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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晚就向他‘摊牌”’，那位官员边起身离开餐桌，边悄悄对我说。他于得太棒
了。
并不是每一位官员都做得很好。在波士顿地区，我用假名示人。有一位同事是
低级官员，他参加行动时的紧张程度，就像老是接掉球的三垒接球手一样。他竟当
着特工的面，叫出了我的真名。那位特工于是问我到底哪一个是我的真名！
中情局对于一些与众不同、可能不太友好的人也有不小的吸引力。
曾有一个人自言“希望加入”中情局或和我们“合作”。基地长告诉我对这种
毛遂自荐的“撒马利亚”好心人要加倍小心，应尽快摆脱他的纠缠。
我选择了位于波士顿普鲁登肖尔大厦52楼的咖啡厅／酒吧／餐厅和他会面。
我提前2 小时到了约会地点，确认我们的“自愿者”并无同党帮忙。我戴上一
副深色墨镜，然后要了一杯可乐和一杯橙汁，各喝了半杯后分放在不同座位上，暗
示还有其他人和我一起来。
他来后，我们用法语交谈。他想透过我的深色墨镜看清我的脸，但只能看出我
是一个亚洲人，从我会说法语这一点看可能是越南人。他一直盯着我放在他那一边
的另一杯饮料，显然已相信还有人与我同来。
我对他的“良好愿望”表示感谢，又说我还要和在附近的同事商量一下再作决
定。我要他在原位等我15分钟，如果我不回来，就表示我的同事认为要进一步考察
他。
我肯定那个“自愿者”不敢离开他的座位，因为他担心还有一个人，或者更多
人正在一旁监视他。同时我也肯定，我乘高速电梯从52楼直下地面，要快过任何不
能直接打到楼下的无线通讯设备。（现在的无线手机和通讯设备就难说了。）
我后来又用同样的手法，摆脱了另一个我们不感兴趣的人。我对这一招的效果
很满意。
我的工作成绩很出色，基地强烈推荐，要总部给我作两年一次的升级。结果我
并没有获得升级。有小道消息传出，在升级讨论会上有某人用堂而皇之的理由指责
我。
在中情局，职称委员会的讨论是极其秘密的，还带有一丝神圣的色彩。但我常
常能想方设法得知“内幕消息”。
走漏消息严不严重？好几年前，有一次，一位参与讨论的高级官员私下说我将
被升级，同时又表情严肃地提醒我：“还没正式公布前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传
出去！因为如果他们知道是我泄漏消息，一定会杀了我的。我发誓那时我就会先杀
了你广若干年后，消息走漏得更历害。大家常常都能知道是谁把谁给压下去了。我
也知道。
我喜欢的那位基地长调走了，这令我很失望，继任的是一个动辄就指责我又不
许我申辩的总部的那个上司。我根本不想在他手下做事。
我在东京站工作时受人诽谤，在总部也是一样，但我认为，除了这些无聊的流
言蜚语外，我在中情局的地位还是很牢固的。
中情局行动官员在外执行任务时是用“滚动经费”，手上总有一笔备用现金。
但他要有一个详细的分类帐目，每笔支出必须有收据，结余现金要与帐目绝对平衡。
有时碰到外币价格波动，则如我前面所讲到的，不得不侵用这经费。
但在国内基地，就要进行年度财务检查，常常是先发一个简短的通知，要求官
员们的现金使用后，收支平衡。
虽然我以前也曾收到通知，但从没真正接受过财务检查。因此，这次检查对我
来说是第一次。
两位财务检查人员抵达波士顿，开始逐一检查我们的帐目，却唯独不查我的，
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说：“我们不必查你的帐。我们了解你，
知道你很诚实，你的财务记录一直很好。”
这令我吃惊。看到我笑了，他们又补充说：“我们在局里也看过你们的接触报
告，心里知道谁的帐目可能有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在中情局所受到的最高褒扬。我要感谢我亲爱的父母，从我小时
候起，他们就教导我对钱要常注意细节。
这些财务检查人员每天都要面对成百成千的接触报告和财务报告，我想不论你
怎么伪装，他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昂贵的酒吧帐单，哪些是填补漏洞的报告，哪
些是妓院帐单（和哪些是高价的按摩院的帐单）。
在执行秘密任务时，往往需要伪装单据，比如特工用假名签的单据。只要直接
的上司知道或默许，就可以这样做。这无疑对中情局官员的诚实和正直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
中情局曾向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下达指示，引用韦氏大词典和其他词典的释义，
将“考虑”（Consideration 译者注）这个词的最后一个释义——“报酬”——作
为特殊现金支付的代名词。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可能是为了尽量避免进行秘密现
金交易的帐目难以为不知情的人所误解，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在波士顿地区工作期间，因为我大多是在培养受过良好教育、老于世故的目标
人选，所以常常光顾消费很高的餐厅。我一般都用现金支付，要发票。
有一次没有安排好，竟创记录地三个人吃了215 美元，这是一个大失误。
