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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就会保存在梵蒂冈博物馆里，也许会永远保留下去。我多少有点自私的想法。
我必须得通过我们的耶稣会导师问清楚，教皇是否会接受这把刀做为礼物。许
多人都对刀子或锋利的刀片存有莫名的恐惧，我太太以前就是这样。但是教皇年青
时常常爬山和滑雪。我得到的答复是，教皇非常乐意收下这把刀。
我立刻联络我在美国的朋友雷·比尔，问他有没有空做这件事。我的想法是随
十二圣徒制造12把相同的刀子，把第一把献给圣彼得的继承者教皇，把其他的送给
朋友们。
比尔先生恰巧也是个天主教徒，他对此事极为热衷，抛开了其他所有的事情。
他还问我能否向教皇为他79岁的虔诚的老母亲要一件纪念品。我请我的导师尽可能
地向教皇索要这件礼物。结果我拿到了由教皇亲自祝福的5 枚可以挂在项链上的小
小的银质徽章和5 颗印有教皇约翰·保罗M 世印章的念珠。
请再一次记住：有祈求必得回报。
对我来说设计一把刀于不是什么难事，而是一个施展想象力的机会。但我还是
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教皇的不同照片以估计他手掌和手指的尺寸以便刀柄可以和他
的手很好地吻合。
这把以教皇在问候中常用的“GMTIAS”（感谢上帝）而命名的刀是用440 －C
不锈钢制成的，在银制的刀护手上刻有一个十字架，刀柄是用名为“粉色象牙”的
一种罕有的非洲天然红木制成的。
在十二月的美丽的一天，我、我太太和于。我儿子彼得和雷·比尔及他的母亲
露茜·比尔一道前往梵蒂冈城罗马教皇的宫殿进行私人谒见，向教皇献刀。
由于梵蒂冈人严格的安全措施，甚至我们的耶稣会导师——教皇的特别顾问也
被禁正直接向教皇进献刀具。但是那天我们的导师临时需要前往南朝鲜而留给我们
一个极好的机会。
我们将由一位日本主教引见给教皇，因为我们的导师出面担保，我被允许亲自
向教皇进献那把刀。
献刀的过程、教皇疲惫而愉快的面容、亲切的话语及他同我们和比尔母子的合
影留念，连同官方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一起成为我脑海中永不消失的记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还没人向教皇献过刀具。
和子一直抓着教皇的手，说：“请多保重。”而教皇做个脸，似乎是回答到：
“哦，主啊，我得听这个女人的训诫吗？”
事后我们对着清晰地记录下这一幕的照片大笑不止。
后来我们得到了教皇亲吻彼得额头的照片。彼得得意地说教皇称赞他是个“好
孩子”，我告诫彼得：“‘那就做个真正的好孩子吧．别让教皇做出错误的预言。”
因为刀子很锋利，我一直担心教皇会不会用它，或者他的助手们是否会让他使
用那把刀。
我本可以请一位修女去证实一下是否教皇像所说的他希望的那样在使用那把刀，
或者那把刀连放在教皇身边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我妻子和于以她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认为问这样一个“粗鲁”的问题太过
“唐突”了。
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我们数次为此事而争吵：这个问题怎么会是粗鲁的呢？
难道你不想知道答案吗？
这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机会。说不定教皇现在已有一两个手指被削掉了，也或
许我因为那把刀而倍受称赞。
总而言之，这件事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以忘却的。
我不想使自己听起来像个宗教狂热分于。我不是。我是一个正常人。一个从宗
教的观点来看（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个有罪的人。
然而，我注意到，从那以后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了。
那年8 月，我扭伤了右脚，伤得很严重。12月份献刀的照片上清楚地显示出我
还无法用双脚支撑站直身体。
当时，我注意到那位日本主教也有些破，并且惊异于他以前也受过类似的伤。
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3 个月的整骨治疗，可是一点起色也没有。
稍后，我完全忘了脚伤的事。然而在我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伤痛居然
消失了。我注意到伤痛完全消失是8 到10天后在我想起去做已疏于进行的整骨治疗
时。
这也许可以很好地解释过去，但随后发生的事就更为重要了。
有一次我邀请一位耶稣会的日本神父到家里吃饭。他是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
家，曾经在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过。我们谈论科学，谈论我的宗教问题
和我已脱离教会30年的事。
这位善良的神父静静地听我讲完我的烦恼和疑虑后，又在我的请求下不顾事务
繁忙而于两天后在格里高利大学为我进行了一次告解。他当时的答复至今索绕我的
