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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别人看来像是在持刀行凶，学校为此专门开会，讨论到底是开除我，还是仍让
我毕业。这样，我就又错过了高中的毕业典礼，但被允许毕业，并继续参加了大学
人学考试，我被当时最好的国立台湾大学录取了，两年之后，我去了美国，而我的
学位是在法国得到的。法国根本不存在毕业典礼这回事，学生们只是到学校的布告
牌前找自己的名字。如果毕业榜上有自己的大名，则舒心地叫一声：“我获得博士
学位了！”就这么简单，没有游行，没有热闹的吹奏声。这就是命吧，我只参加了
今生最初的两次毕业典礼。
我非常感谢已故的母亲，她对孩子们的成长倾尽心血，年轻时她对我们的教育
非常严格，年龄稍大一点后，对弟弟们的态度就温和了许多。因为她对我严格的管
教，使我觉得和母亲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
事实上，母亲就是用诚实、正直、遵守纪律的准则来要求我、锤炼我，塑造我
的个性。
她希望我坦诚，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坚忍不拔的性格，这些要求，对一个孩
子来讲的确高了一点，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方面都没有达到她的期望。
她要求我必须努力把每件事都做好，不允许有半点折扣。她完全可以同有伟大
声誉的犹太母亲相媲美，她给我讲贞洁、忠诚、正直这些美德，让我读历史上东西
方英雄的故事，希望我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的创造力和
对正义、公平的态度等等。她教我不怕“死”。如果不怕死，痛苦也没什么可怕的。
虽然母亲没有信教，她认为在生和死之上，仍有更高的存在。
母亲教育我要有求知欲，要提得出问题，然后去证明，去学习。求知欲催人向
上，是我一生前进的动力。这正是母亲教给我的。
后来，在母亲临死前几个月里，她奋力和已经扩散的癌症作斗争，接受了及时
的医治。但她被手术和化疗折腾得十分虚弱，当我发现母亲已失去了她那特有的求
知欲时，我伤心地意识到她快要离开我们了。因为她已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正如她
教诲我的那种学习、奋斗的动力。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只在考试成绩上和我妥协。在我接受早期教育的头两
三年中，我是一个全优的好学生，但自从读日本小学之后，我的成绩单上就奇怪的
只剩下不多不少三个优了，每学期皆是如此。而且假如得优，则都是些不重要的课
程，比如：手工、音乐之类，而不是数学课或更“重要的”其它课程。母亲就十分
担心。慢慢地，她明白了这其中另有原因。
此后，我便不太关心考试的成绩，而对我要求严格的母亲也很少为后来我得的
坏成绩责怪我。
后来，我带着我成绩很好的女朋友回家时，母亲有时会问：“怎么同一次考试
你只得及格，她得优呢？”实际上，母亲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我那些
弟弟们，他们在学校尽管成绩很好，却没有经历我受过的磨难。
这种对考试成绩漠不关心的态度，后来从各方面都证明是有害而无利的。尽管
我“学得很好”，能通过最好的学校的人学考试，但我的成绩记录却都不好。
我要强调的是，儿子和我不一样，他应该有好成绩，但我也不苛求他。毕竟还
有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东西。对这一点我表示充分的理解，我要求孩于努力向上，
但不必为学校的名誉，更不必为一个不公平待人的老师填的成绩卡上的分数去费劲。
在国立台湾大学时，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女朋友。她是在大陆“优裕”的环境中
长大的，这种恋爱“组合”在当时的台湾是极少的。我必须忍受其他人陆来的人对
我的嫉妒和仇视。这样类似的种族歧视对我来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后来我还遇过
比这更糟的情况。我们爱得很深，我觉得很愉快，但这段感情的最终结果是不可避
免的。那时，年轻的我对生活、对爱的认识还不成熟，后来，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才
学会驾驭爱情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
后来，我去了美国，第一站是德州，待了一个学期。在那里，经过洗礼，我成
了罗马天主教徒，后来又到了美国东北部，因为在我的想象中，这一带是文化教育
中心。
我对新学校没什么好感，而学校就更对我没有好感。经过糟糕的三年大学生活，
被学校以“成绩缺少进步”的理由巧妙地开除了，这是我听到的又一种新的拒绝理
由。
我不否认我的行为方式中存在缺点，我的学习也不好，但我不想仔细讨论我记
忆中这段失意的生活，而且这段时间，我也很少去罗马天主教堂。
尽管如此，也许是无意，我在德州的圣·伊格纳修斯（注：圣·伊格纳修斯是
