托车车祸，被送进了
医院。
虽然极度疼痛，但索杰坚持不让医院对自己实行麻醉手术。他要人打电话叫他
的同事来医院，向同事暗示，在他内衣口袋里有机密文件。当看到同事顺利地找到
了文件后，索杰便失去了知觉。他不愧是间谍中的姣姣者。
我得在脑子里先行排练好，在同一酒店的不同场合，该怎样把握自己的身份：
在酒店大厅，应使用真实的身份；当进人某一楼道或转过某一个转角后，在包括清
洁工和一些餐厅的女侍应面前，我又变成化名的身份。但如果在这些场合我又碰到
熟人，又必须能自如地转换角色。可想而知，我的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
每当我要走出自己住的公寓外出时，和子都会为我检查身边所带的东西：两张
放在特定口袋里的身份证、化妆盒、一些零钱、纸币（常是大面额的）、空白支票、
发蜡、烟草、假眉毛、假痣等等。
我和山姆都急切地想去日本西部的名古屋和大贩，以发展新的对象。我们去了，
但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进展。
有一个大热天我和山姆去西部，挤在拥挤的车厢里，道路又弯弯曲曲，我流了
一身汗。我再看看我们可爱的“安顿·诺维克”，他穿着那件其实是冬装的唯一的
双开襟西服，活脱脱已成了一只正在洗桑那浴的猪。
我赴约时绝不迟到，除非是特意迟到或是得到预先警告。大约从1956年起，包
括被交通拥挤所耽误，我总共的迟到次数也不会超过15次。
和子和彼得首先就被我这个“愚蠢的习惯”搞烦了。不过到现在，至少彼得也
已有了这样的习惯，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你从不迟到，从另一角
度上来说，可以使你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准备即将开始的工作。
有一次弄得我很紧张。我化了妆后正准备开门出去，突然我的一个叔叔在门外
敲门。
我们的公寓可没有后门可走。而我绝不可能不让这位长辈进屋。我只能让妻子
去应门，自己却跑进浴室，飞快地褪去化妆c 而后找借口让叔父尽快离去，又跑进
浴室化妆。但我终于还是准时赴约。
我们一位官员曾引用前长官艾伦·杜勒斯的话：“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你虽
然只迟到短短的10分钟，但这对于正在等你的特工而言，则可能是以生命危险为代
价的10分钟。”
我有一次在罗马等上司时，就有类似的遭遇。我认为他是怀着卑鄙的意图故意
迟到的。
有很多的约会地点可选，而他却非要选择在伊拉克大使馆前与我见面，而那时
伊拉克正与伊朗交战。我提出可否在另一地点见面，他很傲慢地拒绝了我的建议。
我请求他准时到约会地点。结果我准时去了，而他却很自然地迟到了。
没多久，就有三个伊拉克人出来检查我的车。那时到处都有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我竭力挤出些笑容，以缓解他们的疑虑。
7 分钟后，那位上级才姗姗来迟，脸上丝毫没有一丝歉意，也不向我作任何解
释。
第二阶段的招募行动持续了2 周，结束时还有一段小插曲。
在酒店的最后一晚，我和山姆决定放松一下，庆祝我们所取得的出色成绩。
在酒店大厅里，我看上了三个美貌的日本女人，于是征求山姆的意见。好极啦，
为什么不？山姆也想“浪漫”一下了，他这时已差不多忘了做爱是怎么一回事、该
怎么做了。但山姆说：三个女人？对我们两个？他有点犹豫不决了。我马上劝说他
这没什么，我们一定能搞定，我知道怎么应付这种情形，相信我对女人的经验。况
且连凶狠的敌人我们都对付得了．何况三个日本女人，干吧？
我在巴黎时对“猎艳”就有一套，我能感觉到这三个日本女人是在找刺激。她
