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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和秦德纯达成了三点口头协议：（一） 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 各回原防；（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城内原有保安队外再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于３００人。定于９日上午９时左右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协议中的所谓“原防”，中国方面认为应指冲突前原驻地点，即日军在天津、丰台，中国军队在宛平城内。但日军方面却引申为要中国军队从卢沟附近永定河东岸撤出。因而协议虽然达成了，而此点却仍在争执。
由于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停战协议，因此日军撤销了原定９日拂晓攻击宛平城的命令，并将进到永定河西岸的部队在８日晚间撤回河东岸集结。
９日上午６时左右，卢沟桥前线两军又突然发生战斗，日军向宛平城内发炮７０余发，守军也向宛平城东侧及北侧的日军开火，战斗至７时半方止。双方都向对方提出质问。按照协议，当天上午９时保安队到达接防，但由驻北苑的冀北保安队派出的接防部队在前往宛平的中途于五里店受到日军的袭击，保安队当场阵亡士兵１名，伤数名，受阻不能前进。直至下午７时方进入宛平。
下午３时，双方监视撤兵委员到达宛平。中国方面的监视撤兵委员为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周思靖，日本方面为中岛顾问和樱井。四人分为两组，分途出发。不久两组返城，报告监视撤兵完毕。但实际上日军并未按规定完全撤离，当日夜又向宛平城袭击。
９日夜间，日军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将当日内阁四相会议决定的《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其内容是：“为解决卢沟桥事件，此时要避免触及政治问题。大致提出以下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实行：（一） 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二） 关于将来的必要保证；（三） 处理直接负责人；（四） 道歉。”
“中国驻屯军”接到上述训令后于１０日向中国冀察当局提出下列要求：“（一）第２９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二） 对肇事者给以处分；（三） 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 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对以上要求，须向日军提出书面承认。对第四项的具体事项作出说明即可。当承认上列各项后，日、华两军即各回原驻地，但在卢沟桥附近须按我方要求进行。”
对于日军的无理要求，冀察政务委员会指定张自忠为负责人，与日军交涉。因为张自忠当时正在患病，由张允荣委员为代表，于１０日下午４时与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进行了３小时的谈判。因在中国军队从卢沟桥撤兵和惩处肇事负责人两个问题上冀察当局拒绝日方的要求，因而谈判未取得结果。
当日１８时，日军一部在联队长牟田口指挥下再次占领龙王庙地区。２１时５０分，日军又以１个大队的兵力向卢沟桥前线中国守军发动了夜袭。日军实施军事压力后，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和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于半夜冒大雨到张自忠宅邸，与正在生病卧床的张自忠交涉。张坚持不答应撤兵和惩处肇事负责人，因而也未取得任何结果。
１１日凌晨１时，卢沟桥前线守军第３营向日军展开反击。第１２连从铁路桥以北出击敌右侧背；第１０连位于中央，出击正面之敌；第１１连从右翼城南角出击敌人左侧背；第９连为营的预备队。经反复争夺，守军终将失地收回。金振中营长在指挥战斗中负重伤。日军退至大枣园山及其东侧集结。
１１日晨５时，第２９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打电话给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对日方所提条件作答复：“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惟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
今井武夫于下午２时左右接到从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挂来的专线特急电话：“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但日军由于主力尚未到，为争取时间，玩弄其惯用的手段，一面积极进行扩大侵华战争的准备，一面继续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以麻痹冀察当局。终于在晚上８时完成了《秦德纯、松井协定》的签字手续。协定的全文如下：
“一、 第２９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再惹起类似事件。
“二、 中国军队和丰台驻屯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引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三、 鉴于本项事件孕育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
这是冀察当局为避免事态扩大而对日军作出的最大的妥协与忍让。但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已经下定，一般的忍辱求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日本停止侵略的。
协定签字后，松井等立即电报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和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日本陆军省接到签字的报告后，于当日半夜公开广播，说：“接到在北平签订了停战协定的报告，鉴于冀察政权已（以）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这是为其即将发动侵华战争预先制造一个背信毁约的借口而设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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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日本派兵华北的决策和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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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
日本关东军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于８日晨召开了会议，认为“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即向日军参谋本部报告：“鉴于华北形势，已以独立混成第１、第１１旅团主力及航空兵一部作好立即出动的准备”，同时派参谋进关与“中国驻屯军”联系，陈述强硬意见。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得到消息后也向参谋本部作了报告：“鉴于华北事件的爆发，已令第２０师团的一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主张“利用这一事件实行统治中国的雄图”。在东京，日本陆军省大臣杉山元大将于８日深夜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准备复员的２年兵约４万人延期复员。海军中央部亦迅速命令正在台湾演习的第３舰队返回中国上海原来的防地准备作战。参谋本部第１部第３课作战班大部分人员彻夜待命，于９日晨拟出了《处理华北时局纲要》。其方针是：“力求事件限于平津一带，迅速确保该地区，求其安定。”其要领是：“（一） 以事件不扩大为方针，但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增加中国驻屯军必要兵力，将与我敌对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地区，以求华北安定。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二） 即使抗日行动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出兵为原则，但必要时可在山东方面出兵，目的在于保护侨民和确保我权益。”参谋本部并参考关东军和朝鲜军报告的备战部队情况，提出了一个用兵计划，准备调用关东军２个独立混成旅团、６个航空中队，调用朝鲜军１个师团，再从国内调出了３个师团进入华北。根据情况，必要时向山东方面再派出２个师团。从《纲要》和用兵计划不难看出，“不扩大方针”只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是扩大卢沟桥事件，以实现其早已定下的首先占领华北的既定战略方针。
第３课将此方案和陆军省军务、军事两课进行研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１０日上午，将意见正式送交陆军省。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的意见是：“对其本意不是不同意，但是现在立即动员派遣３个师团容易引起国际关系的恶化。而且华北形势尚未判明，所以可先急派关东军２个旅团，再由朝鲜军临时编成１个师团派出去。然后看看形势再决定，是否较好。”原则上按参谋本部的计划定了下来。
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的方针，而陆军则已计划向华北派兵。这反映了日本统治机构中的矛盾。当时竭力主张不扩大战争的中心人物是参谋本部第１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他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是因为他对苏联的动向极为关心。他和属下的第２课课长河边觉郎、第３课负责对苏作战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井本参谋等人当时认为： 日军倾全力对苏，其兵力也是不足的；若以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则影响对苏的战争准备。而竭力主张对华作战的人则认为，目前苏联对日参战的可能性不大；认为对华只需一击，中国就会屈服，甚至对华战争只要两个多月就可以使中国屈服。主张对中国扩大侵略的人占多数。但是，不论是主张扩大和主张不扩大，以武力吞并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方针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两派都是一致的。出现的分歧，只不过是发动战争的时机与手段不同而已。
日军参谋本部派兵华北的意见经首相近卫批准，于１１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于１１日１１时３０分到１４时，在永田町首相官邸首先召开了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全体一致赞同。
下午３时２０分，日本内阁召开全体会议。五相会议的决定在内阁会议上都获得通过，并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日军制造的“卢沟桥事件”改为“华北事变”，将向华北“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