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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妻子和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彼得留在东京，由岳父母照顾，自己立即返回
华盛顿，通过电话向在维吉尼亚州朗利市的中情局总部报告。因为我仍是“非官方
掩护”身份，而这种身份不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保护方式。如果曾有过“官方掩
护”的身份，要再转成“非官方掩护”身份是极其困难的。非官方掩护身份就意味
着我不能踏足中情局总部，也不能随时会见任何与中情局有关的人，包括中情局的
管理人员、同事、技师、会计和医生等等。我只能在中情局总部以外的某一安全房
间、餐馆或旅馆的房间里与他们取得联系。
可能由于在东京的出色表现，我得到了很好的接待。与我见面的高级官员对我
的工作表示赞赏，我们一致认为我的下一站应是巴黎，理由很简单：我非常熟悉巴
黎，而且是当时唯一一个能讲流利法语、日语、台湾话和普通话的华裔中情局官员。
此外，我所经历的种种考验，也证明我完全能胜任此次巴黎之行。
大多数情报局人员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在任何一次行动中，费时最多的往往是
等待。
以我作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情况为例，这种说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必
需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我有准时赴约的习惯，总比预期的时间提前到达约会地点，
接下来就是等待，在机场、火车站、旅馆、街角、咖啡馆等或在家中等。中情局人
员要花费令人难以想象的时间，等待一件事、一次联络、一次约会，更糟的是，有
时要等待一次已被错过或取消的会见。
“你等我们跟你联系”，是我不喜欢但已习以为常的话。
要忍受等待的痛苦，仅有耐心是不够的。你得学会找些事做，只要在所处环境
中提高警惕，或表现自然，比如阅读、思考或写作，无论什么事，这或许是防止你
易于动怒或神经质的最好方法。
我有时也非常不耐烦，总是想尽快尽早将事情完成；但同时，我也有异乎寻常
的东方人的耐心。谁知道这次新的任务对我这个东方人竟也是一次考验。
一如每个人在执行中情局任务时都会碰到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选
择“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掩护”。
首先，要在所计划的任务中所提到的地方有一个适合你的位置，使你可提出预
算和组建情报网络，你不能总是隶属于情报工作局内的同一地域，根据某一派遣任
务例如欧洲或远东，可作变动。情报工作局必需给你一个位置并有相应的预算和人
力支援，以利你在指定的城市或国家开展活动。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合适的掩护”。很明显，非官方资格的深层掩护是最理
想的，尤其是在像巴黎这样政治敏感的城市。我已经38岁了，以学生的身份显得有
点大。但是有什么组织或私人公司愿意为我提供商业上的掩护呢？我知道一些美国
公司，出于爱国的原因，哪怕当事情变糟、造成即使微不足道但可能引起暴露和窘
境的风险也愿意提供这样的掩护。在巴黎有这样的公司吗？
对我而言，真有一个这样的位置，但当时已有人占据了。其中一个是我的密友，
他和我几乎同时加入中情局，并和我在同一间公寓里住过。
他比我年轻5 岁，非常机智和勇敢，但由于其富有的家庭背景，我感到他缺少
强烈的动力。换句话说，他不在“饥饿”状态。我的看法在他以后的活动中得到了
印证。
1966年，我和他在下班后，总是在一起喝啤酒、吃饭和看电视，并一起憧憬未
来。他几乎像我的弟弟一样。
他在巴黎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因为聪明，他是一个好学生，但和大多数去巴黎
的人一样，他受到了称之为“爱”的“巴黎人的流行病”的感染。他狂热地爱上了
一个比他年轻15岁的女孩，但并没有得到她。但他却一直紧紧抓住他的巴黎的职位，
等待着已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我嘟嘟哝哝地提醒他，但他听不进去，甚至无法与他
沟通。我只好以强烈的语气告诉他，他的职业和责任都使他对一个18岁的女孩的爱
是毫无希望的。
但这是在巴黎，是在“爱之都”。中情局对此仍表现出灵活性和包容性。在这
种情况下，我只好听之任之。
我只有等我这位朋友从巴黎返回，在此期间，我补习一些训练课程。除此之外，
我还得完成人美国国籍程序，使我和我的家人能成为美国公民。
中情局决定为我先在纽约寻找一个临时“非官方掩护”的工作。
至于我亲爱的朋友，两年多以后我见到他时，他已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
（和我数年前在巴黎考虑想获得的博士学位相同），并将和一个比他年轻15岁的漂