们肯定不是妓女，但今夜不只是想卖弄风骚调调情，而是想找男人真刀真枪，疯狂
一夜。我说不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是在大厅里，从她们的气息中，我
还是能感到她们身上的雌激素在喷勃涌动。发情的女人。她们穿着都很不错，看起
来经验老到。
我问山姆是愿意做安顿·诺维克先生，还是想做山姆·斯威福特本人。山姆笑
着说他想做个“会说流利日语的”诺维克先生。这个想法不错，他既可以用日语和
那三个骚娘们沟通调情，又能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吗，当然还是再当一回陈先
生啦。
我走近那几个女人，有礼貌地邀请她们“到我们的套间去喝点酒玩玩”。她们
竞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令我们“无暇理会女人”的山姆先生很觉意外。
回房后，我和山姆悄声商量着策略。如果有人到访，山姆就和女人们一起躲起
来，让我一个人去应付来人。即使是从于这类事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不失情报官的
特色。
我们于是打开名贵的威士忌，要大家一起玩“脱衣扑克”。两个女人马上迫不
及待地赞同，而另一个看起来较年轻、长得又最漂亮的则有些犹豫。我一眼就看出
她是那两个缝制高级衣服的女人的徒弟（难怪她们穿得很好），而且，不是开玩笑，
一定还是个处女。另外两个则都是30岁上下，一个结婚，一个离婚了。
不久，我们就惊讶地发现对于那两个急于想脱下自己的衣服的女人来说，这种
游戏实在是太慢了。山姆于是用日语建议改玩“牙签”游戏。谁抽到五根火柴中最
短的那根，就脱下一件衣服。这个玩法虽然简单得近于荒唐，但效果绝对一流。两
个年纪大一些的女人高兴得咯咯笑，而那个处女只勉强同意c 这纯靠运气，不久，
我和山姆几乎全裸，而那两个最想脱的女人却几乎没脱。这可不行。我们可是一流
的中情局情报官，绝不能在这样愚蠢的游戏中输给这些业余选手。我和山姆交换了
一下眼神，无须一言一语，我们就各自施展手脚，开始作弊。
也是运气，那位不幸的处女小姐最早输得脱光了最后一丝衣服。她哭着掩面跑
进了浴室。
那位处女小姐很漂亮，她无助地竭力想用手掩盖双乳的神态，酷肖希腊女神。
我和山姆绝无诱使她脱衣的想法。她哭着躲进浴室后，我和山姆互望了一眼，然后
又看了看那两个已经面似桃花、兴奋异常的女人。我们还等什么呢？上！
暴风雨过后，那位处女小姐静静地走出浴室，手里抓着一条大毛巾，遮着她还
全裸着的身子。她的双眼还红红的，面上带着难为情的微笑。她依然纯洁美丽。
我们发展的那三个特工都向我们提供情报，但他们的价值和获取情报的能力各
自不同。他们好像并未意识到是为中情局服务，或至少他们表面上装作不知道。
我们案官并无必要告诉特工我们是什么人。很多人并不喜欢，甚至害怕中——
情——局这三个字。所以我们也不用这三个字。从另一方面来说，“被招募”的特
工也不想问他们是为谁提供情报，这有点像鸵鸟，埋头砂中装不知。他们有“评价”
他们自己行动的准则，那就是金钱。
成功发展了三个新特工后，山姆就表面上回到了欧洲。我则表面上到香港和其
它东南亚城市做生意，每隔两星期“回东京一趟”，分头与三个特工见面，拿取情
报资料。山姆依照我的接触报告和我转交给他的情报资料写出情报报告。这样，这
三个特工实际上是由我直接控制。后来，“安顿·诺维克”又每两个月从欧洲到东
京，以加强对三个特工的了解和联系。人总是倾向于接受那些令他感到愉快和高兴
的事物，同时排斥和拒绝其它可能性，就如同是一种自我催眠。
我经常随身带着一板香港夜总会的纸板火柴和一本香港酒店的便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