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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这样，侵略者、仇敌与老师的双重角色，必然决定了包括台湾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面对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现代文明时，会产生一种既接纳又拒斥的复杂矛盾的文化心态。而中、日两个民族近代百年的恩怨历史，即使在今天，也是缠绕在两个民族身上的巨大阴影。
第二节 《牛车》与吕赫若小说的思想特质
台湾学者林明德在谈到吕赫若小说的思想内涵时，曾特别指出：“就小说所反映的现象，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即：1。
农工遭遇、2。 妇女命运、3。 家庭纠葛、4。 时势关怀。”林明德：《吕赫若的短篇小说艺术》，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8页。这样的概括是非常中肯而全面的，而这四个方面其实都可以从他的成名作《牛车》中探询到源头。作为一名具有深刻现实批判精神的左翼作家，《牛车》显示出吕赫若小说中两个最重要的思想特质：作者那发自内心的底层关怀和不可抑止的道德情怀。而这也是吕赫若等海峡两岸左翼作家留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当然，这样的思想内涵，也与海峡两岸当今文坛的商业化、时尚化写作倾向，形成了鲜明反差。
一、发自内心的底层关怀
虽然从表面上看，写作完《牛车》和《暴风雨的故事》的吕赫若，将创作视角转向了婚姻爱情领域，但除了《婚约奇谈》这个“小插曲”之外，吕赫若在《前途手记》、《女人的命运》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处于社会弱势与边缘地位的女性命运的关切，其实已在《牛车》中的阿梅、《暴风雨的故事》中的罔市等人物身上初见端倪。此后他在《财子寿》、《庙庭》、《月夜》及至他最后的一部作品《冬夜》中，都一再重复着这种关切。而《逃跑的男人》等作品中的家庭剧变与衰颓主题，也同样可在《牛车》、《暴风雨的故事》中婚姻的一方（丈夫或妻子）的失踪或死亡中找到端倪。只不过他后来把此类“家庭解体”事件的关注点，更集中于封建地主家庭内部而已。虽然如此，吕赫若小说中的底层关切始终没有中断过。如果说对传统地主家庭内部纷争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悲剧命运的特殊关注，是吕赫若创作个性中最有特色的内容，那么，他性灵深处的那种人道主义情怀，那发自内心的底层关怀，则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基本底色。
在吕赫若笔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屡遭当局欺压的社会边缘者如何被当局逼迫得走投无路直至铤而走险、以死抗争；是那些备遭侮辱与损害的弱势者如何地忍辱偷生、胆战心惊，却没有任何渠道宣泄心中的愤懑与不满，最终精神彻底崩溃；是那些死去了丈夫、丧失了家庭、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依靠的妇女与儿童，怎样在命运的重压下痛苦地哀号与呻吟。吕赫若的小说作品，大都以冷峻深邃的笔墨，抒写着底层百姓的悲哀。而他笔下的那些社会边缘人与弱势者，似乎无论怎样挣扎，都难以逃脱命定的苦难与不幸，他们在剧烈的社会动荡面前又是那样的惊慌失措、无所适从。一次次的社会动荡与历史变革，不仅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转机，相反却把这些底层与边缘者们一步步推向了更加苦难与不幸的深渊。这些弱小可怜的穷苦百姓们，他们来到这个不公平世界的惟一使命，似乎就是忍受苦难，遭遇不幸。他们如同掉进一口巨大而黑暗的苦井之中，在无底的深渊里任凭怎样挣扎，却总也不能寻求到一点点希望和光明。相反，只能在苦难和黑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直至最后被吞噬被毁灭，像弱小的草木一样无声无息地消亡。——吕赫若的小说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社会弱小者与卑微者们的哀歌，是他们痛苦而愤怒的心灵写照。作者替他们，替这些最边缘最弱小的底层百姓们，喊出了对当时吃人社会的强烈抗议；对包括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内的处于社会上层、占据着社会主流资源而作威作福的统治者与压迫者们的无比愤怒。
《牛车》中的杨添丁一家被“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变动逼迫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的故事，不必再重复；而《暴风雨的故事》中的农民老松的现实处境，也丝毫好不了多少：他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后损失惨重，然而地主宝财照旧催缴重税，还抢走了老松家里仅有的“财产”——两头猪；他的妻子罔市五岁的时候就因为家里太过贫困，被送（其实是廉价出卖）到老松家当了童养媳。她长期作牛作马，承受着生活的巨大压力，又多次被地主宝财侮辱和欺凌，还威胁她一旦声张出去，就要把租给老松家的田地收回，不堪凌辱的罔市最终自杀身亡。在一个豺狼当道的丑恶社会里，对善良弱小的穷苦人来说，他们抗拒或逃离压迫的惟一方式或许只有死亡了。
