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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准确评价客人）、手表（我注意到，在西班牙皮条客以问时间来评价你所戴的表，
进而来估计你是否是潜在的顾客）、自来水笔（在我的法语学校里，只有一些新生
使用圆珠笔，自来水笔才是标准）、眼镜（当你如此关注你的脸时，为什么却忽视
你的眼镜呢？）等等都将突出你的形象，即信用良好，于是可得出结论：你是可靠
的。
诗人阿希巴尔德·麦克莱斯说道：“成功的秘诀是每天都着盛装。”
这是精英分子的态度吗？是的，千真万确。但是“精英”意味着“被选择”。
由于有正确的态度，精英们就不会犯什么错。几乎每个人都渴望出人头地，即使平
庸之辈也会怀着这样的希望。那些批评精英主义的人实际上是不能达到精英水平的
那些人。
这是自命不凡的态度吗？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吗？不应该是。它是自爱。自尊的
一种表现。一个人若要出人头地，不必非要踩在其他人头上。
好的外表并不能保证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资本。对一个“非官方掩
护”的间谍来说，这无疑可以极大地增加其安全性。由于政府雇员收人有限，这就
需要时间和精打细算来改善外表和衣着并得到额外的优势。
我对我将要开展的工作任务作一简要交待。我的第一个活动舞台是住有大多目
标国家的联合国。因为我一直在东京当记者并且我是以经济新闻编辑的身份作掩护
的，我的上司莫里建议我熟悉驻联合国的记者。莫里过份自信地预测只需一个月时
间未获得外国记者的信任，可能需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接近我们已经瞄准的目标。
莫里没有记者经验，他也不知道如何开始工作。
不像现在，当时联合国的安全不很严格。为进人联合国大楼，你只要有一个由
大使签发的身份证明卡，或者在大楼里有一个朋友到楼下接待厅来接你并引你人内。
一旦进人大楼，你几乎可以到处走动。当时没有诸如金属探测器或搜身等过程。
中情局不会来帮我得到记者身份证，掩护我的公司也不会。因为这很敏感而不
能实行。我不得不自己在联合国里寻找朋友。
一周之内，我和一些外国记者建立了友好关系并能和我们注意的目标接近。之
所以进行得如此之快，在于我当记者的经验和我的行为举止。
两个月之内，我已经能访问联合国并要里面我的一个朋友下来接我。签到，然
后上楼。要么与他闲谈，要么去喝咖啡或一个人四处转转。
这种进人联合国的方式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直到结束了我在纽约的派遣任务。
在联合国，我结识了一个讲其本土法语的目标，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第一
次打电话给他，用英语说我想请他就一些主题发表专家意见，并和他在联合国约了
见面时间。我准时到达联合国，要求接待人员去告诉目标我已到达，并要他下楼来
接我。
联合国的女接待员通常能讲四五门流利的语言。一会儿，看见目标下来了，我
赶紧大声用法语和女接待员闲谈，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别的什么。我的目标走过来听
见我用法语交谈，只是简单地说：“AllonS prendr un verse！”（我们去喝一杯
吧！）那时对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度。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在纽约，沙利文法案禁止携带枪支和利刀使我感到很不安。但是在那儿，我认
为我的外表和举正将为我和我携带的“利刀”提供了良好的庇护。需要再次说明的
是，“利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器，而是我的庇护伞。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纽约都是一个危险的城市，不管你怎么说，我必须时时
小心。有时正是所处的环境将我置于不希望见到的危险之中。
有两次，我在唐人街被身着制服的几个年轻的中国男人跟踪数个街区（有一次
是身着皮夹克的一群人），我猜他们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无论如何，我必须保持高
度警惕并尽快离开唐人街。但在跟我妻于和儿子一起来唐人街购物时，就没有什么
麻烦。
现在并非所有人都还记得这样一件事：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
获得联合国承认之后，有一影响了中国代表团在纽约出席联大的事件发生。
我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朋友那得知的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一些获准去联合
国的中国外交官住在曼哈顿，有一天晚上他们去一家中国餐馆吃饭，一名年轻的外
交官突然死在饭桌旁。
尸体解剖表明，该人神秘地死于纯尼古丁中毒。纯尼古丁通常是液体，无色无
味，有致命毒性，当然也是很难得到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著有《尼罗河上的惨案》等——译
