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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女性悲剧与殖民地苦难
相对于拥有社会统治权和占据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男性来说，女性无疑承担着更多的现实苦难和历史重负。女性原本是大地，是母亲，是这个世界柔弱而坚强的最后支撑者。但在男权社会的统治下，她们却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和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因而也承担了更多的苦难与不幸，成为可怜无助的弱势群体。因此，社会的任何动荡与不幸，最终都会转嫁到这些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身上。
身处殖民高压下的台湾女性，承受的是传统封建礼教和殖民统治的双重压迫；尽管殖民压迫对女性的戕害，远不如传统封建社会的性别压迫那样直接而突出，但透过吕赫若笔下的那一个个女性悲剧，我们依然可以勾勒出殖民统治盘根错节地与传统社会的性别压迫交织在一起的大致轮廓；而那些寄托着作者审美理想的、于坚忍中默默承担着苦难的命运，于沉默中积蓄着反抗力量的东方女性形象，则可以看作日据时期整个台湾人民的象征。
一、殖民压迫与女性悲剧
在吕赫若笔下的那些女性形象中，命运最为悲惨的恐怕要数《暴风雨的故事》里的女主人公罔市了。因为家里贫困，罔市五岁的时候就被抱到农民老松家，成为他的童养妻，二十岁时与老松结为夫妻。她从小就被迫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吃苦耐劳不算，罔市心灵中还有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从十九岁那年起，她就被地主宝财强行奸污。而宝财则利用罔市胆小怕事的心理，威胁着她说：“照我的意思做，你就有一大片随时可以耕种的佃田，否则，只好把田收回来了。”利用着地主的权威，他一次次地占有罔市。而罔市在这样的厄运面前，却不敢反抗和声张，只能独自饮泪。她多次动起了自杀的念头，但是想到自己死后田地就要被宝财收回，又想到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总是下不了那个决心。当自己家里的田地因为突发洪水而差不多颗粒无收时，宝财先是甜言蜜语地答应给她家减租，后来却又出尔反尔，要抢走罔市家仅有的“财产”——两头猪，罔市的怒火终于如火山般爆发了出来。但她同宝财的争执只不过是拿鸡蛋碰石头，连自己的丈夫老松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罔市变得如此“不近情理”。罔市在绝望之中愤而自杀，死后却逃脱不了被人误解和讥笑的厄运，连自己的丈夫老松也一度怨恨于她。很显然，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经济上遭受的残酷压榨、地主老财一类男性统治者的凌辱，几千年以来传统封建礼教的身心戕害，都是罔市人生悲剧的原因所在。但宝财在威胁罔市时所说的：“我儿子在内地（按：指日本国内）读大学，对法律清楚得很，知道吧！”——这看似不经意的一笔，足以让我们意识到：殖民当局的法律原来是和宝财们融为一体的，而宝财们在现代法律制度的保护下，将更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
另一篇小说《月夜》中的那位换了八个妻子，卑鄙到以结婚、离婚作为玩弄女性、敛取钱财之手段的翠竹的丈夫，作者对其虽然只是几笔带过，但在涉及他出场的寥寥数笔之中，一个“国民服穿得笔挺”、“走在时代前端”的殖民地奴才形象，已跃然纸上。很显然，这样一个厚颜无耻之徒，是不可能不信奉“识务者为俊杰”的人生哲学而不遗余力地紧跟殖民当局的“形势”的。也正因为他有着“在此镇的青果公司做会计”的社会背景，受着殖民当局的庇护，才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横行乡里，无法无天。——他实在是精明过人，在利用殖民当局的统治为自己作挡箭牌的同时，又巧妙地拉过传统的封建礼教为自己的丑恶行径作遮羞布。而遭受他凌辱与欺骗的、包括翠竹在内的那八个女性及她们的娘家，就只能忍气吞声欲哭无泪了。因为在那样一个豺狼当道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即使再上当受骗，也不过是求告无门。
当然，最为典型地表现了殖民统治对于女性之伤害的，还应属他早期的代表作《牛车》。小说中的阿梅正是在全家破产之后，被迫依靠卖身来暂时维持生计的。而阿梅一家的破产，则是殖民主义工业化直接冲击的结果。关于这一点，笔者在第三章中已有论述。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传统农业社会一直维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经济形态，也正因如此，男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在女人和孩子面前也常常以家长乃至“恩人”自居。但是，殖民主义工业化的冲击却使得作为家长的杨添丁丧失了养家糊口的能力。在多次挣扎失败之后，杨添丁终于明白：“在日本天年，以这种牛车为业是绝对不行的。”依靠拉牛车来赚钱以养家糊口的道路，在殖民化的工业时代已经被堵死；因为家境的极度贫困，杨添丁一家连租种地主土地的押租金都无法凑足，想着老老实实做一个佃农，继续遭受地主的盘剥也已不可能。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杨添丁一家可以用来维持生计的“本钱”，竟然只有妻子阿梅的身体。这是多么荒谬而令人心酸的现实：
