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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落飞机一架”！真的有这样的记载！
我把中日报道进行比较，越比较越感到这很可能是同一个战例。唯一有问题的是时间记载不同。中方记录是10月间击落的日军战机，而加藤被击落的记录是他的中学同学根据其口述所写，提到时间是1943年9月。这个和日军对北岳区的讨伐从9月开始吻合，而没有写明加藤真正被击落是在10月间，很可能因为作者并非加藤本人，所以有理解的错误！
假如真是这样，这次战斗，42团投入的兵力是两个连、一个侦察排，加上地方武装对抗的日军一个中队外加飞机，兵力对比3：1或者4：1。以当时的装备和战斗力而言，我的看法日军稍微占优。从战况看来，八路军的战斗意志相当坚定。假如单单看中文资料这样一个简单战报，我会怀疑北岳区夸大战果，看来八路的战果还是挺经得起考验的嘛，要照萨达姆还不得报打下来一队飞机啊？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证明这一战果，或者找到更详细的资料。
此后，资料陆续而来，根据台湾朋友的介绍，此战国民党战史中也有纪录，称为“神仙山之战”。记载日军1943年秋两犯神仙山，第一次被“共军”击退失败，第二次占领神仙山。根据时间计算，击落加藤飞机的战斗应该是发生在第二次神仙山战斗期间。
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4）
据此，我对于“神仙山之战”的战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查找。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保定大事纪略》一书中，我找到了《神仙山保卫战纪实》这篇文章。这次击落日机的战斗的真容逐渐展现了出来。
综合该文和其他有关记载，此战发生在1943年10月28日。
神仙山，清代康熙以前一直被作为北岳，名恒山。故此有“古北岳恒山”（与今天山西的北岳恒山相区别）的名称。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根据地，《敌后武工队》对它也有过描写。1943年，这里是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也是晋察冀后方机关所在地之一。9月20日至10月12日，日军第一次分四路进攻神仙山，被肖克所部八路军42团（团长成少甫、政委熊光焰、参谋长马卫华）在金龙洞、九里十八弯等处阻击，无法深入和立足，被迫退却。
10月下旬，日军以四千兵力分九路再攻神仙山，是为第二次神仙山战斗。根据战斗记载，击落日本战机的战斗就发生在10月28日。当时，42团团指、二连、三连、四连一部、侦察连一个排在神仙山主峰奶奶顶顽强阻击日军的攻击。战斗中，日机一架协助日军进攻，用机枪扫射八路军阵地，被二连一排用机枪、步枪联合火力进行防空射击，当即击落日机。有一种说法是八路军背负电台的小战士没有经验，在空袭时奔跑，导致成为目标，电台被击毁（小战士自己却没有受伤），激怒了视电台为生命的八路军官兵，故此日机第二次进入扫射时遭到猛烈的反击。
这应该就是加藤的飞机了。
11月3日，奶奶顶失守。但日军运输线已被马卫华率42团主力切断，11月5日日军被迫撤退，是为神仙山保卫战。
可惜，击落日机的具体人员和当时情形，相对于日军的记载显得颇为单薄。疑惑中我看到了该连随后的战斗——该连继续坚守奶奶顶，“依托有利地形抗击五六百名日军的进攻，接连打退日军几次冲击。”终因寡不敌众，奶奶顶最后失守，该连战士有重伤后和日军用手榴弹同归于尽的记载。我推测因为该部此后战斗中损失较大，很可能击落日机的当事人已经牺牲。因此，对这一精彩的战例才缺少了详细的记载吧。
也许，这就是谜底？
也许解开这个谜并不重要，只要后代记得，有一支简陋到只有黑豆作食物的军队，曾经为了他们的国家拼死的战斗过，让侵略者的飞机，焚毁在神仙山下。
从恶战到投降（1）
最后一战——从恶战新四军到投降
在图书馆看到《日中战争——一个士兵的证言》这本书，接着又读了这个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恩仇的大陆——华中战线转战谱》，其中，关于日军与新四军作战的一段史实，觉得颇值得研究。
作者川崎春彦，时任日本陆军军曹，卫生兵兵长。昭和18年（1943年）应征入伍，先后参加衡阳/桂林诸战役。1945年，他所在的医务班配属日军作战部队，和新四军所部在江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
其中，1945年6月，他和另外5名卫生兵参加了日军（师团参谋森中佐指挥）在郊下塘对新四军的讨伐作战。结果，300名日军、500名伪军组成的讨伐队，出发仅半日就遭到大队新四军的重重包围。激战中，伪军首先溃散投降，日军在掷弹筒和机枪掩护下三次突围，损失惨重。最后在叛徒的指引下，才冲出包围圈。
而他们突围出来以后，在山下的村庄中发现来接应的侦察部队也被消灭，其中两名俘虏被杀（作者形容新四军“不是军队，是残忍的盗匪”，但又不得不承认对新四军的战法心有余悸）。
