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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对罪大恶极的政治人物使用暗杀手段，是否一种道义的行为？不禁暗杀可
以避免由此可能引发的昂贵的人力牺牲和经济损失。在历史上类似情况比比皆是。
换句话说，很多战争都是由强有力的个人或其丑恶愿望所引发的。毫无疑问，如果
在其早年就把那些可恶的战争主角消灭的话，人间就会少很多伤害，少很多悲惨的
故事。想象一下，如果阿道夫·希特勒在5 岁时就因天花而死去，世界历史会有多
大的不同。
显而易见，中央情报局的作用是从事间谍活动，而不是从事恐怖活动和谋杀。
因为主旨是搜集情报，所以中情局更像是一个“专家”或一个“技术员”用其
专业技能执行上级委派的任务。但是，公众却每每觉得，只有情报部门才能接触到
最高机密，于是认为最难完成的任务和最不能公开的任务都应该由这样的部门承担。
于是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思维定势，认为：“中情局是一群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干
着丑陋勾当的人。”
真他妈的，你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
情报组织往往面临着两难境地，做最困难，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事，但没人感激
你，两面不讨好，即便是只有“流言蜚语”公开说什么你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对
于来自国内外的刁难和错误批判就只有保持沉默，或“不予评论”。
不管是否得到了公正的裁决，永远也无法洗清被低毁的声誉。如此中情局总是
不给人以好感，自然落得个令人害怕的丑恶名声。
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坏名声还是中情局在从事体面、爱国和正确的工作的同时
获得的。在间谍活动的世界里危机四伏，且在战争期间，可以现场处决被捕的情报
官员或特工。
特工的命运更是涉险履难。没有所谓的“不成文的约定”保护特工。一旦被捕，
便毫无办法搭救。
说得残酷点，情报官员是牺牲不起的，但特工是可以牺牲的。我曾对执行处决
的方式作了一些研究，当然绝不仅是出于职业好奇。
我获知了一些“间谍”被当众绞死的情境。
如果执行绞刑，那么颈椎折断而瞬时死去，则感觉不到痛楚。这听起来似乎比
面对排枪要可取一些，据我所知，枪毙也不太坏，因为犯人听到近距离的“砰”的
一声巨响后，脑子里登时一片空白，身上立即被洞穿五六处。
几年前发生在一个国家里的一起绞刑非常残酷：犯人的脖颈被套上绳索后，整
个人被慢慢地拉上去就像是升旗一样，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他快要失去知觉的
时候（像英国人形容被绞死的海盗一样“在绳索端上跳舞”），绳索却松了，把犯
人放到地面上，再在他脸上泼水，使他苏醒，恢复知觉，然后再吊起，直到死亡仁
慈地终止了他的痛楚。
另外一起绞刑：犯人在受刑时已瘦不成形，他的体重甚至难以噎死他自己。除
了拉他的腿，还有什么办法呢。当时真是那样做的。
死尸被公开吊了好几天，犯人本就细小的脖子折断了，并被拉长到了半米长。
这是死犯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他亲眼目睹了一切。
这就是警示：千万不要被实行此种绞刑的国家抓获。
深度潜伏的中情局情报官更容易遭受危险，因为极易被错认为特工。他不可能
高声尖叫或摇旗呐喊，声称自己是美国中情局情报官，而不是特工！
在我作为非官方保护情报官（NOC ）的日子里，缺乏安全感成了我的心病。面
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中情局和政府都不能作为自己的后盾，我不能说自己究竟是谁，
只能凭空等待或许珊珊来迟的救援，或许根本就不会有救援。
确确实实有一个我招募的特工觉得，我与其说是一个招募官员，还不如说是
“临时特工”，他当面告诉我他的想法。他无法想象我竞是中情局的官员（我要说
我在生活中很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真面目）。我只能对他报以无谓的一笑。几年后
当我开始在间谍、刺客和恐怖分子成堆的罗马工作时，我本能地对自己的安全格外
留心。生命威胁随时可能从任何方向袭来。我定期地观察城中恐怖分子的惯用模式，
不久便从新闻报道中知道，罗马城外的一个村庄已被意大利当局作为恐怖分子的集
聚地而进行密切监视。那个小村庄正是中情局上司过去常常约见我的地方。
有一次我问我的上司，巴解组织成员会不会随意杀人，他回答说不，巴解组织
一般只依命令杀人。很高兴听到他这样说。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必须承认深度潜伏的情报官也有许多值得考虑的优
势。
