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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一早，肾脏病理学家就来到病房诊视我已缩小的双腿。我的右腿又缩小
了一些，我的双腿很痛。他检查了我的双腿，注意到在我腿上有一些类似指甲抓痕
的红线，他摇摇头，不解地说道：“我无法理解。”
在两天里，我收集起来的尿达到创纪录的18升（4 ．75加仑），护士们打趣地
说我的尿液占据了冰箱里的所有空间，他们诙谐地评价说他们注意到我有“非常纤
细的脚踝”，病区的一些病友开始称我为“奇迹的人”。
我的双腿极为虚弱无力，但我确信我会从这次致命的疾病中恢复过来。肾脏病
理学家还是十分谨慎，但是与他所知或所预料的相反的症状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出来。
他真诚地告诉我：“这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范围。”
现在的状况并不允许过于乐观，专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这对他来说完全是
新鲜的。
医院里还有一个病人，一个年轻的士兵，也忍受着同样病症的折磨。我看见他
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比我的状况好得多，起码他还能走路。他正准备接受一次肾
组织检查，就像我最终要接受的那样。
但是有一天，他的病床被遮闭起来；第二天，他不在了。他空空的病床提醒我
自己与死亡多么的近。
我的妻子和儿子非常高兴，但并不是狂喜，因为目前的状况还很严重，还是未
知的，还没有理由确信会持续下去。我告诉他们我会让上帝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斗
士。仿佛上帝还不知道这些。
为了消磨时间，我从医院的“巡回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来读，Saul Bellow 的
《The Dean’s December》。
在这种时候我挑了多么艰涩的一本书来读，为什么SaulBellow不是用海明威那
种轻松的文体来赢得诺贝尔奖呢？我的脑筋没法像平时那样清楚来读懂这些话，但
话说回来，我读英文一直很慢。
我特意在床边放了一把锋利的小刀，一支多色圆珠笔，一本日记本，一本《英
日字典》和我得到的礼物念珠。我暂时还用不上这把小刀，但后来当我能在售货店
买东西时，它就很有用处了。
我很勤奋地在字典里查出那些难懂的词并试图记住它们。老习惯很难去掉。
好事情不断出现。
我已可以四处走动，我已能吃完每一顿饭，我开始做些轻柔的锻炼——面向墙
壁做直立的俯卧撑。那是我能做到的全部，我仍然十分虚弱，我还无法承受摔倒所
造成的伤害。
我获准自己淋浴，我感觉非常好，只是因此而筋疲力尽。
我慢慢地步行到售货店去，买了糖果和折价的书。在其他商品里，我试图记住
那些出售的军阶徽章。
我还理了发。尽管我一再提醒她，那个德国女人还是给我剃了一个下等兵士的
头。她说她对给我剃的这个头相当满意。对一个几乎死去并正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人
来说，剃一个糟糕的发型没什么可抱怨的，尽管我觉得自己看上去很滑稽：一个50
岁的列兵。
尽管我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我有坚强的意志——是我坚强的力量源泉。这是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具有的品质，或许那仅仅是固执而已。但我确实具有这样的性格，
在如此关键的日日夜夜也没有改变。我时刻牢记对儿子的承诺，尽全力与疾病拼搏。
肾脏病理学家预计我的状况会逐渐变好但依然不稳定。他说如果能做一个组织
检查来查明肾脏的状况就好了。进行组织分析会冒一定的风险，因此如果我的身体
状况不够好就不会进行组织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等我已脱离生命危险，并且尿蛋白
少于3000毫克每升——这是很不正常的水平，但仍是一个比我的肾脏的可能状况要
好得多的指标。他以充满职业自信的语气说：“就你的情况而言，我相信你的尿蛋
白检测至少是3500mg的水平，因此，我们很有可能进行肾组织分析。”
由于误会，我在两天里做了两次测试而不是预定的一次。让病理学家大惊失色
的是，测试结果分别显示340mgm和280mg 的尿蛋白，差不多是他预料中的十分之一。
由于两次结果相近，不可能是测试错误。
病理学家无奈地边笑边摇头，他说他现在简直搞不懂我是怎么回事，还告诉我
说安排妥当之后我就可以出院了。他说，关于我的肾病他什么也没做，现在他也无
需再对我做些什么了。我的病已经好了！
