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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进行“窝里打”。而最有规律的行动，莫过于每天早上的乘马散步。因此，狙击行动就初步预定在其遛马的路线上（参见台湾1971年出版的《中央》杂志特刊周良辅介绍麻克敌的文章）；其次，张清江和麻克敌等人对两个日本特使行动的路线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是日军的防卫还是过分麻痹大意了。
高月和乘兼这条路线的问题是虽然多有军警机关，却没有一个统一机构负有专门对两人的保卫权责，也没有戒严，因此，只要用心观察，便有机可乘。
最后北平站站长刘文修和麻克敌商议，将狙击地点放在了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开枪，邱国丰掩护。因为这里没有日军据点，是由伪警察警戒的，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也为开枪后的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过，最终狙击地点选在了皇城根锣鼓巷口，则是麻克敌一时决定的。原因是狙击小组前一天已经尾随过两个特使一次，因为警卫人员离得太紧没有下手机会而作罢。29日，当麻、邱二人再次尾随到皇城根时，两个日本军官大概感到春风得意，乘马加速，与随行警卫拉开了距离（警卫是骑自行车的）。于是，麻立刻决定行动，一起惊天大案爆发了。
第三，案发当时，有几人目击。
当时麻克敌快骑追超两人后，将自行车放倒，向后开枪，当时击中骑在后方的高月保，连人带马均被打中，高月落马（后送医院不治而死）。在前面的乘兼（伪警报告将两名日本特使的名字误为森荫和赤余）停下来试图帮助他，因为周围混乱嘈杂，还没有觉察是被狙击。麻乘机再开两枪，将乘兼也击倒（重伤，后抢救活命）。此时，锣鼓巷口巡警阁子的值班警察伪内五分局第十九段派出所岗警佟承启，所内值班警刘发壁闻声欲来救援，邱国丰立即射击掩护麻撤退。佟、刘不敢迎战，退了回去。麻对倒地的两名日军续发两枪，可惜未中。眼看后方乘自行车的日军警卫赶来，麻邱遂向西行，进入小巷中逃走（麻开六枪，邱开一枪）。日本宪兵急于救人，未及追击，先用人力车，后用汽车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
除了佟、刘以外，附近还有帮工黄广明等也目击此案，但对麻克敌等二人的描述除了衣着一致外，相似之处不多（可能是吓昏了），甚至有说行武出身的麻克敌“显系一知识分子”，而最近的美国远东宣教会干脆拒绝日军搜查。高月保和乘兼悦郎遇刺后，虽然麻和邱都在现场“露相”，多田峻惊惧之下也全力督促破案，但日伪的破案却不得要领，原因是目击情报不足，有限的报告中“凶犯”形象也差异很大，虽然关了城门大搜，却一无所获。
不久，就发生了日军闭城抓“大麻子” 的事情。有说法麻克敌是麻子，行刺日本特使时被目击所以日军满城“抓大麻子”。据我所知麻克敌并非麻子，“抓大麻子”是因为麻的副手邱国丰说漏了嘴，不经意间误导了日伪侦缉机关。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7）
五
日军封锁北京各城门“抓大麻子”，是参加刺杀行动的军统特工邱国丰一次不经意泄密引起的。
原来，麻克敌其人，虽然勇敢，枪法好，但有个缺点就是立功心切，不够冷静。在刺杀高月乘兼两特使之后，显然日伪当局必然要进行大搜捕，这时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迅速离开险地。此案被破获后，北平站情报第二组组长侯化均就是迅速通过伪军中的关系出城才没有被捕获，成为少数幸免于难者。麻克敌因功受到军统局本部的褒奖，坚持留在北平城内（住在北海后海他哥哥的家里）。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他和邱国丰联手，试图行刺大汉奸，日伪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结果因为汪戒备森严，未能成功。历史上特工人员绝少007式反复出风头的人物，盖因为真实的敌后情报工作环境之残酷，斗争之艰苦与小说电影完全大相径庭，容不得一个特工多次显示身手，那几乎肯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即便是佐尔格这样的传奇人物，只是因为情报递得急了一点，也无法逃脱逃被捕杀的命运。所谓特工的浪漫，纯粹是好莱坞的梦呓。
麻、邱刺杀汪时璟是采取越墙而入的方式，结果在翻越第二道院墙的时候被汪的警卫人员发现，双方发生枪战。两人见不能得手，遂迅速撤离。邱因有轻功首先跳出院外，当时一时不见麻克敌，情急中呼喊“老麻”，被汪手下听到。从麻遗下的弹壳弹头，日军判断此案与两特使遇刺为同一人所为。根据汪手下提供的线索，认为作案者是个麻子。这样，就引发了满街“抓麻子”的风潮。其实，麻克敌是遵化麻家庵人，当地人多姓麻，却和麻子无关。
如前所述，日伪方面对该案的侦破最初是相当盲目的。那么，此案最终怎样被破获呢？
问题第一出在北平站站长刘文修过于麻痹上，第二是因为有叛徒为虎作伥。
