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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正确态度是：既不必刻意回避这种复杂影响的存在，又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在整个台湾的历史与社会文化中，这种影响是非常有限并始终囿于某一方面某一范围以内的。相对于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源流，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毕竟只是沧海一粟。何况即使是在殖民统治的高压时期，包括绝大多数现代文人在内的台湾民众，仍然顽强地坚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抗着殖民主义的文化同化政策。当前岛内个别人从自己的“台独”政治理念出发，肆意夸大台湾文化与日本之间的“亲近”关系，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起码的历史事实。
具体到吕赫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吕赫若接触的日本文学与文化典籍中，除了左翼文艺理论与社会文化思潮的书籍以外，还包括大量的从物语文学等日本古典文学到与吕氏同代的日本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根据吕芳雄的回忆，吕赫若读到的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就是日本作家岛崎藤村（1872—1943）的《千曲川风情》。而菊池宽（1888—1948）、横光利一（1898—1947）、川端康成（1899—1972）、久米正雄（1891—1952）、德富芦花（1868—1927）等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家，都曾给吕赫若以深刻的影响。吕氏日记中对此的记载是很多的，如1942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横光利一的《秋逝》、芹泽光治良的《历史故事》。赞同两氏的文学态度。”他还特别喜欢横光利一的长篇小说《旅愁》。《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4月18日。1943年3月18日的日记中，更有他阅读川端康成的《小说的结构》一书的记载，可见他曾有意识地从这位世界知名的文学大师那里借鉴、学习过小说的构思技巧。此外，吕赫若还与自己同时代的日本作家户川贞雄、丹羽文雄等人有过频繁交往，并熟识他们的文学主张与作品。他赞赏丹羽氏那“独特的幽默和感觉的细腻”同①，1943年2月28日。。他对比自己大十一岁的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的作品，更是赞叹不已。
吕赫若与日本作家之间直接的承传关系，不少前辈同仁与学者专家都已指出并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吕赫若的生前好友、日据时期的台湾著名作家巫永福先生就曾回忆说，吕赫若在刚刚接触文学时，受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影响很深。巫永福：《吕赫若文学座谈会》，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16页。《吕赫若小说全集》的汉语翻译者林至洁还认为，吕赫若的《蓝衣少女》、《春的呢喃》及《田园与女人》等作品，与日本作家菊池宽、久米正雄的作品颇为相似。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8页。应该说这样的艺术感受与分析，都是很有见地的。笔者还注意到，这些与吕赫若有着直接间接联系的日本作家中，有不少是日本近代以来声势浩大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尤其是独具日本文化特色的“私小说”流派和新感觉派的代表性人物。如岛崎藤村虽然被誉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诗人之一，但真正确立起他在日本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的，却是他的长篇小说《破戒》，正是这部小说标志着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确立；而久米正雄则曾经是“私小说”理论的重要倡导者，他的《私小说和心境小说》等文艺论文，不仅把私小说看作日本的纯文学、散文文学的精髓竭力加以推崇，而且从理论上探讨了“私小说”与“心境小说”的密切联系。对吕赫若有直接影响的另一位作家菊池宽，则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新思潮”流派就得名于他和芥川龙之介等人多次创办的《新思潮》杂志。菊池宽主张撷取生活现实中的片断而加以“理智的”、“心理的”描写，并强调运用多种技巧表现客观现实的文学观点，显然对吕赫若启发不少。至于横光利一，更是曾经与川端康成一起驰名日本文坛的新感觉派小说的重镇之一。他最后的长篇小说《旅愁》前后创作了十年，直到去世都未能完成而使其成为残缺的遗作。小说表现的是两名青年在欧洲大陆孤独而伤感的行旅，这一作品的题目本身就渗透着无尽的寂寞、无奈与感伤，吕赫若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是与他那心灵深处的孤独、压抑与彷徨密切相关的吧？
