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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一定是个很与众不同的案官。在第二次到东京的悲惨之旅后，还有高级官员
认可我以前的工作，这一点很令我感到欣慰。
我真诚地回答：“是的，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案官。”
波士顿是个大都会，由200 多个市镇组成。我们幸运地在一个市镇上找到了一
间合适的公寓。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基地负责人（基地长）。他是一位充满自信和行动力的人，
性于火爆，但十分赏识能干的下属。据在他手下工作的同事说，如果事情办砸了，
他会“咬掉你的头”。他还对报告上的英文要求苛刻。不论如何，我自信自己的能
力会得到他的重视。
到波士顿地区（不是波士顿市）一个月后，我就开始投入工作，承担一了几个
项目。我第一次单独与联邦调查局（FBI ）合作，首先是在波士顿，然后是在卡耐
蒂卡特州。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过去有一些矛盾，主要是由于地盘问题引起的。大部分情
况下，国内事务属联邦调查局管辖，中情局“如有必要”在国内开展工作，应先知
会联邦调查局，并在后者的协作下进行。“如有必要”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由于
各自立场的不同，解释起来也就有分歧，从而导致两个部门间的磨擦。不过，总的
来说，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我本人和联邦调查局调查官的合作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在卡耐蒂卡特，我和
一位精于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官密切合作，进行了多次反间谍行动。
他总是嬉皮笑脸的，非常幽默。我和基地长可算是中情局里较为好斗的人了，
但与这位rpl 特别调查官相处以后，我发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官比我们中情局的人
还要粗野c 他处事的惯用手法，往往令我吃惊和羡慕。
他们身上总是带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徽章和身份证件，或贴或挂在身上显眼的地
方，人人都可以看见。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挂得更多，以引起公众的注意。
而我们中情局的人身上，最多只带个真实身份证（常常是驾驶执照）或商用电
话卡。如果带有两个身份证，我们就要保证在不同的场合不会用错——这已经违反
了不能同时带多个身份证的规定，但我们都喜欢这样做，因为在真有急事发生时，
我们很难立即从所谓的“秘密文件暗藏处”拿出“正确的”身份证明。
打个比方，如果家族长老去世，举行葬礼时，联邦调查局特工参加时会有一种
荣耀子孙之感；而我们中情局的人却像是个私生子，没名没份的，只能偷偷溜进去，
还要遭受他人的白眼，我们一出现，在场的人就会噤若寒蝉。
有一次，我和调查局的那位调查官分头驾车，急匆匆地赶路去一个地方。他在
前面，我跟在后面。尽管我已经把我的新奥迪5000轿车开到了每小时95英里的速度，
但是，在卡耐蒂卡特拥挤的收费公路上，我还是无法跟上他。
我只能放弃。他身上有调查局的徽章，还有枪，完全能证明他是在执行任务；
而我却永远不能直言我是正在执行任务的中情局官员，超速行驶肯定会被交警重罚。
事后，他向我解释他看见前面有辆车高速行驶，还以为是我的车，于是就飞快
跟随。我将信将疑，有谁敢在卡耐蒂卡特的收费公路上以每小时100 英里的速度超
速行驶？
我们的对象是各式各样的可疑恐怖分子、可疑间谍分子或潜在的合作者。
我们喜欢重拳出击，对可疑分于采取高压手段：一个中东国家的政府机构派遣
一名科学家到美国研究昆虫学，更具体一点，竟是研究蟑螂。哦，真的吗？我们能
相信你吗？
他摆出一副笑脸，竭力向我们说明蟑螂正在他们国家的大沙漠里肆意滋生，他
研究蟑螂就是为了对付蟑螂。我和我的朋友不得不强抑住内心的窃笑，但我们无法
反驳他什么，因为派他来美国的那家秘密科研机构的确可能正在和蟑螂作殊死搏斗。
我和在新海文（美国地名——卡耐蒂卡特州府所在地——译者注）的联邦调查
局的人相处得很好。一天上午，我和我的调查询搭档走进他们的大厅时，他又开始
表演了，高声对他的同事叫道：“嘿，大家听着！这位是从中情局来的，是来为大
家做强制性测谎试验的。”
这群配着大口径枪枝的男女纷纷转过身来，充满敌意地看着我。因那天早报的
头条报道了中情局副局长鲍比·雷·茵曼的一篇讲话，说联邦调查局也应像中。清
局一样，对其职员进行强制性不定期测谎试验。
有一次我碰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行动小组聚在一起开一个行动准备会，人人都
随身带着武器。这种场面无论是发生在中情局大楼内，还是大楼外，都是不可想象
的，我感到很新鲜。这时，一个恼怒的调查员针对我发起了神经：“老板！我们到
底是在开秘密会议还是什么的？”我只好知趣地自愿离开，但他们的老板制止了这
群不满的男女。