因为愤恨侦察部队的俘虏被新四军所杀，日军遂在军医寺山的指挥下将那名叛变并为日军指路的新四军士兵活体解剖。
此后，双方又有两次交锋。作者形容新四军使用的“多是明治、大正时期的落后武器”。
数日后，其所部日军（一个不完整的联队，由师团参谋长带领）南下到达宜章郊外，8月13日，遭到新四军大军的夜袭，自称千余日军被三万名新四军包围。14日夜，日军认识到不突围就将被歼灭，遂寻找新四军包围圈空隙，“从三万人的大包围网中完全脱出”。
日军这支部队16日才通过无线电和友军联系，得到了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
这节文字让人很感兴趣，因为新四军抗战的文献在日文中较为珍贵，而此文更是提到了新四军“大部队”对日军千人以上部队进行围攻的战例，更是难得的史料。从这次战斗看，日军伤亡不小（以郊下塘之战而言，应当是毙伤日军150人以上，歼灭、迫降伪军500人，堪称大仗，宜章之战伤亡不详），而且屡屡被新四军包围，显然新四军有相当出色的作战计划和指挥官。
然而，这两次战斗，中方资料很难找到相应记叙。特别是在宜章地区，仅仅有少量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一些熟悉军史的朋友认为，此战从时间和地点来看，很可能是日军和王震、王首道所率领的“南进支队”发生了战斗。地点可能在南坪的灵官庙，在《三五九旅南征记》中对此战曾有记载。如果是这样，鬼子跑得还挺快。灵官镇距宜章约120公里，跑了10个小时，“到达宜章50公里外”。时间上算也差不多，每个小时跑十多里。
然而，“南进支队”总兵力不过数千人，和日军的作战也没有书中形容得这样大规模。因此，可能是日军在战斗中误判了中国军队的兵力。或者，可能交战的对手根本就不是新四军，而是在广东湖南交界地区休整的国民党第四军残部，也可能是当地的地方武装。对于此战的详细情况，还有待知情的朋友，提供更多相应的材料，无疑将是对这“对日的最后一战”极好的纪念。
且将川崎春彦的原作节选下来，也可让我们感受到日本投降之交，中国军队对日军进行的最后战斗。以下为译稿，为了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我尽量不改变作者本人的语气口吻，但并不表示赞同或证实其所述内容，特此说明。
一、新四军的威胁
昭和20年6月，从桂林战役中休整过来的部队（据萨推测，当为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团）奉命南下，转移后驻地为郊下塘。据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的情报称，这附近活动的新四军达到两万，而我们的情报认为其不过千人。于是，我军编组了讨伐部队，出发扫荡。
讨伐队从四个中队抽调，总数约三百名。我作为医务班的负责人，选择了五名卫生兵随军出发。
从恶战到投降（2）
出发前，我们和中国政府军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师联系，联合行动。虽然说是一个师，实际不过是数百人的小部队而已。这个师派出部队约五百名在我军前方担任开路任务。对于这支部队的忠诚我们非常信任，但如果发生战斗，对他们的战斗力和作战兴趣则保持怀疑态度。
经过半天在山间小路的跋涉，突然，前方繁茂的树林中传来激烈的枪声。这显然是前行的政府军和敌人发生了战斗。同时讨伐队本队也遭到射击。附近有几片浓密的树林，我们立即向这些松林中隐蔽。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显然政府军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敌人。事实上事后发现他们在第一次被射击的时候就丢下手中的枪溃退了，而且不是向我们的方向后退，而是向斜侧逃跑。我想，他们是害怕被我们逼迫重新回到战场吧。从战斗开始，这支政府军的电台就不再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指挥他们作战。
我们的人开始试探着离开树林侦察情况，但刚一走出树林就遭到枪击。前进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后退的路也不安全，后退的时候，也遭到猛烈射击。我们完全成了袋中的老鼠。
显然，敌军是部署了一个伏击圈。对手有多少兵力不知道，但是判断起来最少有数千人。寡不敌众，我们面临着“全灭”的危险。
讨伐司令官是队部参谋森中佐。他把四个中队长召集起来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会上气氛沉闷，有人提出给附近的侦察部队发报，请求增援接应。森中佐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时，向四外派出的侦查人员中有一人报告，“中国政府军的部队已经不见了，右侧的敌军向我军后方移动，有要发动肉搏战的可能。”
“是吗（索嘎），明白了，干得好。那么，现在么，现在只能撤退了吧。”森中佐和中队长们互相看看，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