但事实上我有些冤枉。我请的客人是一对非常富有的夫妇，他们见过世面，知
道什么是好东西，而我想营造一种大方好客的气氛。那时我已经戒酒，我问那位男
的要喝些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要了最高级的酒。而且，我当时没太注意帐单，给了
太多的小费。
为此我受到了不少非议。直到两周后有一位新来的女官员在纽约请客吃饭，三
个人花了270 美元，才刷新了我的记录。非难的目光转移到了她那儿，我才轻松一
点儿。
我在总部曾亲眼看到和听到有些官员在上级面前据理力争的情形，不过那些上
级都是比较宽宏大量的人。
鼓足勇气和上级据理力争，不仅可以达到自己的愿望或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可以令上级刮目相看，欣赏你的才华。当然，这一点对于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来
说，是难以想象的。
我知道至少有两次，下级官员同上级激烈争吵，几乎闹翻了天。但是下级官员
最后却快速反弹，在别人还未意识到之前，就得到升级，而且升至令与他争吵的上
级想都不敢想的位置。
我第二次去东京工作时，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我当时是一个非官方掩护。情报官，
我的意见无法直接反映到站上或局里，而是要通过中间环节上报。于是，他们就违
心说谎，为达到他们的目的而歪曲事实。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总部监察局求助，他们可能能帮助我，而且能耐心倾听我
的申诉。我退休几年后，有一次和一位很高级的上司谈心，说及此事时，他说：
“你当时应该直接向我说。”
我没有那样做，直到我退休，我都没有那样做，显然我当时采取的策略是错误
的。
我并不缺乏勇气。但我当时的顾虑可能太多，也可能觉得这不是我该做的事儿。
当我对宗教的了解加深后，我知道一切都是缘，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都有上帝之
意。
我调到新英格兰工作后，回总部的机会多了，而且我不执行工作任务时已经有
官方掩护身份了。如果自己不努力，是很难调到一个好部门工作的。那时我自己是
想外派到国外工作，最好是到巴黎工作。如果去不了巴黎，就去其它说法语的城市
如瑞士日内瓦、摩洛哥拉巴特、肯尼亚内罗毕等。但这些地方当时也是大多数人
“梦想”去的地方，有“关系”的人早已排好了长队等着去。
又是经人介绍，我和法国处处长拉上了关系，他答应我一有空缺，就会优先考
虑调我到法国工作。我要说明的是，那时我在会说法语又熟识巴黎的中国人中是职
位最高的。虽然我的法语已经退步不少，但我自信，到法国三个月后我就可以完全
恢复过去的法语水平。我曾是一个行动官员和招募人员，和其他官员相比，我占有
明显的优势。
这时我又听说我的前任上级，同意调我到东京并使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行动
官员的部长。他将到罗马站担任站长。
他已成果斐然，名声远播世界上有情报战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通过报纸就知道
这个行当里谁谁在哪里做了什么轰天动地的事。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在报纸上发现
我的老上级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他的事迹都是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我知道他很欣赏我的工作，而且以后还一直对我很关心。我毫不犹豫地下了决
心，认为到罗马比憋在波士顿要好得多，罗马站站长也比我现在所担任的新基地长
要更适合我。
还有一句俗语：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罗马多住几年绝对是值得的。
我立即飞到华盛顿向我的老上司、即将上任的罗马站站长表明了我的想法。
我已经15年没见过他了。有传闻说他对下属极其严厉，像凶神恶煞一般。他的
头发比以前白了不少，而且已差不多秃了头，但他依然神采奕奕，带着笑容，愿意
听我的意见。他答应要我，但有一个条件：要我再做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而且至少
要干3 年。
那时到罗马还是很危险的。外国恐怖分子和意大利红色旅团的活动还很猖撅。
再次成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何况这样可能还要比时常要到受
恐怖分子威胁的美国大使馆的官方掩护情报官更安全。老板接着要求我学习意大利
语，至少要勉强过关。
所有相关事宜基本办妥后，我这位老上司又用他嘶哑的嗓子对我吼着说：“我
知道你现在已经不喝酒了，不过你以后开车要慢点！”办公室里每个女职员都听见
了。
“行，我再也不开快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