事实上，在当时的情景下我不可能独自离开。就像在中情局大楼里一样，来访
的人哪怕是到洗手间，也要有人陪同。
到后来因为个人安全原因我要购买手枪时，我要我的那位调查员朋友帮我，征
求调查局军火专家的意见。结果我获得了别人轻易得不到的良好建议。
任务完成后，我要求工作局局长致函联邦调查局，感谢那位朋友和他们科长对
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几个月后，他们收到了中情局的感谢函。我很高兴能如我所言
向他们表示礼貌。这是很多年里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来往的第一封致谢函。
我到波士顿三个月后，还成功招募了一名特工。他很派用场。我们都是用法语
进行交流的。我感到我的自信心依旧，心里很高兴。
那时在国内进行的招募工作一般都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由不同的官员负责。
一旦成功，功劳大家都有份儿。
按我的理解，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安全的理由，同时也给每个官员一次处理招募
事宜的机会。这样安排有不少好处，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就是难以充分保证招募过
程的连贯性，不同环节交接时容易出差错，而每一个环节交接的差错都有可能毁了
整个过程。
我不在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功劳。虽然我在过去的工作中更像一条独狼，但我认
为我是具有团队精神的。分享功劳是团队精神的灵魂。这样做可以加强同事间的合
作，对于那些相对新手而言，则可以增长见识，学习新的知识和吸取别人的经验。
而且，那时我已是一个招募专家了，我完全不必在意我在同事中的地位。
除非有特殊原因，在招募的过程中，每个参与的官员依次接手进人。每个人所
担任的角色均由基地负责人指派。
例如，对于年纪较大、行为检点的目标人选，通常就要派较为成熟的官员去接
近他做工作。对于荒淫好色的男性目标，就要派较能理解他的男性官员去培养（不
能派女的，这样可能会引起对方误会而产生非分之想），不过在最后摊牌和协议阶
段，也可以派女性官员与他接触。
招募时如果发生冲突，通常都是在摊牌阶段。这时其他官员已经脱离了接触，
暴露的风险虽然降低了，但依然存在。
尽管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有时还会发生不愉快的事。
有几个来自不发达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自愿为中情局充当间谍。他们是上校，
这样做的动机很明确，即是赤裸裸的贪婪。他们可能觉得有机会和中情局保持长期
轻松舒适的关系，提出每年要5 万（还是10万，我记不清了）美金的报酬。
我们只能告诉他们，中情局不是什么福利济贫组织。最后，这些上校们回到他
们的国家，竟反咬一口，向他们的总统报告说中情局“试探过”要招募他们！
于是他们的总统向吉米·卡特总统递交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
（中情局里那怕是最温和的局员获知此事后，都不禁骂出声来：“简直是岂有
此理！”）
我前面也曾提到过，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适于参加招募工作。要使招募工作成
功，尤其是在最后摊牌时，要进行多方准备，抓住时机，措辞得当，还要大胆。
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福特曾对我说起两个招募案例，依过去我对山姆的了解，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能做到，但却是真话。
一次是他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个“现成的”潜在大目标。详。清我不及细问，反
正他说“现成的”说法，我理解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山姆立即向站长汇
报，请求站长批准他招募那个目标人选。
只有山姆能做出这种事来：锋芒毕露，单刀直人。他直接去了目标人选的家，
表明自己中情局官员的身份（极少有人敢这样做），要和对方私下好好谈谈，而且
就在那个晚上，成功地招募了那个目标人选。这是抓住人的心理，一举成功的范例。
山姆在我面前很坦白，他又说明那个新特工后来并没弄到什么情报，几乎没用。
他的坦白的确令人钦佩。
另一次，山姆在一旁守株待兔，准备向目标人选发动攻势。他并没有对我谈及
这桩正在进行的微妙案子的前因。他的意思是他当时已经知道对方机构里有一个人
和组织闹意见，想要跳出。
按山姆的说法，他当时是“在射击孔里摆好了来福枪，瞄准好，只等目标探头
出现”。
目标探头出现时，就扣动扳机，“砰！”
“一枪命中”，山姆边说还边做出用来福枪射击的手势。他成功地招募了目标
人选，和对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他和那位特工紧密接触，不断获得情报，那时我也在东京站，山姆所获得的情
报占了整个东京站每月情报报告（IR）中的10－40％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