医生的医疗记录报告有一部分是这样写的：“治疗过程：病人人院治疗，基本
上卧床休息，低盐度饮食，施用 HCTh 50毫克……奇怪的是，病人排尿频繁，在 3、
4 天内体重减轻了30磅——病人在未接受任何其它治疗的情况下血浆肌氨酸酐在3
天内从1 ．9 降至1 ．3 。……”
这份谨慎言之的医疗报告详尽地表达出了病理学家的惊异。
在住院期间，我不得不向医院的随军神父学会了如何用念珠进行祈祷——这是
我从那时起每天都进行的仪式。
两天后我从美军医院出院了，这是在我人院19天之后，再过3 天，我见到巡诊
的中情局医生后，我就可以通知我的家人我要返回罗马了，我呆在旅馆里等候他的
到来。期间我大胆地到市中心买了些东西。
当我见到那位中情局医生并把医院开具的完整的医疗报告交给他时，他万分惊
讶。他静静地仔细读完那份报告，直盯盯地看着我的脸说：“我已经看完了这份报
告，你就站在我面前，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你应该呆在旅馆里再观察两三周或者
再长些。”
我不得不恳求他那天下午放我回罗马去，因为我妻子和儿子、我的导师和朋友
们正焦急地等着我回去，如果我当天不能回去会让他们极为失望的。
善良的医生终于大发慈悲，但有一个条件：一旦出现疾病征兆，必须立即返回
西德，并且我必须定期回来接受复查，医院的检查显示为“B 型肝炎肿瘤抗原抗体
阳性”，并且怀疑我的肾病会由温和的B 型肝炎引发。
我对此一窍不通，但我接受医生的指导。
难以描述我们再次团聚时的感情。当和子在机场见到我时，脸上带着半哭半笑
的表情，彼得一句话也不说，眼中隐隐有些泪痕。我们都有一种我死而复生的感觉。
我想对于这次神秘的康复也许会有一个合理的医学解释，事实上几个听说过我
的故事的医生也找出或给出了一些解释。不管怎么说，一定有某种无法解释的因素
／力量／原因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我变得异常虔诚——但并不是说我已变得非常的圣洁——并开始有了某种“信
仰之心”。
我想大多数人在经过这样一种生死历程并神秘康复之后都会去寻找某种答案。
就我而言，答案显而易见是“信仰之心”，“上帝”。
我非常幸运有那些修为深厚的宗教导师们在那段危急的日子里教导我，支持我。
我理解LOURDES 的话：对不信教的人来说，没有一个解释是能令人满意的；而
对于信徒来说，却无需解释。
（我的记忆也许不太准确。）
至少，我认为这是个奇迹，我的许多朋友也这么认为。信仰的神秘就像病理学
家所表述的那样，“是超越了医学范畴的”。
当我们的导师之一，一位西班牙籍的耶稣会教授来看望我并听到我“奇迹般地”
复原的故事时，他用带口音的日语说道：“当然，当然。”我们放声大笑。
我们认为，要么是我们的导师的信仰非常强大，要么是他得到了许多神的恩赐
——或者两者都有。
我又一次在没有真正理解它的情况下目睹了神的威力。数年过去了，我已经坚
信是那位西班牙神父的信仰与希望使他说出那样的话。
我从此之后在我的生活中见到了太多的“奇迹”，有大有小，使我“理所当然
地认为”那是上帝的帮助和祈祷的力量所致。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顺服上帝之意”。
我从那些事情中知道了上帝无处不在，尽管我们还根本不能理解这一点。
这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对人们“自由意志”的否定。这只是意味着在我们
人力能及的范围内尽到最大努力之后，应该谦卑地接受所被赐予的一切。如果有些
事我们无法应付，那么就该做更多的祈祷，希望上帝给予我们帮助。
我必须说上帝的帮助常常是以意想不到的令人吃惊的方式进行，以这种或那种
形式而来。对我而言，还是那句话：有祈求必得回报。
拥有这样的信念生活就会变得不同，这最终成为了我信仰的一部分。
在许多朋友和教友们认为我的康复是某种奇迹时，只有那位“借给”我念珠的
耶稣会神父不使用“奇迹”
这个词。
也许对于这件事他有自己的解释，他从未向我们解释过，他总是极为忙碌。
我终于有机会去回复他的请求——不是我的诺言，我的信仰还没有达到让我做
出那个誓言的程度——关于那串念珠。
我儿子彼得在教会学校的圣信礼因为我的病而耽搁了。
在位于梵蒂冈圣·彼得教堂后的行政长官小礼堂为彼得举行完延迟的圣信礼仪
式后，我万分感谢地把念珠还给了作为我儿子的圣信礼神父的我们的耶稣会导师。
从他那里，我学到了无法磨灭的关于“希望”的一课。
我无法想象能从导师的描述中学到更精彩更真实的一课，关于信仰、慈善以及
更重要的：希望。
经历这些之后，我渐渐地不再用诸如“绝望”、“丧失信心”或是“无望”这
样的词语。我开始相信希望总是有的，因为它确实存在。
大病之后，我在家休养了三周。用妻子的话说，我睡觉的时候非常安静，一点
鼾声也没有，以至于她得不时听听我的呼吸声以确信我还活着。
正如我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