夏日持续着燠热的天气，宛如从上头盖上一块被烧得通红的铁板。
“你看！那个女人，什么……是阿梅哦。”
不知不觉中，部落的人们传出有关牛车一家人的谣言。
“那家伙啊，可真是了不起啊。是那个哦。”
…………
阿梅装作毫不知情，经过部落时，会和认识的人交谈几句，一点也没有露出从事那种行业的表情。对她来说，维系生命的“钱”比现在的传言更重要。
的确，再也没有比维系生命的金钱更加重要的东西了。名声、道德以及别人的冷眼，都远不如饥饿的感觉更强列而直接。事实上，当人类落魄到只能在饥饿之中挣扎的时候，他也就沦落到了动物般的生活境界；所谓“人”的尊严与荣誉，早就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吕赫若通过阿梅的人生悲剧，向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殖民统治强加于男性头上的社会不幸与灾难，是怎样“理所当然”地转嫁到了女性身上。在一个充满苦难和极度不公平的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所谓的不幸、动荡与苦难，从来就是这样一层层地向下转嫁，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百姓，尤其是那些最弱势最边缘化的女性，除了默默承受之外别无选择。而在任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时代，女人的身体都逃脱不了变为商品的厄运，阿梅自然也不利外。但阿梅的悲剧还在于：女人为着养活男人和孩子而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却又蒙受着最污浊最丑恶的骂名，在屈辱和歧视之中过着更加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就是整个不公平社会的悖论所在：社会在逼良为娼的同时，又以一种虚伪的道德桎梏评判、奴役着处在人生困境中的女性。我们可以发现，阿梅无论怎么做，都难逃有“罪”的宿命：如果面对家庭的灾难坐视不管，那么她对丈夫和子女都不能说尽到了责任，她将愧对丈夫和孩子们；而她要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则只有去卖身，但那样做的结果，同样也要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殖民统治和传统封建统治相结合，就这样把阿梅这类善良无助的年轻女性，推到了人生的绝路上。
总之在吕赫若笔下，女性的苦难与台湾人民被奴役被压迫的殖民地处境，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只不过正像一些台湾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吕赫若在揭示女性悲剧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传统封建势力的性别压迫上罢了。这当然也与吕赫若所处的险恶的写作环境不无关系：处在殖民高压中的吕赫若，在涉及女性悲剧与殖民当局的纠葛时，显然不能不有所顾忌，而采用一些相对隐晦和曲折的象征手法，笔者认为《山川草木》、《逃跑的男人》等作品就是如此，这在后文中将会有所论及。
二、东方女性的审美理想及殖民地人民之象征
有论者曾指出：“两种台湾女性的形象，塑造于日据时期吕赫若的小说之中。第一种形象，是封建体制与殖民制度下被压迫的女性：她们企图挣脱父权的支配，却总是难以成功。第二种形象，则是具备自主意愿的女性；她们勇于抗拒男性沙文主义的文化，并且积极追求属于自我的命运。”陈芳明：《殖民地与女性——以日据时期吕赫若小说为中心》，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8页。应该说这种说法颇有道理，吕赫若笔下这两类明显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命运：一类是生活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属于那种典型的被凌辱被压迫乃至被抛弃的女性形象；另一类女性形象尽管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不幸与人生的挫折，但她们由于接受过一定程度的现代教育，在性格上表现出特殊的坚定成熟、果敢顽强。她们能够坦然面对生活的不幸与挫折，迎接命运的挑战，自主地选择人生的道路。而是否接受过现代化教育和新文化的启蒙，也就成为她们两种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性的分水岭。从这里可以看出，吕赫若显然对现代教育在促进女性解放方面的功用，抱有坚定的信心和浪漫的幻想。总起来看，吕赫若是怀着同情与敬慕的目光交织，塑造着他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如果说对前一类女性，吕赫若不可抑止地充满着同情和悲悯之情，那么对后一类女性，他往往持有一种敬慕