耶稣会的创立人）教堂接受洗礼，被耶稣会大学开除，而后在东京的一间圣·伊格
纳修斯教堂结婚，后来在罗马偶然遇到了耶稣会的代理总长，他成为我关系密切的
几个基督导师之一。是他把我又重新带回了天主教。
后来，在罗马，我有时去耶稣教堂，这里存放着耶稣会奠基人——罗亚拉圣徒
伊格纳修斯的遗物；有时拜会梵蒂冈的耶稣会总部做弥撒和忏悔：有时去耶稣会其
拥有的冈多夫城堡的罗马教皇夏宫；有时到耶稣会格里戈里大学作忏悔或会见朋友。
我对自己和耶稣会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牵连感到惊讶和高业自从被大学开除之后，我
去了巴黎，打算在巴黎大学学习，我热爱法国的文化、语言和法国人的生活哲学。
众人周知，巴黎是个迷人的城市，我也对她一见钟情，这样的感情在我度过了
三年清教徒式学生生活后很容易产生，我简直被巴黎陶醉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未能如我所愿。我的法语不好，这使我难以在像巴黎大学这
样的法国名牌大学里学习。
很快，我就不上课了，像很多其它到巴黎的外国学生一样，我成了一个“巴黎
游民”，过着那种既不工作，又不学习，成天泡在咖啡馆里喝酒，看闲书，向女人
抛媚眼的生活。
我开始酗酒。好像住在巴黎就一定会想到爱和性，我频繁地恋爱又失恋。我再
也不好好学法语了，只和美国人、英国人，以及那些法语不好的日本人或其它国家
的“学生”交往，讲英语。
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麦克·沃克，是女演员珍·琼斯和男演员罗伯特·沃克的儿
子，后来大卫·塞尔兹尼克成了他的继父。大卫曾是著名电影《飘》的制片人。
我和麦克在一起有很多乐趣。俩人经常在巴黎街角的咖啡馆里谈天。喝酒和狂
欢。我喜欢和他谈论好菜坞，麦克有好多关于好菜坞大人物的于女的故事，他把这
些人叫做“好菜坞的臭小子们”。我想如果麦克的继父知道我和他交往，一定不会
认为我会对他有什么好“影响”。
麦克后来得了严重的精神病，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和伤心。我们也失去了联系。
我曾给珍·琼斯后来的丈夫——艺术收藏家兼商业巨头的诺顿·西蒙先生写信，才
一度又重新取得联系。
到巴黎的头一年，我没有好好学习，甚至连法语也讲不好，我心里感到对父母
有一种负罪感。因为不能向他们汇报好消息，我一定使他们很沮丧。除了星期天，
我每天都要去蒙帕那斯附近的美国学生中心和艺术中心。
在那里，我可以碰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们聊天，打桥牌，打台球或者玩扑
克，如果想喝酒，就会去附近的几家有名的咖啡馆。我们这帮人看上去真是无忧无
虑。
穿过艺术中心的林荫道，有一个干净的拉斯巴小餐馆，有时我们也会去那里玩
扑克，从中午一直玩到午夜，有些人会喝掉20多杯啤酒。但那里的消费很低，一杯
啤酒只要14美分，还包括小费。在这个小咖啡馆里有时可能见到一些著名的电影名
星。其它顾客也互不于扰。我们经常看到简保罗·沙特里和西蒙尼·毕尔夭伊一起，
他们俩就像一对年迈退休的夫妇，坐在咖啡店的一隅。我很想请他们给我签个名，
但从没有看见别人这样做，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那段日子里，我还有个当舞蹈演员的美国朋友，他和30年前在巴黎夜生活舞
台上红极一时的约瑟芬·巴克尔是舞台上的搭档。约瑟芬收养了许多孤儿，当时她
正在为这些孩子募集资金。我的朋友常抱怨说约瑟芬身体太重，在舞台上要把她举
过头顶不是易事，而他每晚演出时都要举好几次，真辛苦。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
是女人、酒和饮食。我们还有人曾和他一块儿在大冷天喝得微醉，借着酒劲撒野一
般开车到东德柏林。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还有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朋友。他通晓四种语言，包括法语、英语、意大利
语，而且都说得非常地道，甚至比受过教育的当地人还要好。在年仅24岁时，他就
是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部的主任了。
他出自名门。有一个叔叔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师。还有一个他可能曾向我介绍过
的妹妹，几年后成了意大利最叫座的电影女演员。
有了这帮朋友，时而集体行动，时而独来独往，我开始享受起巴黎写意浪漫的
生活。我指的是爱情游戏。我经常和那些抱着“享受”巴黎的态度来巴黎的年轻学
生一起，放荡形骸。我时而做导演，时而做演员，和他们一起融人了巴黎迷人的生
活之中。但我的生活方式并不像“波西米亚人”，我穿着整洁，并恪守我的为人之
道，我是一个既充满热情，又头脑冷静的公子哥儿。
因为学业上的失败，我总觉得精神空虚，没有工作，没有目标，颓废堕落。我
常觉得生不如死。
那时，阿尔及利亚人正搞独立运动，而且爆发了战争，阿的右翼将领起来反叛
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