需要指出的是，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角度来看，吕赫若与日本近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决不是一种特例现象。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之新，主要原因就是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不仅仅是台湾现代作家，祖国大陆的近现代文化巨人和作家中，曾经留学日本、以日本为媒介进一步学习和接受西方现代文化观念的，也实在是不计其数，他们当中既有维新派领袖人物梁启超、黄遵宪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章太炎、秋瑾、邹容、苏曼殊等，又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更有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新文学巨匠。早在1928年，郭沫若就在《桌子的跳舞》一文中强调指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更有当代学者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日本文学，就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日本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这样的断语是针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而言的，但用在吕赫若这一作家个体身上，却更为恰当。因为对处于从小就接受日本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尽管这熏陶和影响与日本的殖民统治连在了一起）的吕赫若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认定：离开了日本文学独特的审美传统与艺术观念，就无法完全理解吕赫若小说创作的文学特征，无法把握他的艺术追求与理念。
三、文艺观念与艺术追求的多元化
一个作家自觉的文艺主张与他本人的创作实践不一定会完全一致，这种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屡见不鲜。吕赫若是一个对文学有着深切热爱和特殊感悟的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自己对文学艺术的理解与感悟，是很难用某种单一的理论概括得了的。正像吕赫若在评价张文环的作品《山茶花》时所说的那样：“创造这种文学，绝不是单凭理论，也不是单靠桌上苦读就一蹴可几的。这得全凭生活力，体内流动的血液，浪漫气质以及天才而成。”吕赫若：《我思我想》，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61页。陈万益认为，这段文字完全可以看作是吕赫若自己的一种赤子自道。陈万益：《萧条异代不同时》，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3页。陈万益的看法当然很有道理，因为这段文字的确是一位对于创作甘苦有着切身体会的作家，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不过，笔者更看重吕赫若在这里使用的“生活力”一词，因为由此可以看出吕赫若把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提升到了何等重要的位置。只有真正地深入到生活中，诚实地把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小说，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因此他一再强调：“文学的学习就是人生的学习，也就是生活的学习。”而“生活贫乏的文学会令人觉得厌恶”。同①，第562页。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吕赫若坚决反对文学创作上过于急切的功利主义态度，更反感于艺术上的粗制滥造。他对当时台湾文坛上过于浮躁的不良现象，给予了猛烈抨击：“一般人认为只要有人常发表作品，‘他就是大家，他非常努力’，因此就追随他。可是当他沉寂，人们就马上认为他很差劲。”事实上，“不发表与不努力是两码子事”，而在吕赫若看来，“与其勉强挤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倒不如遂心悠闲地丰润生活”。同③。只有生活的源泉丰富了，艺术之花才能开放得灿烂辉煌，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古人所强调的“功夫在诗外”的主张。
在深切地感悟到文学本身的独特品质与价值的同时，吕赫若甚至提出：“文学家不该涉足政治方面。要用力于生产作品。”《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2月28日。因为他深切地懂得，在文学的道路上，从来都离不开呕心沥血般的执着与专注，在这条路上前行，该需要何等坚忍不拔的意志与毅力：“文学终究是苦难的道路，是和梦想战斗的道路。”同①，1943年7月24日。而对艺术之美的高度看重，也是吕赫若文艺观念的重要方面：“啄木的苦难生涯！是艺术家必走的命运。我们也不能不觉悟。但艺术直到后世犹然动人心弦者还是‘美’。”同①，1942年2月25日。作为一名精通音乐和戏剧的艺术家，吕赫若显然对艺术之美那特有的荡涤与撼动人心的力量，有着痛切而敏锐的体悟。
似乎不必要列举太多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吕赫若对文艺的理解与感悟其实更像是一种相对矛盾的综合体，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综合性特征。而这，又离不开他那开阔的文学视野，特别是他对世界文学遗产的广泛涉猎与吸收。笔者在前文中已初步分析了吕赫若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以及日本文学传统之间的直接关联，其实，除了这三方面的影响之外，还应该从一种更为宽广和阔大的文学背景上，去把握和理解吕赫若的文艺思想及其艺术渊源。尽管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全面了解吕赫若接受中外文学滋养的心路历程，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