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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在说话时锐利的眼波流转和双唇的皓齿在在都使她看起来非常的理智”。因此叙述者感叹她是“无法想象如宝莲所形容那样的继母”。而且她对“我”及宝莲，都时时流露出“一副慈母的表情”。她总是“带着温柔的笑脸看着我和宝莲”，甚至对“我”直言不讳地谈到继母与前妻的小孩子最容易惹人闲话，“让人看起来都很奇怪”，况且她与宝莲的年龄本来相差就不大，但她还是要致力于建立一种“母女信赖的情感”。宝莲继母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大度、知书达礼，连作为旁观者的“我”都禁不住被她那“令人感佩的母爱”所感染了。然而宝莲对此却完全无动于衷，任凭继母怎样友爱示善，她只是“如石头一般，动都不动面无表情”。——至少从这段文字中，我们感觉到不通情理的更像是宝莲，而非她的继母。对于继母的表现，宝莲在事后私下里对“我”解释是：“毕竟是个做艺妓的。真擅长交际。”究竟是果真如宝莲所说，继母太过虚伪太善于伪装，以至于把旁观者“我”给迷惑住了，还是宝莲太过意气用事，对继母的成见太深？作品并没有进一步向读者展示。但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况且继母与宝莲年龄的相近也是彼此很难相互信任与兼容的重要原因。作者通过叙述者“我”的介入与观察，给读者一种更为客观冷静的印象，这与作者写实主义的创作立场是不无关系的。
笔者在阅读吕赫若日记时，还曾注意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吕赫若虽然服膺于左翼文艺理论，但他在日记中提到的，自己经常阅读和喜欢的作家，却大多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者发现，吕赫若日记中提到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就是契诃夫。这恐怕不仅因为契诃夫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小说家兼戏剧家之一，而且还由于契诃夫对文学的主张与吕赫若颇为相似。例如1944年4月2日的日记中，吕赫若特意记载了自己在家读契诃夫作品的感受，他写道：“契诃夫不错。”第二天，在日记中吕赫若又提到自己“继续读契诃夫”，并且感叹说：“他从事文学的态度不也和自己一样吗？”通过对契诃夫的阅读和理解，吕赫若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学信念，他觉得自己的文学态度“没有错”，并勉励自己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就必须“更广泛地去掌握人”。《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4年4月3日。
除契诃夫外，吕赫若还对巴尔扎克、易卜生、斯汤达、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欧美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都表达了自己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例如1942年3月20日，吕赫若在日记中曾表示：“要读世界古典作品，如巴尔札克等。”1943年2月13日，吕赫若在日记中记载，他购买了《巴尔札克全集》，并再一次“痛感有读巴尔札克的必要”。由对巴尔扎克的阅读感受出发，吕赫若再一次提醒自己“要写长篇作品”。同年3月23日，他还曾表示要向巴尔扎克学习“全盘掌握题材的方法、掌握人物的方法”。他对斯汤达也同样赞不绝口，1942年8月30日的日记则有这样的记载：“想写长篇小说。斯汤达尔果然不错。觉得那种风格的文章适合自己。”而在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之后，吕赫若深深地为着陀氏的苦难人生经历和伟大的人格而震撼和折服：“竟然有生活那么困苦的人？有被现实那样折磨而还是坚持到底的人？”他感慨万千地说：“比起杜斯妥也夫斯基，我们的困苦简直是骗小孩。”但吕赫若没有在这些文学大师面前有任何自卑，在他看来，“古往今来身为文学家的人在心情上都是相同的。自己也是。我知道自己的心情确实也是属于文学家的”同①，1943年7月24日。。因此，吕赫若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实际上都更接近于19世纪以来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他与那些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心灵是心心相印的。
在1942年2月28日的日记中，吕赫若曾摘抄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小田切秀雄的表述其写实主义文学观点的一段文字：
——为了要缩短、克服个人与时代间的分歧，做为文学，除了从根探究那分歧而彻底去描写它之外，别无他法。
——探索现实上应被否定的事物的根源，而且彻底加以描写，以资真正去克服它的文学之中才能感受到美。
——正因为有希望光明而厌恶黑暗的、不易止息的希求之心，所以希望文学从根彻底描写黑暗，以达到克服黑暗。
在笔者看来，这段文字不仅启发吕赫若的文艺思想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共鸣感，而且简直就是替吕赫若说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它可谓是吕赫若文艺思想的集中诠释。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吕赫若所钟情的文艺方法与那些只注重于生活的表面现象、而忽视或回避生活本质的自然主义描写手法，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他注重的是要“从根探究”那些“应被否定的事物的根源”，而且要“彻底去描写”它。在这里，“彻底”一词的反复使用与一再强调是很值得注意的；它一方面体现了对表现对象不应有任何隐饰的完全客观、冷峻的写实态度，另一方面又意味着文学家要“彻底”地追究现象背后的那真正的原因所在。这就需要一种穷究根底的精神，需要一种科学深邃的理性眼光。