即使在吕赫若的其他作品中，我们也同样看到，吕赫若向读者展示的底层农民的贫困以及他们所受到的欺压，几乎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大门开着，他们走进去时，漆黑屋里的某处，有竹床的咿呀声，以及响起老婆婆嘶哑的咳嗽声。
“祖母！我是金生。木火回来了吗？”
“还没有啊！”黑暗中有声音回答。
这时，人声中夹杂着猪叫声。大头觉得很讶异，于是点起灯来。朦胧、昏明的屋里浮现竹床，眼盲的祖母就坐在边缘。受光明惊吓到的两、三只老鼠，急奔到竹床里。房间角落有两只猪相偎在一起，前面有一堆粪干硬了。目睹此一情景，金生不觉得眼眶热热的，催大头将猪赶进猪舍，自己也将粪弄出门外，然后清扫脏污的室内。
这是小说《石榴》中的一段文字，它所表现的是农村中处于最边缘最贫困状态的被遗弃者的生活景象：相依为命的母孙两人，一个因发疯而人事不知，逃离家门后下落不明；一个则因为年老眼盲、行动艰难，竟然与两头猪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却不被人知。他们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那简陋狭小的房间，昏暗惨淡的灯光，受到惊吓而四处乱窜的老鼠，以及早已干硬的粪便等意象，处处显示着人物的生活困顿与精神麻木，以及作者内心深处的辛酸。事实上，当人的生活困顿到动物一样的境地、甚至连动物都不如的时候，他们的心灵也很容易沦落到动物般的麻木与昏暗。而他们如此悲惨的命运，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不公平社会制度的欺压与奴役。
在一个病态和缺乏人道关怀的社会里，那些挣扎在底层的广大百姓，往往被迫承受着任何动荡乃至“变革”所付出的代价与不良后果，相反，那些处于特权阶层或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的少数高官显贵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中谋取最大限度的私利。
吕赫若不仅从外部社会环境与物质层面的角度，真实地向读者展示了这些底层百姓和社会边缘者们的不幸与灾难，表现了他们所遭受的侮辱与欺凌，更把笔触伸向了这些人物的灵魂深处，揭示了社会的种种压迫和欺凌，对他们的心灵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可怜的弱小者们，他们长期隐忍含垢、饱经痛苦与灾难，但他们也有着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要求与心理敏感，而长期压抑、痛苦与恐惧的生活，以及对于人生前景的绝望心境，最终导致了他们心灵的扭曲与变形。笔者认为吕赫若笔下的一系列因长期压抑和屈辱而导致的精神失常者形象，特别需要引起注意。如《前途手记》中的淑眉、《财子寿》里的玉梅、《石榴》中的木火等。尽管他们的身份、地位与性格各自不同，但被凌辱被压抑的命运却是共同的，而他们在这种长期压抑、恐惧和愤懑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性格异化、直至精神疯狂的人格发展历程，也大致相同。
在这里，笔者以木火为例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即使是在贫穷的农村中，木火也应该属于那一类最边缘最底层的人们中的一员。他十岁时父母就离开了人世，尽管有两名兄长一度与其相依为命，但迫于生活的压力，大哥金生入赘到邻村人家做了上门女婿，二哥大头也给地主家当了长工，他们都自顾不暇，哪有能力再来照顾幼小的弟弟呢？于是木火被送给别人当了螟蛉子（义子）。但他在养父家与其说是义子，不如说是免费的劳动力。他的养父在其工作的地方养了个女人，从不回家，只留下瞎眼的“祖母”与他一起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老“祖母”年迈体弱，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自理。正因为长期过着一种猪狗不如的生活，处于长期孤独、压抑与被排斥的人生境遇，生性内向而卑弱的木火终于发疯。当他离家出走又被大哥金生发现时，已经完全处在了人事不知、生不如死的生命状态中：
“喂！木火，你去了哪里？”
木火一点也没有抵抗，只是将嘴张得很开，保持脸朝向苍穹的姿势，动也不动。这时就着微光，金生才发现弟弟的口中有发臭的东西，手里拿着树枝。仔细一瞧，当然会臭，因为是牛粪。瞬间金生燃起无名火，“傻瓜！吐出来！”
木火竟然发疯到了口含牛粪而不知其脏与臭的程度，其生命状态也就完全沦落到了动物不如的可悲境地。这就难怪在金生看来，弟弟木火“已经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变成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而对于这些一贫如洗的底层百姓来说，面对疾病的从天而降，他们惟一能做的恐怕只有听天由命了。金生把弟弟找回来后，只是把木火锁到柴房里关押起来而已，根本没有想到也没有能力带他去医院治病。被关押起来的木火日常生活如何被护理，文本中没有交代，但可想而知，他身边最接近的几个人，那年老眼盲、生活不能自理的“祖母”、整天忙于农活的大哥金生以及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