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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训示军队“持久战最应注意的，是要有与敌作持久阵地战的心理”；〔３３〕“我们要持久抗战，就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要以精神胜过物质，争取最后胜利。第一道阵地失了，还有第二道阵地可以抵抗；第二道阵地再失掉了，还要在第三、第四道阵地抵抗……处处设防，步步抵抗……必可长久维持，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３４〕正面战场的作战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第一阶段的各次战役，除李宗仁指挥的徐州会战前期的台儿庄作战等采取的是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攻势防御作战外，其他战役全是单纯的阵地防御作战。
当然，蒋介石也曾说过“以战术的速决战达成战略持久战”的话。如1940年3月7日，在参谋长会议的第二次训话中说：“现在我可决定一个新原则，就是抗战的战争中，在战略上是要持久坚韧，而在战术上是要速战速决。这是我们抗战战术惟一要诀。”3月9日上午，他又说：“我们所谓持久抗战，乃是从战略上而言。至于战术上，我们还是要速战速决。”当天下午再一次强调：“持久抗战，乃战略方针，而速战速决，是战术原则。”〔３５〕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已到“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要求部属转变战略战术，“对敌采取积极的攻势”。当转守为攻并未能转败为胜，且又因政治原因对抗战转为消极时，他很快又恢复为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为主。1941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作题为“说明现代战争之特性与今后整军抗战之要旨”的讲话，对与会将领说：“我们的抗战……最高的方略……就是要用持久战。不仅在整个战争上，我们的抵抗要一年一年的坚持下来，一直打到他在各方面都消耗欲竭、困陷穷途，然后一举来歼灭他。就是在每一次战役，甚至于在每一个战斗上，我们的战法，都要沉着坚定，延长时间，争取时间……我们必须要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法……总要用持久战的原则。”〔３６〕事实上从1939年发动冬季攻势直至日本投降，虽然正面战场上各次战役在战术运用上较第一阶段有所发展，但绝大多数战役的作战形式仍然是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为主，与日军对拼消耗，因而造成军队损耗过大、人员伤亡过多，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基本上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路线。
这里所说的“积极”与“消极”，是就军事战略而言的，不是指政治上的抗战，也不是指战役上的作战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实施的作战全部是消极防御，蒋介石自己已经作出过明确的结论。1940年2月，他在柳州军事会议上说：“从前（指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前）是消极防御”，“无论武汉、徐州、南京、上海、南口、晋北等次的会战……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消极的防御。”〔３７〕其实，不仅战略防御阶段执行的是消极防御，而且从武汉失守一直到1945年日军实施战略收缩时为止，正面战场（不包括缅甸战场）的整个战略相持阶段（除了因形势判断有误，在速胜论思想促使下发动的1939年冬季攻势外），在战略上执行的仍然是消极防御。
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的逐渐增多，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武器装备上逐渐有所改善；经过补充，兵力有所增多（正面战场兵力约300万）；经过轮训，不少部队的战斗素质也有所提高。而这时的在华日军，不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素质，都逐渐下降，而且多数时期兵力也有所减少（正面战场兵力约30余万），后来连制空权也从日军手中转移到中国军队手中。根据这种情况，按照一般道理，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应当主动积极地集结和机动兵力，造成局部优势，以正规军和游击军不断地、广泛地发动局部歼灭战的战役和战斗，以增大、加速日军的消耗，转变优劣对比的形势，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蒋介石也确实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训示部属要寻敌人“薄弱空虚之点”，“乘虚抵隙，断然攻击”，“由小的胜利，积累而成大的胜利；由局部的胜利，扩展为全部的胜利”〔３８〕等等。但由于总的战略思想是消极防御，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事当局主要决策者们的反共思想日益抬头，抗战意志日趋消极，虽然表面上号召部队“趁此大好时机，我们必须到处乘虚进攻”，但绝大多数高级将领都了解蒋介石等保守实力、准备将来的想法。何况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自1941年以来从未下达过主动组织、实施进攻战役（不包括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命令；连日军撤退后，下级组织反攻以收复日军刚占领的阵地都下令不准，高级将领们当然心领神会，也就不可能真正执行蒋介石的表面文章了。