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力，甚至像这样的“恐龙”也派上了用场。
这个“恐龙”十分武断地反对我的意见，并“自愿”“花六个月时间亲自对形
势作出评估”。
当我开始考虑任务的具体细节时，还得因为他那“虚无飘渺的灵感”再等六个
月，这对情报站的官员来说也是够长的了。除此之外，他那堂而皇之的意见丝毫也
掩盖不了他想得到在欧洲六个月的高额顾问费和滞留欧洲的额外津贴的个人目的。
直到有个也被“恐龙”赤裸裸的贪婪嘴脸激怒。满怀妒忌的同事告诉我其中因
由，我才意识到原来如此。
我和一个由总部派遣过来、保持中立的情报官员两人反对那对夫妇和“恐龙”，
因此我们属二对三的少数派。
那对夫妇未让我了解计划的全部细节，而其中一些情况将会对我观察和思考问
题提供极大的帮助。这真是太可悲了！他们寻求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齐心协力的幼
稚想法实在让人觉得遗憾。
尽管如此，我还是将我的份内事处理得有条不紊。一些重要的、以前从没有任
何人做过的事情，我也完成得极为出色。连我自己都对这种难以置信的进步感到惊
讶。
但是，情报站主管这一行动的一名新情报官由于不熟悉具体行动方案和进程，
因此他意欲取消我的行动计划。他反对我招募一名十分特别的“目标”，当时我对
该“目标”的招募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反对的理由是该“目标”太“古怪”了。
我也承认此“目标”有时行事不太理性。情报站副站长反驳说：“由这个‘古怪’
目标带出的秘密资料可不‘古怪’。”兴之所至、自作主张似乎成了一种主流，合
作精神不复存在了。
当时那位副站长对我十分了解，他对我充满信心，让我自行选择我认为的合适
方式来达到招募该目标人选的目的。他补充说：“要十分小心，因为我们目前有四
个单方面的行动正在进行。”（这意味着我们有四个正在进行的单方面的行动没有
通知东道国，该国是与我们关系密切的盟国。任何暴露或“风吹草动”都将妨碍和
破坏国盟关系。〕不知怎的，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客人”不再保持
与我的约会。当天在他的门铃上附有一张既非无礼。亦非道歉且毫无意义的便条，
听到门铃声，也没出来开门。
我想，除了再静等两天外，没有其它办法来解释所发生的事。但总会找到原因
的。我与此次行动联系最为紧密，但对所发生的事毫无头绪。
尽管知道一旦出了岔子，第一个上断头台的是我，但我仍未想到会有什么危险。
只能等到事情结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渐渐地，从那些不愿看到我成功的人那里听说，主管情报官员愿意丢掉——这
个烫手的山芋整个计划。这就是该死的解释！
在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此次行动被毫无道理地中止。我被告之忘记一切，
然后离开那里回国。
长达一年半的行动突然中止。
回顾所发生的事，这次行动或许不会非常成功。行动的中止对我也许是福。在
引火上身、坐穿牢底之前，能从行动中及时抽身而退可能是最好的结果，谁知道呢。
我后来听说此次行动被重新恢复但很快便又悄无声息地放弃了。对此我并不吃
惊。但如果有人想做，我仍有信心做好。
在我背后放冷箭的那对夫妇提前退休了。我只希望她妻子在知道了他的所做所
为之后，能用切肉刀断了他的男根。
再回顾所发生的事，我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该忽略的“大错”：我应该提醒
其他人，要是我成功了，每个人都会荣升，而不仅仅只我一个。
计划中止前一周，我被提升至GS－13，总部行动局局长被问及如果我的计划
“在下星期”获得成功的话，我是否应该提升到GS－14，得到的回答是：“当然，
是的。”“自动提升”是对完成重要招募任务的“常设嘉奖”。（当时我并不知道
有这样的插曲，只是很久以后才知道。）
我的成绩远远超过大致和我同时加入中情局的人，因此他们的羡慕和妒忌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我认为，参加行动的任何人都会因他或她的努力而得到提升是很自
然的。我的愚蠢之处在于没有想到其他人是多么的愚蠢。
住在北维吉尼亚州“修养生息”并“等候新的调动”期间，我发现自己无所事
事。如果我想找些事做的话，我完全可以呆在家中而不必去那间“安全的办公室”。
但我认为去办公室比呆在家里更有益处，而且我妻子也希望我每天都去那儿。
办公室有两三个同事，他们都在等候命令，偶尔作一次外派。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我等待着那一天。
为了重拾有些生疏、以前十分钟爱的汉语和中国文学，我开始阅读中文报纸和
