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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他那软弱的大脑因为害怕而在发抖，并且停止了运作。
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面对敌人时的抛弃。出卖战友的行为”，除此之外我
还能怎样评价他呢？
这真令人震惊，难以置信。下流！
我不愿意讲粗俗和侮辱性的语言，但对他来说，这种攻击还远远不够。他是卑
鄙下流的化身。
和战场上的军官一样，这名官员应该因擅离职守而被处决。
我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以前的同事，年仅24岁就成为了中国国民党军队中的上
校，他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是一名异常勇敢和正直的军官。他因为成就非凡而超
越了年长的同学升到了高位。他打了几次胜仗，包括包围并消灭了一整队1500人的
敌人。
他自己就亲自处决了两名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的下属。
我遇卜他时，他已经转变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很痛苦地向我讲述了些往
事。
（我相信自己能够带着较少的痛苦枪毙了这名“案官”。）
我去找我的老朋友山姆·斯维夫特。正是山姆邀请了那位“案官”、他的好朋
友加入中情局做一名情报官而不仅仅是做翻译特工。
山姆很悲伤，他说他与那位老朋友不再亲近了，听了我的故事以后，他慢慢地
摇着头说：“那是他的问题，过十骄傲而没有勇气。你有这样的经历，我很难过。”
可能是看见我在生气，当时和后来山姆都没告诉我：多年以后我发现山姆曾经
和这名官员一起合作干过一些事。在一项由重要特工构成的工作中，山姆自称为安
东诺维克，而这名官员则扮演和我一样的通译者的角色。山姆和他的老朋友失和可
能是由于这人在行动中的态度问题。当时山姆很慎重地没有批评过他的“搭档”。
他也没告诉我他的老朋友在那次行动中就是他的搭档。
但是有一大山姆突然来叫我回去和他恢复以前的搭档关系，他说我是唯一能在
正进行的紧张行动中扮演好角色的人虽然，就像我前面写的那样，那名情报员已知
道山姆日语流利，不需要另一名官员做翻译。和以前一样，他没有讲现在了他不和
的搭档是谁。
中情局对于人性有很深刻的理解，它没有期望它的雇员有异常的表现，虽然有
时它有这种希望。
例如，虽然可能暗地里希望那样，但中情局不会命令他的官员在被敌人捉住时
自杀（就像在U…2 飞行员格雷·佛兰西斯·保尔事件中表现的那样）。
中情局也理解遭受拷问的官员早晚会崩溃和开日、没理由希望有相反的结果，
那就是为什么有时“‘自杀装备”会被用于提供“容易解脱的方式”。但是，中情
局并不要求情报人员被抓住时使用这种装备。
我自己对死广或伤害更少恐惧，这不是说我比别的普通人勇敢。我猜可能来自
于年青时开始的教育背景。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给我这种东方古老的行为准则。后来，我又生活在
战败一方的“神风”文化中。
无疑，我和其它人一样知道生命的可贵，我不会轻待生命。但就像大多数传统
的东方人所熟知的那样，有时维护自己的荣誉需要做出极大的牺牲。有些东西比牛
命史重要。
内心里我是一个传统的东方人，仍然保留着这种准则。因为有这种可能性，所
以我一直使我的家庭——首先是我的妻子，其次是我儿子——对我不管与工作有关
与否的突然死亡或失踪有所准备。我还教他们如果我在某地被扣作人质，别等我回
来。我告诉他们像以前一样生活，虔诚地向神祈求帮助，并且接受任何的天意。我
告诉他们，上帝总是对的，所以他不会，永远不会，给我们真正糟糕的结局。
我不想将自己的“人生哲学”强加给妻子和儿子，但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
我相信他们会的。
所以我和我的家庭脑子里都很平静。他们已对危机有所认识。他们也经历过危
机（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讲述）。我非常明白，如果我真失踪了，他们会悲伤的，正
如我对他们一样。但我们现在会更容易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不认为这种想法更神圣，更高尚，但这无疑使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能更
轻易地保持平和的心境。
后来我听一名了解内情的官员讲，在我提出建议整整6 个月以后，草见接受了
测谎实验，结果是“不确定”
（我会说这是最佳的），这里不确定就意味着出局。