耳边：“对这样的问题，我会挤出很多时间去解决。”
就是那一天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声泪俱下地告解仿佛从我胸口卸下了沉重的包
袱。
尽管这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却给我一个新的信念——仍不是信仰
——和我将努力依此去生活的行为准则。
3 月31日，在梵蒂冈举行了“全球青年祈祷和平”的活动，我参加了这个大弥
撒。
第二天，也就是愚人节，因为过度疲劳，我在早晨醒来后又重人梦乡。当我起
床后，我几乎无法认出自己在镜中的那张脸，浮肿、扭曲、又红又紫。出于记者和
间谍的本能，我大叫着让妻子给我拍了一张拍立得照片以做记录。
我立刻意识到可能是肾出了些问题。这是很严重的事。我吩咐和子准备好基本
的生活必需品就匆匆赶往一家大医院。
医院无法确诊。住院之后，我一天比一天肿得厉害。检查显示，由于一些未查
明的原因，我的肾脏已经丧失了三分之二的功能。
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尽管事务繁忙仍前往医院探视我。
这期间，一个小插曲令我感动万分。
和子问我是否可以用她的肾来替换我的已经坏死的肾脏，我满怀感激地告诉她
不。我要她为了我们的儿子彼得好好地活着。当时肾脏移植还不是一件很有把握的
事。并且，移植必须是在近亲之间，譬如孪生子或者是生理相容的人之间进行。
这时我们13岁半的儿子彼得怯怯地说：“爸爸，你愿意——愿意用我的肾吗？”
我心中一痛，泪流满面地感谢和子和彼得对我的深爱。我被彼得的勇气所感动。
他连打针都觉得太痛，更别说进行手术了。我知道他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说出这样
的话，我只能安慰他说他的肾脏对我来说太小了。
我爱怜地回想起在东京我第二次患胰腺炎不得不转院时在救护车中的情景。当
时，我望着小彼得充满希冀的双眼，我明白他想要什么。我让彼得和我一起坐在救
护车里——耳听着警笛长鸣，在颠簸的救护车里我感到剧烈的疼痛。随即我看到了
彼得的笑靥，他徒劳地试图克制自己的笑意，他知道在他爸爸忍受巨大疼痛的时候
欢笑是很不应该的。享受乘坐飞奔中的救护车的快感没什么不对。我让他尽情地欢
笑，我告诉他，别担心爸爸。
彼得一直是个充满爱心的体贴的孩子。
我在医院里呆了两周，等候着中情局巡诊医生的到来。
每天早晨我都祈祷，尽管我还不清楚进行祈祷的确切仪式。我为我能想到的所
有人、所有事祈祷。
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竟不知不觉地祈祷宽恕我最鄙视的敌人梅丹尼，当我突然
意识到我在祈祷什么时，不由得放声痛哭，我悲哀地感觉到一步步逼近的死亡。
有一句中国谚语（日本也有由此而来的说法）这样说到：“鸟之将死，其呜也
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祈祷宽恕梅丹尼，他应该是我为之祈祷的最后一人。
我想我很快就会死去了。
中情局的医生终于到来了。简单地看了一下化验结果之后，这位高明的医生立
刻知道了症结所在。我请求他告诉我真相，我还有些事情要做。我和妻子都足够坚
强，可以承受任何坏消息的打击。
他平静而客观地坦言相告：“保罗，你快死了。你患的是所谓的一时性肾病症。
原因还不清楚，目前这种病还没有治疗方法。你过去饮酒过度，现在有恶果了，你
的报应到了。”
“你肯定吗？”我问。
“是的。”他的回答毫不犹豫。
“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必须为一些事做好准备。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可能几天，也可能几周，但不会是几个月。”医生很
坚决地告诉我。
我和妻于都哭了，但并不是嚎陶大哭。我早就准备承受早到的死亡，尽管不是
以这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医生问我想去哪儿——也就是说我想在哪儿死去。对一个
还活着而且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揪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儿子还要上学，我妻子不能离开罗马。和许多东方家庭一样，在这
种关键时刻，子女的教育仍然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决定两天后如果一切安排妥当，我将飞回华盛顿，我妻子和儿子则等学校
放假和迁居的事情安排好后就飞回华盛顿。也许那时我已经死了。
我们的耶稣会导师也知悉了这个新变化。
我也致电房东太太，告诉她我们很快就会腾出房子，她一边哭泣一边坚持要来
看我，我谢谢她的好意，但坚决地谢绝了她的探视，我不能让自己陷于过度的伤感
之中。
第二天早上，仅仅通过电话和我谈论了我的旅行计划之后，那位中情局的医生
就从我的声音中探查到可能有肺炎的症状，他的怀疑被头天晚上拍摄的X 光照片证
实了。
他告诉我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无法承受到达华盛顿的10个小时的旅行，医生
向我保证可以找到近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