基于这样的写实主义文学理念，吕赫若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既冷峻深邃，又是全方位的，没有局限于殖民统治这一方面。吕赫若的小说作品，在尖锐地批判与揭露殖民统治对台湾人民的种种压榨的同时，也同样冷静、深邃地揭示了传统宗法制度下农民的落后、保守、愚昧与麻木对自己悲剧命运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这种批判性的文学立场可以看出，吕赫若坚守与弘扬的，应该说是站在作家个人话语立场上的、对社会进行独立性的彻底批判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通过这种写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吕赫若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可贵良知与历史使命。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批判性的写实主义手法虽然总是在揭露黑暗、表现黑暗，但创作主体并不是悲观主义的，相反，他们之所以要“从根彻底描写黑暗”，其目的正是要“克服黑暗”、战胜黑暗。因此，他们的作品虽然处处面对着黑暗，但总是指向光明，并且坚定着人们战胜黑暗、追求光明的信心。——在吕赫若等人看来，文学艺术之美只有在揭露与克服黑暗的过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这样一种审美理想与中国古代儒家学者们一再强调的“善”与“美”的和谐统一，又何尝不是“心有灵犀”的呢？
另一方面，作家怀有的那种“希望光明而厌恶黑暗的、不易止息的希求之心”，也使得他们的作品在貌似客观、冷静的文字底下，深藏着一种汹涌澎湃的热情。作品中对生活的审美描写，能唤起读者的审美经验，勾起读者深藏在心底深处的生活记忆和情感体验，从而与作品中的人物或情境产生一种共鸣，使读者积郁心中的情感得到宣泄。黑格尔对此曾有着精辟的论述：“艺术理想的本质就在于这样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1页。
事实上，吕赫若在小说创作中并没有完全排斥情感的表现与抒发。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往往笼罩着淡淡的抒情氛围。作为一名多愁善感之人，他有时候甚至无法克制住自己的主观情感，不惜让叙述者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感。甚至不惜打破整篇小说客观冷静的写实氛围。如在《月夜》与《庙庭》中，叙述者“我”有时候的过分饶舌般的议论大大削弱了作品主题的含蓄。例如当翠竹投水自尽被救上来时“我”的一番议论：“啊——我无法止住流下来的泪水。此时，我格外感受到翠竹必须投水自尽的心情。既然娘家与婆家都无法安身，除了求死外，还能有什么方法呢。尤其对像翠竹这样没有独立能力、只能受环境支配的女性而言，更是如此。”作为一位爱憎分明、富有着强烈正义感的年轻作家，吕赫若终究不能完全“超然于物外”，保持一种纯粹客观、冷静的叙事态度，但我仍然要说的是，这样的议论或多或少地干扰了作品的写实风格。而吕赫若在不动声色中表现出来的讽刺艺术《合家平安》、《财子寿》等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含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合家平安》里的范家，恰恰是最不平安的；而“财子寿”尽管是周海文之流所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但这个梦想对那些依靠专制与剥削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封建家长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这种内敛性的讽刺艺术正是吕赫若孜孜以求的。所以他对过于夸张性的讽刺，总有些不以为然。在读了果戈理的著名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后，吕赫若在日记中写道：“讽刺虽有趣，但总觉得再加入梦、快乐、浪漫会更好。”《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2年3月29日。笔者以为，这实际上是对果戈理过于“有趣”与外露的讽刺手法的非议，不过，吕赫若所说的“加入梦、快乐、浪漫会更好”的见解，又说明了信奉写实主义理念的他，在文艺观念与艺术追求上，又不乏多元化的主张。
二、与日本近代作家的承传关系
台湾民众在被日本侵略者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日本社会文化与历史传统的深刻影响。时过境迁之后，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重温那段惨痛的历史时，一定会注意到：日本的侵略和统治不仅给一些台湾人带来了严重的“殖民地的伤痕”，而且在台湾社会与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打下了难以抹去的复杂烙印。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正确态度是：既不必刻意回避这种复杂影响的存在，又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在整个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