刚刚完成任务时，刘文修还十分谨慎，自己深居简出，也严令部下低调行事，隐蔽待机。然而，不久就出了一件让他放松警惕的事情。恰好此时有个大盗马元凯在兵马司胡同持枪抢劫被抓获。马不甘就此处死，为逞英雄索性自称为刺杀两特使的杀手。日军方面对北平伪警察局压力督促极大，伪警察局方面正为此一筹莫展，双方自然一拍即合。于是共同“制造”出一套相当“真实”的口供交给日本当局。据说多田峻对此也已接受首肯，所以北平各报都以“狙击日军将校案告破”的题目刊载了消息。这样，刘文修就放松了警惕，活动开始恢复，却不料有人正在四处搜捕自己。
这个人就是原军统天津站站长裴级三。
裴级三，辽宁营口人，本来是军阀吴俊升的马弁。中原大战期间戴笠到北平活动，深感北方军统力量过于薄弱，遂大力吸收人手，意图扩大在华北的实力。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是戴笠的酒肉朋友，军统挂名少将，所以戴就让他推荐一些出身北方的人员。吴泰勋介绍了裴级三等人加入军统。裴后升任天津站站长。因王天木叛变，裴也被日军逮捕，很快叛变投敌。叛变后的裴级三因为熟悉军统内部情况，又是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给军统华北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罪行累累。裴叛变后，戴笠派大特务倪中立前往天津重建天津站，结果立足未稳就被裴带人破获，倪中立抵抗中被杀。接着，天津抗日杀奸团试图“制裁”裴级三，因杀手临阵怯场而失败。裴随即发动报复进行大破坏，天津抗团大部分成员不是被捕就是被迫转入北平活动，区书记曾澈本来已经躲过日军搜捕，却被熟悉军统活动规律的裴级三从藏身地抓获，不屈而死（曾当时年纪只有27岁，审讯中问日本审判官：“你们日本人爱日本吗？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爱中国？”）。1945年日军投降时，裴畏罪逃往东北，无人知其后来下场。
马元凯承认作案后，虽然多田峻已经认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茂川却不相信，认为马的供词破绽很多，作案手法很像军统活动，遂派在他手下的裴级三出动继续调查。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8）
裴遂指挥特务在北平拉网搜捕军统特工。这时刘文修却不合时宜的公开外出，结果在电车上被裴认出捕获。刘不堪酷刑而叛变，通过他抓获了交通任国伦（湖北人，特警班毕业）。任也随即叛变，参加此次行动的军统特工人员陆续被捕。先后被捕的有华北区区长薄有凌，第一行动组的麻克敌、邱国丰（麻12月底被捕，邱1月6日被捕），第二行动组的组长周良辅，第一情报组的组长张清江，组员张承福、金琅、刘心一等。军统在北平的人员损失大半！
被捕人员被关在“外寄人犯看守所”，即俗称的炮局监狱，遭到日军的残酷拷问，最终薄有凌、麻克敌、邱国丰、张清江被判处死刑，1941年2月15日被枪杀于天桥刑场。狱中，薄有凌等皆不屈服，薄并利用短暂的同审时间，联络被捕人员将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交流，以便“有人活下来向上头汇报”。以上情况，1986年，当年侥幸脱险的侯化均（曾任军统河北督察、保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等职务，少将）回国定居，政协采访侯和幸免于难的张承福，所描述中就有说明。抗战胜利后，日伪审讯被捕人员的档案，也提供了相当多的参考。
军统方面则在重庆将麻克敌、薄有凌等以殉国烈士的名义加以供奉。
刺杀天皇特使的惊天一击，虽然改变不了敌我的总体实力对比，但无疑让骄横的日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日军的搜捕虽然破获了军统北平站，并不能保障北平的治安，清理了抗日杀奸团，军统冒出来，军统压下去，八路军平西根据地又开始主导了对北平的骚扰……
北平内外，这样周而复始的抵抗，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
凋谢在西安城下（1）
陆航之花——凋谢在西安城下
这，很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注意到这件史实。然而，时光已经过去了六十年。
西安，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饱受日军的空袭。自第一次1937年11月20日日军空袭西郊机场，到最后一次1944年 10月30日，击落来犯日轰炸机一架，击毙日飞行员两名，根据中国方面有据可查的记录，日军先后空袭西安145次，炸死炸伤中国军民两千余人。在漫长的防空作战中，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奋起反击，顽强抵抗。
1944年9月21日，《秦风日报》报道，“据某某航空站消息，今晨拂晓，敌机数架，由晋窜入我市上空，我机英勇迎战，当即发生空战，被我击落一架，残骸坠落本市西郊云。”
对于八年苦斗的中国，这样一个小小的胜利带来短暂的喜悦，不久这则消息就被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