正如蒋介石所描述的那样：不仅在日军不进攻时“大家守着不动，最多派少数游击队去应付应付”，〔３９〕即使在日军进攻时，许多将领也是“挨日退却”，即在阵地上“打了两天三天，就不奉命随便退却，甚至于退到数百里的后方”，“或取巧避战”。〔４０〕事实上除1939年冬季攻势外，其余所有战役都是在日军发动局部、短暂性的有限攻势战役时，方被动地应战、抗击；而当日军认为已达到作战的预期目的而自动撤返原防时，国民党军队为保存实力，亦不乘势组织反攻。有时战区做好反攻准备，即将发动反攻时，蒋介石也下令停止，不许反攻。如浙赣会战等仅以恢复日军进攻前的原态势为满足。而且在恢复原态势时，不少是跟在撤退日军之后“追击”。正如蒋介石所说：日军“来进犯时，我们不能抵御，而他撤退时，我们亦不能截击，让他来去自如。”〔４１〕如果日军不退回原防，国民党军队则无力或根本就不积极夺回失去的阵地。如桂南会战中对南宁，枣宜会战中对宜昌，浙赣会战中对金华、兰溪等就是例子。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长沙作战，以第35师团强渡黄河、占领郑州，后来撤至中牟留驻；特别是建立霸王城（邙山头）桥头堡阵地后仅留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驻守，而第一战区数十万军队却没有实施反攻将其收复，汤恩伯的所谓精锐兵团竟与之长期地和平对峙。事实说明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实行的基本上是一条消极防御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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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后论
作战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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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总体战略上虽实行的基本上是消极防御的路线，但在不同的战略阶段和不同的战役中，情况有所不同。
（一） 战略防御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的各主要战役，多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但也有例外。徐州会战前期，第五战区的作战指导却采用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相结合的攻势防御：在预选的战场，以一部兵力坚守阵地，吸引、抑留和消耗敌军；以一部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军；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变内线为外线，于被动中争取主动，从而获得了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太原会战前期的忻口作战，第二战区的作战指导也采取了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的方针，属于攻势防御性质。如以卫立煌军坚守正面阵地，以第18集团军用游击攻势袭扰日军，破坏飞机场、炮兵阵地，大大减少了日军的进攻能力。正面守军亦能实施有力的反突击。如郝梦岭军英勇攻击，虽然牺牲重大，但日军消耗亦巨。在日军突破阵地时守军能及时组织反冲击，坚守阵地20余日。能较长时间地遏止日军攻势，这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战略和实施持久抗战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战略防御阶段的其他各次战役，总的来看，多数部队在阵地防御战斗中都打得坚强，不怕牺牲，不少将领的抗战意识亦极为强烈。但从战斗实际过程看，由于作战指导多不符合一般阵地防御原则，所以或者损耗、伤亡过大，或者防守时间不长，遭到了一些原本可以减轻或避免的损失。最主要的不足有两点。
１． 一线式防御阵地
阵地防御通常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施的，目的在于利用有利地形，依托既设永备或野战工事，充分发扬火力及增强生存力，从而提高自身的战斗力，完成守住要地或遏止敌人前进及消耗敌人的任务，因而必须使防御阵地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在强大敌军攻击下，能使阵地体系不被割裂，防御态势不被破坏；即使阵地在承受不住敌人的猛烈攻击而被突破某一点时，也应能经过防御部队的顽强战斗，恢复原态势。这就要求阵地正面较小，阵地纵深较大，在敌人主要进攻的方向上，构成多道阵地的防御体系，并筑有若干支撑点或防御枢纽部。这样既可增强抗击敌人连续冲击的力量，在敌人突破前沿阵地时，可依托纵深的阵地继续抗击敌人，或依托后方阵地和支撑点或防御枢纽部实施反冲击，消灭突入之敌。
战略防御阶段各战役中国守军的阵地编成，绝大多数为一线式阵地，正面既大，纵深又小，一旦被日军突破一点，即全线动摇。而且多数部队对工事构筑不太重视。一般在一道阵地上仅筑一条堑壕，没有侧防工事和机枪预备掩体，也没有掩蔽设施和伪装，所以部队伤亡极大。一支部队通常只能守几天，即要轮换下来整补，而且阵地易被突破。
２． 分散的兵力部署
日军的武器装备占有绝对优势，其炮兵及航空兵的火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在坦克掩护下日军步兵的多梯队部署也使其具有极强的多波次连续冲击的能力。这就要求在主要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