书籍。作了几次前面提到的临时外派旅行。就这样我过着十分悠闲的日子。
我不厌烦这种生活，但却有些不耐烦。我一直在三步并作两步拼命爬楼，为什
么现在让我停下来？至少目前我已停止酗酒，也不想再饮了。我的家庭生活也归于
正常。我学会驾驶，然后再教我妻子。我也教我妻于和儿子学游泳，我有点烦躁了，
迫切要求去同外执行新的任务。由于误解，这种要求引起了我上司的不满（对我们
这些必须通过间接渠道才能转达自己的想法的“非官方身份的间谍”来说，这是再
正常不过的了）。上司认为我在“威胁”他。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后，他终于同意
派遣我去香港，这是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值得一去的地方。
然而，上司从没有理解或原谅我对他的冒犯，在未来的数年里，他仍然没有忘
记，香港就香港吧。我不会讲广东话，这是遍布全香港的中国方言。但我被告之，
我的“目标”不是中国人。
当时我已是一个多面手．因而对完成那个任务很有信心。
一个能于的情报官员要求是个多面手．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各种各样的人打
交道。我确实有自己的好恶，但我清楚自己有能力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而，在我的情报职业生涯中，有许多与间谍有关的工作我并没有干过。我从
没有执行过跟踪监视任务（除了最初偶尔经历的观察任务），也从没有鬼鬼祟祟地
破门而人过（我太笨拙了，会碰倒东西，发出声响）。
但也从没人要求我做这样的零碎事。我对自己擅长做的事感到很满足。
首先，我开始研究香港。我深知我不可能将广东话讲得很好，但我认为可能也
用不上它。由于从中国大陆逃港的人开始多起来，普通话在香港也变得普遍了。
为了解道路名称，我拼命记香港街道图，熟悉主要场所的位置，这花了我半年
时间。
但就像以前常常发生的那样，有一天，我被告之我的新上司决定让我去东京会
更好些。
我对自己像一件毫不重要的家具被人搬来搬去十分恼火。然而我岳父刚去世不
久，而我又没有什么积蓄送妻子回家奔丧。我想，对失去亲人的妻于来说，前往日
本是最好不过的了。从另一方面考虑，再调到日本工作五年，对我儿子也大有益处，
因为他还可以进一步学习日语。
在等待建立合适的掩护身份期间，我接受了一些训练课程。正是这一次，我渐
渐加深了对一名具中国血统的情报人员的了解，在我刚加入中情局时我曾见过他并
对他有点了解。
他被认为能干而巨值得信任。我也听说他是个最擅长语言的间谍。他作为非官
方身份间谍在东京已服务了很长时间，我将在他手下工作。我叫他梅巴尼。
见尼大约50岁，过早的白发总是染得很黑。他脸色平静，毫无表情，按中国算
命术的说法，他的短下巴的脸表明他很阴险，整张脸给人不祥之感。
从一开始我就对旦尼心怀疑虑。
他不愿告诉我有关他的年龄，我猜他可能比我大4 －5 岁。
即使在中情局，除非是论及有关行动计划，“没有坦诚的友谊就不算是真正的
友谊”。我也开始了解有关旦尼的情况，但所见所闻令人忧虑。
我发现旦尼在东京这么多年，却根本不会日语！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他只是以
官方身份呆在大使馆和美国同事打交道还说得过去。但作为一个隐蔽良好、且要在
城市中工作的非官方身份的情报人员来说，使用日语在餐厅安排一顿饭都不行，真
是令人难以想象！这和一个职业冰球运动员不懂滑冰有什么两样？
梅旦尼是唯—一个在东京连续生活七年却连一级日语水平都达不到的非官方身
份的间谍。（官方语言等级分为五级，三级是基本工作水平。）
对一名高级侦察员来说，具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可以为其获得成功提供“可靠的
保证”。
我认为对一般的职业而言，在同一外国城市生活七年后，一个普通智力的人至
少可达至二级以上的水平。
旦尼是个中国人，他在学习与汉语一脉相承的日语时应有比白人更大的优势。
其他大多数在东京的白人。情报员都能讲流利的日语，有些人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
日文报纸。如果是个体育迷的话，通常都随身带着日语体育报纸。
梅旦尼在日本生活数年却对基本日语如此无知，让他的许多同事感到迷惑不解。
旦尼的那些上司这么多年难道没发现这事很奇怪吗：）或仅仅是一时疏忽？这
听起来更像掩耳盗铃。
这的确是难以想象、耐人寻味的事，我不敢想象中情局还有类似的无能的非官
方身份的情报员存在。
旦尼现在或许可能会辩解说他曾经可以讲一点日语，但过了数年后又忘记了。
这样的借口有可能会出自他的口。因为后来我知道巴尼表现出令人难以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