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包括对方的情报官员、外交人员、特工在内的其他人，
不论是谁，如果你不愿意对他们表露自己的身份，他们通常对你的背景无所了解。
不管他们多么细心，或有专业经验，优势依然明显地掌握在你的手中。他也可能是
有相近专业水准的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对你有所猜疑，但他终究还无法肯定你的真
实身份，所以你仍处于优势地位。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常常可以得到总部的提示，
但他却无法清楚地知道你是什么人，站在哪一边。在没有确凿的线索前，他所能做
的仅仅是猜测你下一步的行动。
像你一样，专业情报官往往能“嗅出”或体会到其他情报官的存在，就如同一
个有经验的警察能察觉到罪犯的行踪一样。反过来，罪犯也能察觉到警察的行踪。
一般还必须有些防范措施。
有一回，面对着两个举止粗鲁的情报官，我拿出了一厚叠钞票，这是我预先想
过和练习过多遍的。那两人中职位高的那位满意地笑了，对我说：“我早料到这次
你会给我们钱的。”我也想到他可能已经猜出我是谁，会怎么做了，而且我也对这
种情形作过准备。
我说：“好，好。这样就请不要再推辞了，收下钱吧。”他坚决拒收我的钞票。
但我还有第二招。我拿出两件很值钱的礼物送给他们，我知道他们对这种“象征性”
的礼物更有兴趣，倾向于受礼。最后我终于说服他们接受了我的礼物。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NOC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在安排自己的日常活动和时
间上有一定的灵活性。不用像一般人一样，按时上办公室坐班。表面上人们会觉得
这是他的工作性质使然，但实际上，却是在伪装之下。
此外，对于情报官来说，虽然不会招致杀身之祸，但被捕终究是“走麦城”。
这毕竟意味着工作的失败。
被当场抓获后，不论是否遭到胁迫，承认自己真实身份和所执行的使命，会招
致10年或20年刑期，甚至在充满敌意的异域监狱里囚禁终身。对于一个情报官而言，
这实在没有什么好值得吹嘘的，不是什么荣耀之事。
不管实际被囚时间的长短，被捕都意味着工作上彻底的失败，对情报官的个人
生涯和自信心都是沉重的打击。
牺牲被认为是一种荣誉，但对于自己的家人而言，就太残酷了。
我记得中情局长官威廉姆·卡塞曾想把摆在中情局办公室大楼人口处的内森·
黑尔铜像搬走，他这样做是因为内森·黑尔是一个被捕处死的间谍，也就是一个失
败的间谍，不是一个好榜样。很明显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当时年轻的内森·黑
尔，这是不现实的。铜像没有被移走，至今还在那儿，反绑着双手，向后来人昭示
这一职业的危险性。
承认失败是很难的。但明知已经失败却不肯承认，则会显得滑稽。
有位情报官向我详细讲述了一个故事。
他要在瑞士会见一个共产国家的特工。瑞士是中立国家，也是国际间谍活动的
一个舞台。
糟糕的是，他的特工这时已受到怀疑，被那个共产国家的四个秘密警察盯梢。
我们的情报官会见了那位特工，两人一齐走在城中静谧的街道上，而那四个秘密警
察也在街上跟踪他们。更糟的是，瑞士虽然是一个中立国家，警惕性却很高，已发
现那四个来自共产国家的“不安分子”，于是，瑞士安全部门派出了12名安全人员，
每组3 人，分别盯梢一个秘密警察。这样，18个人走在大街上。这简直是名符其实
的游行，就差没有乐队了。
最后瑞士方面觉得这太滑稽了，实在是过于戏剧化，便制止了这一事件。6 个
人都被扣留了，最后却只有我们的美国情报官获释，因为他有外交身份（官方掩护
的安全性于此可见一斑）。
我瞪目结舌地听完了这个故事。
到今天我还觉得这情景十分好笑，十八个神情严峻，面无表情的人，同时走在
安静、美丽的瑞士街道上，真像是电影里的场景。
我感觉很意外，我们的情报官并没发现有十六个人在后面跟踪他和他的特工
（经过常规、简单职业训练就应有这点本领），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详细讲述这
个故事的时候竟没有丝毫窘迫的神情，我想这大概正是他失败的原因吧。
有时，由于对方非常粗暴，即便是中倩局的保护也没有用。遗憾的是我们碰到
的对手常常很粗暴。
曾有一个国家逮捕拘禁了一名中情局特务，在六个月里毫不声张。而后该国的
一个秘密官员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走近中情局的官员，若无其事地说：“顺便说一句，
我们手上好像有一个人，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
多蒙相告。我们对六个月来他出了什么事一无所知。
情报官员还会遭遇其它的危险，在广泛报道的大使馆爆炸。谋杀、恐怖活动、
绑架、刑逼和处死，以及一般的交通事故中都可能遭受死亡。
中情局大厅人口处有一方荣誉榜，所幸的是，载人其中的有名或无名的牺牲者
人数还未超过60人。
在1993年4 月的新闻周刊杂志里，介绍了一种新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