者注）可能也想不到这样杀人。这起事件隐患极大，性质很严重。中国代表团对联
合国所在国——美国提出了强烈抗议。这给当时正与中国进行秘密外交的尼克松政
府带来了极大麻烦。
我已不记得自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获知此事的，但我记得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
别调查员对无法查出谁是嫌疑犯而十分沮丧。
很自然地，合乎逻辑地来看（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台湾当局是最大的嫌疑，
其次是美国。
尽管来自中国的讲话暗示并指责有两个政府共同谋划。制造了这起谋杀事件。
但我相信美国和中情局与此次谋杀无关。如果中情局插手此事，没有必要不告诉我。
因为我的工作立场关系，如果要执行此事，至少我应是一个合适通知的人选。当然
这只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正如前面提到的，重要的情报机构通常不会从事谋杀（可能是一些需要“以牙
还牙”的原因吧，以色列的默萨德是个例外）等活动，这是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约
定。将别国外交官杀死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是非常愚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就
本事件而言，如果美国暗杀中国外交人员，她既得不到什么，也失不掉什么。更何
况，两国之间就发展和平外交关系正在进行秘密谈判。
中情局没有理由谋杀，尤其是不会逆美国政府政策而行。
有人会说，暗杀行动可能是某个凶残的中情局人员所为，我可以完全排除这种
可能性。那么是因为某原因被人雇佣？绝大多数中。清局人员是非常正派的，尽管
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种罪行即使在中情局内部也是严重的，任何小
的纸漏都将很快地由我所属的部门查出。
中情局是唯一一个对其雇员强制性地、定期和不定期地进行生理及心理测试的
政府组织。这种测试对犯错人员的检查是非常有效的，像谋杀这种性质的罪犯极有
可能逃不过这种测试。
我从不知道这件事是如何了结的或曾经了结过。
我现在讲述的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电影情节，但如果涉及中情局，那将纯属虚构。
中国外交人员完全停止在餐馆或在某家做客、吃饭。
让我忽略时间顺序详细描述关于以后和中国外交人员一起吃饭的故事。
一段时间之后，我家成为第一个（第一个中情局间谍）中国官员私下拜访外出
到某处做客的地方。
当时我对他们非常友好。我妻子和子当时非常了解各种中国菜式，尽管她是道
地的日本人，和子还是受到曾和日本军队打过战的老资格共产党于部和他们的妻于
的欢迎。
我问莫里是否我可以邀请他们来我所住的公寓吃饭。莫里，一个有着一张圆脸、
狡猾（我后来的发现）的家伙，他年纪和我差不多。他急于了解中国和一些中国人
（好可笑！），但他对安乐的生活和自我保护更有兴趣．他是那种死也不敢冒一点
险的人，在列举了几个“更有资格”的人邀请过中国人并遭到拒绝的例子后，莫里
很傲慢地拒绝了我的想法，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受邀出来吃饭。
有点被他那“无所不知”的态度所激怒，我问到：“我可以试一下吗？”
莫里的答复是：“去干吧，尽你所为。”
莫里做梦也没想到我可能会成功。事情完全出乎这个卑劣、不诚实、原本就不
该被允许加入中情局的阴谋家的意料。
我的理念很简单：我是个中国人，我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我妻子中国菜做得很
好（若是法国菜，那就另当别论），她也受中国人欢迎。那么为什么不干呢？处于
这样条件下的人都会去做的。
有人说中情局的暗探生活在他们特别的世界里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真的，正如在此故事中所表明的那样。
我是一个中情局间谍，但是没有官方身份，我生活在一个完全正常的世界里，
与在纽约基地或中情局总部的怪异的气氛没有关系。我的观点与莫里的不同。我的
是正常的，他们的有时却是怪异的、有邪念的和偏执的。
对，中国代表团成员来到我所住的公寓吃饭了！
这是遍布世界各地的中情局人员第一次请中国官员到家里做客（我这样说是因
为我对世界各地的情况都非常了解）。莫里对这种努力给了什么评价呢？这将在以
后提及。
应该说，尽管我没有恶意并尽量使两位中国客人更随意些，但他们仍有点紧张。
他们来了，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对我的信任逐渐增加而且越来越放松。
情报官员确实是请他们的对手来用餐和参加聚会。虽然这是一个阴谋，但这并
不意味着有什么危险。间谍活动常常是彬彬有礼的。
我们也曾搞过一个“女士晚会”，邀请代表团成员的夫人们参加。我和她们打
招呼后就出去，让她们和我妻子闲谈。和子对我的间谍方法或目的一无所知，但这
没关系。不知道这些，她可更好地当好女主人。
这些中国人对我妻子的烹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