亮的巴黎女孩结婚。再后来，我听说他们离了婚。
被年轻得多的女人吸引大概类似于吸毒成瘾和一些慢性疾病。他也对我承认他
在巴黎期间实际上没做什么情报工作。
“哦，亲爱的，你让我等待这么长时间，却一无所获？”
“至少你在那里享受了女人？”我问。
“七八个吧。”他答到。
“才七八个？在巴黎？在三年多时间里？”我说。
“我不滥交的。”他一本正经地答。
正如我前面讲到的，“非官方掩护”身份的双重生活的最大关键就是“掩护”。
这种掩护必须是尽可能的安全和舒适，而且要非常适合到处走动而不引起任何
怀疑，甚至是共事的美国人的怀疑。
在中情局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为指派到某一个新的地方、因而需要有一个新
“非官方掩护”身份的间谍处理“掩护”等事宜。这个机构里有一个特殊官员神通
广大，他能随便地人美国500 家大公司中任何一家的总部办公室。
如所有认识他的人所知道的，我们这些人就一直等待他一时冲动的念头和摆布。
我听说此公“太神通广大、太有价值”了，你不可能将其解雇。我在东京时的
一个朋友、他的上司亦有类似的评论。他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
在维吉尼亚州的亚灵顿的令人讨厌的公寓里过了三个多月孤独生活后，我妻子
和出生不久的儿子终于和我团聚了。
这时候，我在纽约的掩护身份也已建立起来。我表面上作为一名经济新闻编辑，
在一个与经济新闻没多大关系的大公司驻曼哈顿的办公室工作。只有社长和财务部
主任知晓我的真实身份。工作只是名义，但是我为社长拟定实验性秘密计划书，看
来我受掩护的身份确实受到尊重。
我在曼哈顿东边的一幢著名居民大楼找到一间理想的豪华公寓。租金由于受到
《纽约租金控制法案》的限制而压得较低。除此之外，中情局还有部分租金补助
（那时此补助金只是在纽约和波士顿才有。在纽约，为行动需要，情报官被要求生
活在花费不菲的曼哈顿岛，但没得到全额租金补助）。
该大楼十分庞大，有大约800 个公寓套间，大多数时间在大楼人口处至少有三
个穿着华丽制服的服务人员。
一进门我要穿过50米铺着厚毯的大理石地板到达电梯处。紧邻该大楼的是一个
供小孩玩的小公园。我儿子稍大一点，可以自己走路时，常在那儿玩。
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后来，我想知道一两个高档妓院（因为真实行动需要，请
理解），我向出租车司机询问在哪儿可以找到，司机会毫不犹豫地将我带至我所居
住的大楼。我大感吃惊，因为大楼里居住大约100 名医生和大约100 名律师，还有
大量职业人士。我问妻子是否在大楼里看到什么那类女人时，她非常肯定地说她见
过，后来她指给我看在大楼的便利店里的两个女人就是妓女。再后来我在阅读曾在
此楼住过的女士的自传小说中亦看到这样的描述。
在纽约当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时，纽约“基地”（比站小一级）的上司也是我
们联络官，我将叫他莫里·邓恩，我对他一点都不知晓，我尚未有智慧，先去调查
我将踏进的是什么样的土地。
在纽约，我第一次知道，在国内工作比在国外工作要容易得多。首先，工作不
很紧张，如果我被抓或不得不对他们暴露身份，尽管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我不必
担心诸如纽约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执法机构。虽然我也知道他们和中情局的
关系并非像蜜月中的情侣，我还是被告知要保持低调。
当我去看公寓时，我可以当场签租单而不必出示信用证。这与莫里告诉我的不
同。我相信能这样快速办理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我看起来很富有。不知怎的，我看
起来总是像个富人。
我曾经读过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得·奥那希斯谈到成功的秘密，一些观点我还记
得：总有深褐色的皮肤（因为皮肤癌，现已不时兴），这使你外表显得优闲而富有
；总是入住高级旅馆，哪怕你所住的是最便宜的房间，并常在酒吧出入。在这些场
合，你会遇到富人并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机会。仅仅是你的住址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
我注意到，有许多没有看到这些观点的人通常会陷于平庸，更严重的情况是他
迟早会与失败为伍。当然，杰出或优秀者终究会出人头地。在这点上，外表也是重
要的，除非你有爱因斯坦的超常智慧。
我不是在争辩说，你的衣着应像有名的演艺明星那样，毕竟，一名间谍应该显
得不太起眼。我只是说，从长远来看，修饰你的外表可使你得到更多的优势，并使
你显得温文尔雅。作为一名人门者，芽深色。保守的服饰可使你看起来很优雅，由
于同类衣服易搭配，可以节约金钱。
贵重的衣着，尤其是鞋子（传统日式旅馆在弯腰接待客人时可通过其脚上穿的
来准确评价客人）、手表（我注意到，在西班牙皮条客以问时间来评价你所戴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