但我后来得知切断与草见的联系又花去了6 个月时间，并且给了他一大笔遣散
费。
间谍机关通常会试图策反敌对方间谍，以达到诽谤的目的或利用他传播错误消
息。
虽然掌握一名双重间谍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但努力将敌对方间谍转变成双重间
谍是我们的日常事务。
在草见这件事中，他拒绝L 交护照来得很突然和出人意料，同时暴露出他可能
已经变节。这件事糟透了，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
没有比草见将我们的秘密透露给敌对方更可怕的了。草见可能将他知道的我们
的一切告了密，还可能包括我的照片。
同时，几个不同类型“被招募”的特工和“发展对象”，即那些可望被培养成
间谍的人被分配给了我。
一个怪人差点儿进人了我的范围。那是一个反应迟钝，对人极其冷淡的特工。
他每天必步行通过我家前面那条窄窄的街道去办公室。（有一次我必须假装破行以
免被他认出来。）
让我生气的是，这名怪人被强加于我之前没有按惯例取得接收案官——我的同
意。梅旦尼说我没有任何选择，因为掌握这名特工的案官“明天”将要离开东京。
肯定是预先设计好的借口。
更可气的是梅巴尼完全知道这名特工在我家对面的办公楼里上班。他有时开玩
笑说今后我可以使用我那幢楼的后几关系到其他情报官员的安全问题时，他可以轻
率行事。
与这名特工的第一次行动结束时，我知道即使他有一个日本名字，事实上他是
一名台湾人，虽然他从来都不承认。我可以很轻易地听出我熟悉的乡音。
这名特工不知道我是谁。我建议站里剔除这名无能的特工（我很担心有一天他
会偶然发现我的住所和身份），站里同意了。
去除这名特工以后，我仍然在我家附近碰到过他几次，因为他还在同一地点上
班。但他从来没认出过我。
我离开华盛顿去东京之前，做指示的官员中有一名苏联专家。在漫长地介绍完
苏联的各个方面以后，他强调：“我们对格鲁乌（苏联军事情报局）最感兴趣。与
克格勃不同，他们纪律性更强，隐藏得更深，我们更害怕和尊重他们。很少听说他
们在哪儿。如果你有机会发现他们，请立刻通知我们，我们会尽快赶到东京，我们
会找到些事情干的。”
格鲁乌的成员是由职业军官转变而来的情报官员总是很秘密的。我从未想过会
有碰到他们的机遇。
我的豪华公寓所在的大楼的45个单元中，所有单元都由日本主人自己所用。只
有4 个被外国人占据，包括我家。即使那时东京房价低，每个单元也价值35——60
万美元，15年以后，即1990年，东京房地产最景气的时候、那幢公寓的每个单元值
100 万美元以上）。另三套住着一群白人，看上去他们一起工作。
开始我以为他们是西德人，虽然我能听出德语，但从未听他们人员交谈过。从
邮箱上的姓氏我不能确定他们的国籍。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将我的住址报到站里进
行安全检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对他们没考虑过什么。
这班人的头儿和我住同一层，与我的住处隔走廊相对。因为这些都是两层的复
式公寓，另两个单元的入口在五楼和八楼。
那位头儿引起了我的好奇。他穿着考究，像名商人，但又带着一丝军人的于练。
他失去了右前臂，装有戴着黑皮手套的假肢，手中常拿着英文和日文报纸。有一次
在电梯里相遇，我情他是用法语跟我打了招呼。因为听得不真切，所以我不能确定。
当时应该没人知道我会讲法语。我想那人可能猜测我是越南人，但又不像。后
来，我想他们能够轻易从老的外国记者的记录中查到我的名字。第一次到日本时，
我认识了几个苏联记者，其中一名后来被公开驱逐出了日本，因为他“从事了与记
者身份不符的活动”。
一天早上，我看见这群白人中的一名从公园跑步回来——他穿了一件宾州大学
的上衣和一条加大洛杉矶分校的裤子，一种奇怪的搭配。我估计他讲英语，向他打
招呼，他只是含混不清地回答了一下。
我抄下了邮箱上的姓名，让总部调查。
几乎同时，在与豪华公寓相配的通常整洁的垃圾房里，我发现了一本日文妇女
杂志。杂志附带的特别封装部分含有《提高做爱技巧》的说明书，封口被粗野地扯
开了，可能用的是手指，很明显阅读者怀有强烈的渴望。有人用铅笔和希利尔文
（译者注：俄文的本源）在杂志的边上做了注释。
有几点很明确：阅读妇女杂志的人会讲俄语（？），而且此人日语很棒，能理
解艳情文章。另外，这种粗野的开启方式更可能属于男性。
我常有的奇妙的运气又来了，而且是大大地！如果有人没公正的理由能流利地
讲三到四门无关联的语言，间谍是被怀疑的第一职业。
大东京地区数以十万计的住宅里住着1500万人。我在这些人中以难以置信地运
气地搬进了一栋住着一群苏联间谍的房子里，而且这是在东京站做过调查以后。
就像闪电以后一定有雷鸣一样，总部的答复确认了我提交的所有名字是格鲁乌
官员，还有他们过去的活动，甚至还清楚地列出了他们的一些不受欢迎的记录。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